《红尘观史记》系列第23篇

上面这句话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核心意思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友谊，而是一切都讲冰冷冷的利益，而这也成为了大英帝国后来外交的根本性原则。

只不过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说这话底气还是很足的，而如今的英国地位已经相当尴尬，像是之前全民投票脱欧的一幕更是蒙受了巨大的压力，不知道如果那位首相还活着的话会作何评价。

其实这句话倒也并不能说不对，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脱离人情事故的羁绊而客观的对局势做出冷静的分析，这是一项基本的素质，否则就会变成西楚霸王项羽那般“妇人之仁”，鸿门宴的时候当断不断，最后反受其乱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尺度——孔夫子早已经开导过大家“过犹不及”，这一旦把利益二字看得太重而完全不顾人情，那也就脱离了政治家的标准，而变成冷血的政客了，甚至连“人”字的一撇一捺都担不起。

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吴国，也曾上演过这么一幕——一对曾经同病相怜的老乡，同仇敌忾的兄弟，并肩作战的战友，最终分崩离析，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他们就是伍子胥和伯嚭。

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友谊的小船是如何一步步的修筑而成，然后又一朝打翻的。

同病相怜

伍子胥和伯嚭之间其实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咱们先来一一说明一下。

①都是楚国老乡并且都是官二代

伍子胥（也叫伍员）的祖上叫伍举，曾经劝谏过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这也是楚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主，一度曾经击败过强敌晋国，问鼎中原，甚至还打过大禹传下的“九鼎”的主意，所以伍举因功被楚庄王所重用，在士大夫群中也有“直言劝谏”的好名声。

而到了伍子胥的老爹伍奢这一代依然圣眷不减，被楚平王封为了太子建的太傅——这其实等于是未来国君最重要的政治班底，大部分情况之下太傅都是太子最亲近的臣子，一旦登基之后那重用都是必须的，用现代话来形容就是组阁的中心人物。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伍家这一代依然是飞黄腾达，伍子胥也一定会成为楚国的重臣，毕竟知子莫若父，伍奢对这个儿子的评价也是“员为人刚戾忍卼，能成大事”。

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太子建的二师父（少傅）费无忌却不忠于太子而是直接抱了他爹楚平王的大腿，甚至还把本来属于太子的漂亮媳妇儿送给了楚平王，从而引出了他们父子之间的权力纷争。

而在这场纷争之中，身为太子最重要的依仗的太傅伍奢也被牵扯了进去，而且他又对太子忠贞不二，所以只能被杀，甚至还牵连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伍尚。

父兄都无故被杀，这就是伍子胥和楚平王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

而伯嚭也是楚国名臣伯州犁的孙子，为楚国做了很大贡献，所以到了他父亲伯郄宛这一辈就坐了左尹之位（楚国的官制比较特殊，左尹当于其余国家的上卿，仅次于宰相令尹）。

这个级别犹在伍员的父亲伍奢的太傅之上，毕竟这等于是直接对君主负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伯嚭同样也有个光明的未来。

只可惜他同样命运多舛，伯郄宛和身为令尹的囊瓦发生了冲突，结果被灭族。

而说起这位囊瓦也很有意思，他当时正是听了费无忌的谗言（就是上面说过的陷害伍奢以及伍尚的那位）而族灭了伯嚭他们一家，但是事后他发现受骗，又灭了费无忌的全族。

某种程度来说，囊瓦等于是替伍子胥报了仇，但是身为堂堂万乘之国的楚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重权行事却如此草率，本身又非常贪婪，这对于楚国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后来楚国的各种灾难也是缘出有因的了。

顺便多说一句，囊瓦最后也没得好结局，虽然他“间接地”替伍子胥杀了挑拨是否的仇人费无忌，但是伍子胥并不领这个人情，后来追杀楚昭王的时候围了郑国，郑国惧怕就把黑锅都丢到了来此避难的囊瓦身上，逼他自杀。

②都被楚王坑害，然后去吴国政治避难

所以伯嚭和伍子胥一样，都是被楚国害的家破人亡，虽然直接的仇人分别是费无忌和囊瓦，但他们家族也都是楚国的名门望族，若是没有楚王首肯的话肯定也不会被随便诛灭的，因此他们最恨的人都是楚王，最恨的国家也都是楚国。

伍子胥当时背负着“不孝”的恶名千里逃亡，先后去了宋国，郑国，晋国等多个地方，最后各种不顺才被迫去了边远地区的吴国，并推荐刺客专诸帮助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而夺取了王位——也就是著名的吴王阖闾。

