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法家学派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生活于战国中期。通过变法图强，商鞅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史书中，商鞅的个人形象却显得十分模糊，许多人了解他两次颁布变法、徙木立信和最后落得尸身车裂的下场以外，对于商鞅入秦之前的故事就不甚了解了。

事实上，如若按照今天的话语进行评价，商鞅的奋斗历程堪称一例个人素养提升的典型。那么商鞅为何放弃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而选择进入秦国实施变法的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列国格局，以及不同诸侯国的基本情况还是说起。

多元文化氛围浓郁的卫国和贵族卫鞅

商鞅，本名卫鞅，出生于卫国，这是战国时期一个存在感极低的羸弱小国。然而，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因素，卫国在文化上存在很大的特殊性。这个国家的百姓大部分都是商族后裔，武王伐纣以后曾允许纣王之子武庚掌管殷都故土，并统领一部分商族遗民。不过后来在周成王时期，武庚发动叛乱被杀，当时的掌权者周公便将武庚的领地分封给了卫康叔，从而建立了卫国。卫康叔是周武王、周公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所以卫国的公族和上层贵族也就都被周人所占据，统御着下层贵族和平民。比如卫鞅作为卫国的公族，其实就是周王室的血脉。

正是源于这一历史渊源，卫国从一开始就兼具商朝的商业文化氛围和周朝的农业文化因子。除此之外，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北，同时也是当时四方交通的枢纽所在，它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之所，并且还带有一部分游牧文化的影子。正因如此，卫国的多元文化氛围相当浓郁，也只有在这种不同文件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的环境下，它才能最大限度的弥补单一文化的短板，从而成为极具竞争力的氛围。除了商鞅之外，吴起、荆轲、吕不韦等对战国局势影响颇深的人物也均出身于小小的卫国。

除了从小成长于这种多元化文化氛围的优势以外，卫鞅还有一个先天优势，那就是贵族出身。在耳濡目染之下，卫鞅对上层权谋的博弈思维和套路，远远比普通民众更加熟悉。不过，卫鞅并未选择在自己的母国效力，而是很快就前往了其他更加强大的诸侯国。毕竟，卫国的庙还是太小，其国君和朝臣们不思进取，早已腐朽不堪。而要想在烽火连天、诡谲多变的战国时代开创一篇功业，就必须挑选一处值得效力的“良木”栖息。

变法之后国势鼎盛的魏国和丞相助理公孙鞅

卫鞅，公孙氏，之所以被称作卫鞅，是为了突出其卫国公族的身份。然而眼见卫国的现状之后，他选择离开母国，前往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并很快取得了落脚之地。经历了李悝变法、吴起军改之后的魏国，当时是华夏最强大、最富裕的诸侯国，可谓彼时的超级大国。只不过也正是由于国势鼎盛，手中握有大量的钱财和资源，魏国对国内官员的素质要求急剧下降。因为仅凭大量钱财和资源，魏国就可以完成许多工作，个人才能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富裕生活，魏国官场的纪律日趋松弛，上层官员缺乏自律、不讲规矩、任人唯亲的行为愈发明显。

此时的卫鞅离开卫国、来到魏国以后，其所面临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上层开始糜烂的局面。先前大量积累的财富，促使魏国即便被交到能力很低的人手中，也照样能够运转下去，从而产生逆向淘汰效应（即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谁拥有真才实学、并且努力地去做实事，谁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公敌。于是，魏国官场上许多聪慧之人也开始逐渐醉心于比拼人脉和手腕，反而没有精力去琢磨别的事情了。这种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中后期的魏国官场斗争十分恶劣，比如公叔痤逼走了吴起、庞涓逼走了孙膑，即便是惠子也曾因担心好友庄周抢了自己的相位而全城搜捕。

