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像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纷纷崛起称霸，作为维护周王朝统治秩序的上层建筑周礼遭到挑战，我国古代社会进入大变革时代。

这种社会大变革，在政治上表现为诸侯开疆拓土、相互征伐，大国兼并小国，最终形成了春秋五霸争雄和战国七雄并峙的割据局面，周王室的统治分崩离析，摇摇欲坠。

这种社会大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百家争鸣、诸子林立的思想极度活跃、文化极度繁荣局面的形成。

“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直接导致了周礼的衰微和“礼崩乐坏”。人们的思想挣脱周礼宗法等级观念的束缚，代表各个阶层、阶级诉求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对这种社会大变动表明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于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我国思想文化史进入思想大碰撞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在这一时期璀璨的思想天空中，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绝对算得上一颗耀眼的星辰。

与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等学派领袖不同，邓析具有多种面目、多重身份。他的体制内身份是郑国大夫，实实在在的国家高级公务员；同时他还是与惠施、公孙龙齐名的名家创始人，号称诡辩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立法者、第一个普法者和第一个讼师，即中国律师的祖师爷。

子产铸刑书于鼎

邓析的五重身份，奠定了他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地位，尤其是后三种身份成就了他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却也因此要了他的命。

第一重身份：郑国大夫，体制内国家高级公务员。

《礼记》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可见，从夏朝开始，大夫就是介于卿和士之间的一种官职和爵位，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得来并且是世袭的。因此邓析作为郑国大夫，属于贵族阶层，是体制内真正的国家高级公务员。

然而，作为郑国大夫，邓析的政绩似乎没有可圈可点之处，相反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对抗当时郑国执政官子产的政令法规上，处处与子产对着干。

据《吕氏春秋・离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就是说，作为大夫，邓析不但不维护执政官子产的权威，不执行子产的政令，而且想方设法处处对抗处处拆台。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子产执政时，郑国人经常把批评朝政的文书张贴悬挂起来，以这种方式议论政令得失，子产下令禁止“县书”；邓析就教人把意见写在信上直接送达官府；这种“致书”的办法又被子产下令禁止，邓析又想出把意见书藏在其他物件里传递的“倚书”办法。就这样，子产不断下达禁令，邓析见招拆招、应对之法无穷。

面对邓析这个桀骜不驯的下属，子产的态度如何呢？

“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这里邓析的行为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丢掉了卿卿性命。

关于子产杀邓析一事，虽然《列子·力命》《吕氏春秋·离谓》《淮南子·汜论训》《盐铁论·疾贪》等古籍均有记载，但笔者更认同《左传》里邓析被姬驷歂所杀的记载。

《左传·定公九年》记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子产公布成文法

此外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等也对子产杀邓析一事提出质疑。据近代学者钱穆考证，《左传》定公九年邓析被杀时子产已死去二十一年了，因此钱穆也认同“驷歂杀邓析”说（《先秦诸子纪年·邓析考》）。

无论如何，邓析被执政者所杀，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重身份：名辩之学的倡导者、“名嘴”邓析高超辩术的秘诀。

邓析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先驱。名家以逻辑思维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善于论辩而著称，因此，擅名辩之学者也称“辩者”“察士”。

邓析思想敏锐、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是春秋末期“辩者”之泰斗，辩术高超，借用现在一个流行词，堪称全国第一名嘴。邓析名嘴一开，词锋所指，所向披靡。

那么邓析的高超辩术有什么秘诀呢？

一是“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即善于换位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件事，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是关于邓析“两可说”辩术的一个经典案例。

尸讼案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年新郑境内的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郑国富人，尸体被一个人打捞上来。富人的家属想赎回尸体埋葬，可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很高。富人家人就找邓析想办法，邓析说：安心等着，对方只能卖给你，因为除了你，再没有人会向他买。过几天那人自然会降价的！富人家人听了邓析的话，就耐心等着。

富人家不来买尸体，捞到尸体的人就犯愁了，就来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要急，对方只能在你这里买到那具尸体，你一文钱也不要少！捞到尸体的人一听，心里也踏实了。

这个案例展示了邓析无与伦比的思辨能力。同一件事，邓析却推出了两个截然相反但却都言之有理的结论。这种看似厉害的辩术的秘诀，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法。

邓析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世人，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同一件事就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裁决者应懂得换位思考，尽可能找到兼顾双方的利益的平衡之法，才能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

二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即辩证思维的萌芽。

名嘴邓析的高超辩术最为人诟病的除了“好治怪说、玩琦辞”，就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了，时人以为混淆是非、愚弄百姓而冠之以诡辩术。