而伍子胥也因此得到了重用，成为阖闾重要的助手——“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

而伯嚭出事后听到了伍子胥的事情马上就直奔吴国前来投奔，倒是省了不少力气，也许从这里就能看出伯嚭性格中的一面——从正面说是头脑灵活，反面说就是善于投机。

同仇敌忾

而伍子胥看到伯嚭之后也很同情，也许之前两人在楚国并没有多少交集，但是共同的遭遇和敌人让两人还是很有“同病相怜”的感觉的，他就把伯嚭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做了大夫。

这里也有一些言论说不少人早就发现了伯嚭的“居心不良”和“险恶用心”，认为伍子胥不懂得识人，这才给自己将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所以最后也都是自取其祸云云。

关于这点红尘君却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诸葛亮”恐怕都是事后才出现的，须知当时伍子胥心中只有对楚国和楚平王的熊熊仇恨，一心想要帮助吴国变得强大起来，好去攻打楚国复仇，这时候每一份助力都是很宝贵的，而伯嚭本身也有着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这点和伍家一样，无论是楚国上下还是其余国家，对于他们这种忠臣的遭遇都是极为同情的。

更何况那个时候还属于“世卿世禄”的体制——简单来说就是阶层分明，宰相的孩子往往还是宰相，大夫的孩子也往往还是大夫，而农民的孩子也往往还是农民，各个阶层之间的壁垒还是很森严的。

因此能够得到良好教育的一般也都是官宦世家的子孙，国家挑选官员和人才也都是这个群体之中，毕竟科举制还在一千多年之后呢。

所以伯嚭无论是“政治出身”还是“本人才干”来说都是非常符合要求的，再加上双方同病相怜的原因，伍子胥推荐伯嚭给吴王阖闾非常正常，要是这时候还嫉贤妒能那就不是堂堂伍子胥而是白衣秀士王伦了，对于此事大家千万不要开了“上帝视角”以三十多年后的结果来反推过去，这就太不客观了。

而伯嚭对于伍子胥也是感恩戴德——双方此时同仇敌忾，目标也非常一致，那就是让吴国变得越来越强，然后去攻打仇人楚国，这时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双方都不会有什么矛盾的——说俗点就是处在蜜月期，就算有也是正常的政见和主张的讨论，这非常正常。

就这样两人齐心协力帮吴王阖闾把吴国发展的越来越好，再加上如兵圣孙武等人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做好了伐楚的准备。

而此时的楚国却是每况愈下，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当时执掌楚国大权的是贪婪且草率行事的令尹囊瓦，在吴楚两国的纷争之中，这位老兄妥妥的“猪队友”无疑了，不仅没能帮上什么忙，反而还不断的拖累己方，甚至还因为对小弟唐国和蔡国的欺凌而给吴国送去了两大助力。

《史记.伍子胥列传》：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就这样在两国几年的大战中，每次占便宜的都是吴国，并且终于在吴王阖闾登位的第九年，他们等来了最好的机会，联合受了楚国欺凌的唐国和蔡国一起伐楚，而且这次他们一口气直接打到了楚国的都城郢，吴王大摇大摆的进城，而楚王则是狼狈而逃，强龙终于压倒了地头蛇。

伯嚭和伍子胥的大仇终于得报，而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的伍子胥又岂能轻易善罢甘休？虽然最大的仇人楚平王已死，依然“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才算出了这口鸟气，祭奠了父兄的在天之灵。

然而强大的对手楚国已经倒下，争霸之路并未结束，这次站出来的是邻国越国。

同室操戈

一开始占优势的是越国，也许是击败了楚国让阖闾太过骄傲，也许是在对抗楚国的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力量，所以阖闾在伐越的时候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甚至自己都受了重伤，奄奄一息。

而临终前阖闾把儿子夫差唤来再三叮嘱，孩子，杀你爹的就是越国的勾践，你可千万记住这个深仇大恨，否则老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说完就咽气了，夫差登位，也就是著名的吴王夫差。

所以后世往往都记得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但其实最早尝胆的却是吴王夫差，而他这边有着伍子胥孙武伯嚭这样的重臣，再加上他老爹打下的底子还在，因此仅仅两年之后就得报大仇，大败越国。

《史记.伍子胥列传》：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後伐越，败越於夫湫。

然而就在此时，伯嚭和伍子胥终于出现了争议，而且还是很大的那种，因为伍子胥觉得勾践为人隐忍（很可能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人），绝对是个大患，必须要尽早除掉才行。