当时的魏国正处于比拼人脉和手腕的状态，卫鞅卫国公族、周室血脉的身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卫鞅还是公孙鞅对于魏国人而言并无区别。当时在魏国打拼的外来户公孙鞅是给魏相公叔痤做中庶子（类似现在的私人助理），按理说经过几年打拼、再经过魏相的推荐就能在魏王面前崭露头角。然而这位公叔痤，恰恰就是当年将吴起挤走魏国的那个人，此人见识到公孙鞅的才能以后，便十分“惜才”的将其留在身边，等同于雪藏起来了，直至即将病故之时，才向魏惠王提到公孙鞅。当然，也正是由于公叔痤对公孙鞅的雪藏，促使其避开了卫国各种政治斗争的冲击。不仅如此，在相府这几年，公孙鞅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潜心研究魏文侯、李悝以及吴起等人留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方针，尤其是李悝留下的那部《法经》。

后来，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举荐，没有重用公孙鞅，毕竟如果仅凭前任国相的一面之词，就对一个先前闻所未闻之人授予重任，那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许多书籍中在阐述公叔痤举荐公孙鞅给魏王的故事时，总喜欢将其烘托称一位鞠躬尽瘁的老丞相为昏君举荐贤臣，昏君不予采纳而后追悔莫及的桥段。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公叔痤的身上，善于政争的他直到临终前才发现自己的门生故吏中难以找到一位可堪重任之人，这意味着一旦自己病故，则公叔家族的利益势必瓦解。不过，也正是直到最后公孙鞅也没有卷进魏国官场的这趟浑水，促使其得以下定决心离开魏国，前往他人生的最后一站秦国。

积贫积弱、期盼潜龙出渊的秦国和能臣商鞅

此时的秦国普遍被中原诸侯所轻蔑，土地贫瘠、国势衰微、文化落后。当时的秦国有一大半的国土都被魏国占领了，秦国首都栎阳（秦献公时期，将都城从雍城迁往栎阳）距离魏占领区不到200公里。除了魏国以外，秦国的南面是楚国、西面是游牧部族，三面受敌，就剩下栎阳、商於、雍城，而这三块地方随时还可能被切断联系。军事上如此糟糕，经济上就更不行了，连连征战、积贫积弱，就连秦国的国君都无法顿顿吃肉。然而，商鞅却从这个国家贫弱的表现中看出来潜力，而这才有了后面佛心鬼手般的手段。

当时的秦国正处于秦献公时期，土地贫瘠、国势衰微、文化落后，长期遭受中原各诸侯的轻蔑。也正因如此，秦献公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并将都城从雍城迁往栎阳，距离当年被吴起、魏太子占据的河西之地不足200公里路程，以彰显自己收复失地的志向。商鞅变法，正是在秦献公的支持下进行的。功成之后，他获得封地商，商鞅之名由此而来。其实，商鞅在秦国颁布的变法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李悝《法经》的基础上，继承并改创出来的。甚至就连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都是模仿了当年吴起的做法。

离开魏国之时，商鞅就已经研习透彻了李悝法家思想的精髓，并最终选择了秦国作为自己施展手脚的空间。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商鞅从这个国家贫弱的表象中看到了深厚的潜力，同时也很清楚秦国的官场阻力远远小于其他诸侯国。当时的秦国在军事上受到东面的魏、南面的楚以及西面游牧部落的包围，迫切需要增强军力；在经济上，由于连连征战、积贫积弱，即便是秦国的国君也无法顿顿吃肉，更罔论普通士兵和平民了。正因如此，富国强兵成为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而长期的贫弱也早已造就了他们坚忍的心。最终，商鞅两次颁布变法，在秦献公的支持下一举扭转了秦国的颓势，即便此后自己身败名裂，却避免了身死政息的下场。

综上所述，商鞅成长于多元化文化氛围浓郁的卫国，加之其贵族的身份，这让他先天就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后来在顶级强国魏国的经历，又进一步助长了商鞅的眼界，并使其有机会近距离研究李悝、吴起等先辈的变法举措。最终，凭借对列国社会结构、官场模式的了解，商鞅最终选择了对招贤纳士、富国强兵最为迫切的秦国，并一举创下千古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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