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国国君昏庸无能，国政被三家公卿（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执掌，史称三桓，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长期主持鲁国国政。

孔子所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季平子家中做文书、管理仓库和马匹的“小吏”，也就是孔子日后所说的“多能鄙事”。之后，季平子宴请鲁国的文人雅士，孔子也在被邀请之列，只由于阳虎的阻挠才没能赴宴。

而随后阳虎的叛乱，诱发了鲁国新一轮的政局动荡，正是在这动荡中，鲁定公痛定思痛，决定扶持自己的势力。于是，孔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一个小县令“中都宰”扶摇直上，做了大司寇，直至“摄相事”，成为鲁国的第三把手，大作为的春天看着就在眼前。

一切都很顺利，但也就因为一切太顺利了！孔子治理鲁国三个月，国政大治，“路不拾遗”。孔子仕途“无可限量”，却成了季氏的心头大患，临近的齐国在经历羞辱的“夹谷会盟”之后，也坚定了削弱鲁国的国策。

各种势力，总是会在同一个目标下合流，无关乎国家和气节。齐国抓住了鲁定公的弱点，向鲁国慷慨地“馈赠”了马匹和女乐，鲁定公很是兴奋，在季桓子的陪同下，整日流连在美色美酒中，“三（多）日不朝”，把国政都忘在脑后了。这时的孔子只有干着急，也隐隐觉得鲁定公并非明君，甚至有了离开鲁国的想法。

直到季桓子在祭祀后故意没有分祭肉给孔子，季桓子的这个做法是想让孔子心灰意冷，而孔子也正找理由辞官不做。这下，心思不同，目标却一致，只有一个字：走。而这一走，就是周游列国的十四年，这十四年的礼遇、驱逐、谋害、饿困，又岂是一个悠闲的“游”字所能概括！

孔子离开鲁国后，季桓子主政鲁国十年，鲁国却没有任何强盛起来的迹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季桓子去世之前，反复自责说：“想当初鲁国差不多就兴盛了，只是因为我得罪了孔子，使孔子离开鲁国，因而鲁国一直都没兴盛起来。”（《史记——孔子世家》）特地嘱咐他的儿子季康子说，我死了，你主政鲁国，一定想法把孔子召回来。

季康子接手权力之后，马上着手接孔子回国，但，当初是季氏怠慢孔子，现在又想请回已然名闻列国的孔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季康子先是以举贤的名义，召孔子弟子冉求回鲁国担任家臣，然后再通过冉求去请孔子回国。这一招确实奏效了，一方面是季康子的盛情，另一方面是孔子周游列国均未得到重用，再加上年老思家。又一次，孔子与季氏一拍即合：回。只不过，上一次是离开鲁国，正是壮心不已，这一次却是回到鲁国，却已然白发苍苍。

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的岁月，回到了故乡鲁国。虽不能主政，但季康子也对孔子礼敬有加，多次向孔子问政，我们所熟知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所不欲，虽赏之不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都是孔子对季康子问政的答语。只可惜，位高权重的季康子只想获得“尊贤”之名，并没有采纳孔子的“仁政”思想，仍然横征暴敛。于此，孔子看在眼里，也不好直接批评了，只能拿冉求撒气，甚至不认冉求这个弟子。自己年事已高，且权臣并不打算践行自己的主张，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笔削《春秋》，整理礼乐，使“雅、颂各得其所”。

季氏三代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均比较赏识，也非常希望孔子能为自己所用。孔子也愿意用自己的才学为鲁国出力。在季孙氏掌权的情况下，孔子的命运必然地和季孙氏密切相关。在孔子当上中都宰以至大司寇、摄相位之时，有着季桓子推荐的作用。而被迫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则也是季桓子的私心所为。季桓子死后，迎孔子回鲁国的，则是季康子。

这三代人，都是为自己的权势着想，让孔子扶摇而上，却又让孔子颠沛流离。却也因为如此，经历过重重磨难，反而成就了“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一路上，看着是历史开着孔子的玩笑，让孔子郁郁不得志，最终，正如“仪封人”所预言的那样——“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一切，其实是自强不息得到的天命。

有时候，天命就是这样，它需要你有“天行健”的性情，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一旦符合，天命就彰显，一旦退缩，天命就隐而不现。或许，人一生中所遇到大大小小的安逸、困难、磨难和诱惑，其实，只是上天出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