而伯嚭却以为天下已定，开始享受人生了，所以受了越国的重贿，开始替越国说好话，而夫差此时对于伯嚭也很信任，这次就听了他的意见，放过了越国。

而这件事也说明伯嚭和伍子胥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双方要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伍子胥仍然希望辅助夫差把吴国变成天下的霸主，击败一切敌人，而伯嚭则没有了大志，反正仇敌楚国也干掉了，他现在只想着荣华富贵，金钱美女。

而这恐怕才是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矛盾，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互看自然越来越不顺眼，开始渐行渐远，甚至互相攻击，这也是朝堂之上常见之事。

而两个人的性格却不同，伍子胥还是就事论事，而伯嚭则发挥了自己头脑灵活，口舌便给的优势，开始在夫差面前搬弄是非，说伍子胥的坏话，说他“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又说他“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等等，让夫差提早下手。

而夫差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于伍子胥的良言相劝根本听不进去——逆耳忠言当然没有伯嚭的甜言蜜语顺耳之言好听了，并一步步的对他疏远。

但是伍子胥因为受了吴王阖闾的大恩，再加上伍家骨子里的那种“耿直和忠烈”，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最终被逼自杀，只能留下一句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而逼死了伍子胥的伯嚭最后也没什么好结局——勾践送给他的那些金银珠宝不过是暂时存放在他这里的而已，后来又连本带利一起拿走了，而这利息自然就是他的命——“而诛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赂”。

然而虽然都是死，夫差临死前却深深忏悔，自觉死后都无颜再见伍子胥的面，后人也多纪念他——比如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并不只是纪念屈原，最早其实是纪念伍子胥的；而伯嚭却身败名裂，还作为小人的典型被后世不停拉出来鞭挞，两人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一样，一个重于泰山而另一个轻于鸿毛。

红尘说

上面说的就是伍子胥和伯嚭相处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同病相怜到同仇敌忾，再到渐行渐远并最后彼此伤害——这其实不仅仅只是私人恩怨那么简单，更多的还是利益之争。

或者换句话说，双方在度过之前十多年的蜜月期之后，志向开始不同了，伍子胥依然志存高远，而伯嚭却被金钱富贵的糖衣炮弹所击倒，只想享受眼前的“一滴蜜糖”。

有人说伯嚭是天生的坏人，从一进入吴国开始就处心积虑的要害伍子胥了，甚至还拿出一位吴国大夫被离来做背书，说他早就看出了伯嚭“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不是个好人，劝伍子胥不要推荐他，伍子胥不听良言相劝，这才几十年后遭到了报应云云。

但红尘觉得这都属于后人的杜撰了——起码也不全部真实，这就像是一件事情已经有了结果，顿时就会出现许多“诸葛亮”出来指手画脚，以表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就连一代名相诸葛亮都没少受这种非议，比如有人觉得他该接受魏延奇袭长安的建议，也有人认为他使用马谡错误至极云云。

其实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在有结果之前作出判断，献计献策者可以畅所欲言，反正说错了也是“其心可嘉”，说对了更是英明无比，而作为决策者却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后果，成功了固然英明神武“鸟生鱼汤”，一旦失败了就是灰头土脸甚至一败涂地，这种压力外人又如何能体会到呢？

所以伯嚭肯定不能算一个好人，但并非天生如此，也不大可能从一开始就对伍子胥充满恶意，他的变化应该是和吴国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自己的日益受宠所导致的，然后和伍子胥的关系也是一步步的发生了变化，这才比较符合人性和常理——这样的情况哪怕在如今都是屡见不鲜，多少好兄弟好朋友好搭档最后都“断交”了，有些甚至还互相谩骂和泼脏水，大部分的原因都还在于一个“利”字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后面双方的交恶就把之前的美好一笔否定，其实万事都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才是客观研究历史的态度，而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而这也是如今许多电视剧电影文学作品甚至评论家的一大问题，那就是掺杂了太多的主观意见，而且还喜欢给人贴标签，主角都是完美的好人，似乎从一出生开始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打算做救国爱民的英雄；而反派却都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也是一出生就打算与世界为敌，做祸国殃民的奸贼——这从演绎和吸引观众来说当然是事半功倍，但对客观事实却显然不够尊重。

其实这世界本来就是多彩的，纯粹的白和黑都很罕见，人世间也是如此，完全的好人和坏人也不多见，大部分人都是随着外部的环境和内心的良知的变化而不断做出选择罢了，伍子胥和伯嚭的恩怨就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