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在这其中当属“义者”让人动容，他们遵从内心，做事皆为大义，这种“义士”精神何时出现？

如果从《春秋》的角度而言，义士是一种“偏执”的存在，他们为了自己心中信念，在事与愿违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就义，甚至会携带家庭老小一起就义，这种独特的文化以及人格的形成，在其背后是儒家思想畅行，道德远远高于生命，但这其中的道德包含着众多。

在历史中有很多忍辱负重的忠义之士，这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公孙杵臼和程婴，而这段故事还被改编成京剧，名为《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是一段正史而非文学杜撰，在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有一篇名为《赵世家》的作品就完整记载了这个故事。

或许从这个事情中，能够看出古往士者所看重的是什么。

赵穿杀灵公，赵盾树政敌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暴虐无道，朝中大事都有赵盾掌权。灵公很讨厌赵盾，害怕他权力过大而废掉自己，于是派人暗杀赵盾。而被赵盾救过的一个卫士反戈帮助赵盾逃跑，赵盾还未跑出国境，赵盾家族的赵穿已经杀掉灵公另立晋成公。这个举动让赵盾极为被动，朝中的政敌越来越多。

赵盾重新执掌政权，遗留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灵公虽不是他亲手所害，但他既没有离开国境，赵穿又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有的史书上说是关系是堂兄弟，有的史书则为堂侄），国君被杀他有洗不去的嫌疑，至少说不清楚，这导致赵盾树立的政敌很多。另外灵公死后，他回来主政却不替国君报仇，杀人者是否受他主使更加令人怀疑，在此之下为他后期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晋景公三年，赵盾刚刚病死，其政敌屠岸贾开始难为赵家，他说：“赵盾虽然对杀人这件事不知情，但事情是由他而起，他是杀人的首领，做臣子的杀君主，子孙却还在朝为官，用什么来惩处这种犯罪？请杀掉他们全家。”历史上灭族的传统起于何时难以追溯，在儒家思想中，个人行为亦是代表家族行为，在这种渊源之下，往往因为个人错误会拖累整个家族。

惨遭灭族

赵氏家族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居岸贾再凶也不敢杀到王室头上，而他的老婆已有身孕。果然屠岸贾与被他煽动的诸将，包围了赵氏的封地“下宫”，把赵朔以及他的叔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人全部株连。

赵氏家族竭尽全力保护家族最后一名成员，他名为赵武，他的母亲在宫中产下了这个男婴。屠岸贾当然听到了风声，于是派人在赵朔夫人的宫中搜索，但是没有找到。

赵氏家族的灭门必然会有人站出来挽救，只不过这种挽救分为“曲线”和“直线”两种方式，士者大多数是义气和头脑并存者，而并非山野间的莽夫。

赵朔有两个门客，分别是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忠诚于赵朔，决定拯救这个孩子，于是赵氏孤儿的计划产生。他们把别人的婴儿穿上了赵氏标志的服装，于是公孙杵臼和程婴带着这个婴儿假装躲于山中，程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跟找寻赵氏孤儿的诸将说:“我不愿再抚养赵氏孤儿啦，谁给我钱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在哪。”

结果事情按照他们的设计在运行，公孙杵臼逼真似的大骂程婴小人，卖主求荣，然后替假孤儿求情，于是他与假孤儿同赴黄泉。真的孤儿保住了，程婴悄然带到山中抚养。

忍辱负重的义士精神

后来的京剧《赵氏孤儿》中，为了突出程婴的形象，把假婴儿说成是他的儿子，当然这符合道德，但却不符合史实，因为天底下没有如此之巧的事，而且程婴的夫人在伤痛之余，是否能隐好这个秘密也未可知。

在如此间匆忙的时间里，要迅速而且不留痕迹地，找到一个刚刚出生的男婴，除了花钱买弃婴别无他法，特别是在奴隶制社会体系下，人的生命有明确的等级和价格，因此程婴完全可以隐瞒身份而不会惊动官府。

在此过程中，程婴必然是痛苦的，从内心而言他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慷慨就义远远要比忍辱负重轻松，在他内心中，将赵武抚养成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程婴选择继续忍耐，一晃十五年过去，最后晋景公病重开始反思自己，开始寻找赵氏的后代，此时程婴正好把赵武交到了皇室，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期间的痛苦与对主公以及朋友的思念，只有程婴自己知道。

赵家重新走向了巅峰，当赵武行完成年人礼后，程婴彻底完成了当年与公孙杵臼的约定，他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

能够自我选择离去，在某种时候对是一种奢求，可以想象在保护赵武的二十年里，程婴面临的是举国上下的不齿。他一方面战战兢兢地抚养着孤儿，一方面忍受着他人的指责，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还必须兑现对公孙杵臼的承诺，以及对赵朔的朋友道义，虽然这两个人已经离去，但对他而言，曾经的诺言依旧存在。

此时我们应该十分明白，从程婴的身上我们至少看到了他的忍耐和重诺，他并不畏惧死亡，但是他要忍辱负重到最后一刻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如果说伯夷、叔齐代表了一种对信仰的执著追求，那么程婴和公孙杵臼就体现了传统义士中义气与忍耐的一面，当然这也属于道德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