但仔细分析，笔者以为，邓析这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辩术，看似“是非无度”，却蕴含着朴辩证思维的科学元素，恰恰是邓析思想中最可宝贵的。

我们知道，辩证思维是以发展变化的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它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逻辑思维相对立。以辩证思维观察事物，同一时间里事物可以存在 “亦此亦彼”“亦真亦假”的情形。

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说的就是河水是流动的，虽然河还是那条河，水却不是原来的水。

辨证思维是认为世间万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种世界观。所以辨证思维模式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常以全面的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以片面的静止的眼光看问题。

邓析私制竹刑

从这个角度来看邓析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辩术，其实是以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事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在他眼中，是非对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为非、非可以为是，是与非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非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正因为邓析娴熟运用辩证思维模式，所以他总是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因此邓析的辩术就给人一种“好治怪说、玩琦辞”的怪诞感觉，但却总能“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怪而有理，令人信服。

第三重身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立法者，“竹刑”制定者。

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历史时代，法律完全由贵族统治阶级掌控，平民百姓一直不知道法为何物，更谈不上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直到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官子产“铸刑书”后，法律才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公之于众。

子产此举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比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公布早了约一个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首创。

子产的这一壮举，当时遭到了很多批评。保守派晋国名臣叔向批评子产铸刑书违背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传统。

主张彻底否定周礼、实行法治革新的激进派邓析对子产的改良周礼不够彻底也表示不满。

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认为“先王”及其“礼义”并非不能改变的圣物，“先王”的所作所为，“礼义”的宗法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先王”不值得效法，“礼义”不见得正确，那么从现实出发制定新法，便是必然的、正当的。

竹刑

于是邓析做了一件在当时来说震古烁今的大事：“欲改郑所著刑制，不受君命而私造竹刑”。就是说邓析为了反对子产所铸的刑书，在没有受到国家命令的情况下自己私自制定了一部“竹刑”，用以对抗子产体现礼治的“刑书”。

邓析把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刻在竹简上，因此称为“竹刑”。竹简比铜鼎便宜又便于阅读传播，因此“竹刑”在民间广泛传播大受欢迎，使法律开始走向民间，走向民众。

第四重身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普法者，聚众讲法。

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公布成文法，使过去秘而不宣的刑法条文人人所知，为人们研习法律与诉讼创造了前提，从而出现了民间研究和学习法律的现象。

邓析对法律条文很有研究，顺应人们研究法律的具体规定和运用的趋势，邓析聚众讲学，招收门生，直接讲解、传授法律方面的知识和诉讼的方法，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法律培训者和普法者。

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讲解法律时，总是站在与子产的“刑书”相对立的立场上，驳难其原则与规定，引导人们利用刑书的漏洞为自己争取权益。因为邓析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与执政者的看法相反，同时也因为他运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能够把握法律的具体规定，有关名词概念以及案情事实，巧妙地加以推衍。因此邓析普法效果非常明显，大受民众欢迎，来向他学习法律诉讼的人多得不可胜数。

第五重身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讼师、律师行业的祖师爷。

子产公布成文法后，社会上就出现了专门研究法律的具体规定和运用、帮助人们打官司的讼师，邓析就是当时讼师中最出色的代表，是我国律师行业的祖师爷。

邓析不仅传授法律知识，讲解诉讼技巧，还亲自参与诉讼实践，帮着老百姓打官司。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灌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个信息。

一是当时诉讼很盛行，老百姓打官司很普遍。这说明子产公布成文法和邓析制竹刑的先进性，同时也看到邓析普法效果很好，“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二是邓析做律师帮人打官司或开展法律咨询是收费的。“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邓析按照按照案件的大小与复杂程度收取不同费用，复杂难办的大案件收一件外衣，简单好办的小案子收一条短裤。

邓析聚众讲法

三是邓析是当时业界翘楚，名嘴一开，官司必胜。他凭借“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辩证思维，不仅使“可与不可日变”，而且达到了“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的地步。一句话，只要邓析出马，没有赢不了的官司。

邓析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律师的活动，在中国法制史上首开律师先河。他的做法和经验被后来的法家所继承，成为“法治”学说的组成部分。

在邓析的倡导下，法律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郑国兴起了诉讼浪潮，催生了讼师这一行业的出现。但邓析的思想和行为太超前，遭到了当时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认为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于是公元前501年，为了维护国家纲纪，执政大臣驷歂将邓析杀害。然而，邓析虽然为自己的法律理想献出了生命，但他的《竹刑》却被国家采用，在郑国得到推行。

在春秋时期天与人、礼与法的思想对抗中，邓析以一己之力制定竹刑、劝人诉讼、聚众讲法、甘为讼师，最后以身献法，无愧为我国法家学派响当当的先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