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孔安国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后，后世多以为是，但仍有人疑为子夏，争议至今。那么，子夏究竟是不是《左传》的作者？

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孔子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左丘明与子夏确有相似之处。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左丘明者，左丘人也，晚年失明。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两人相互敬重。而子夏也曾受业孔子，居于鲁国，有很高的文史造诣。为证明《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就是子夏，有人从“左氏”说起——春秋时，卫国有地名为“左邑”，又叫“左丘”以及“左氏”，子夏的弟子吴起就是“卫左氏中人”，子夏很可能也是左氏或者左丘人。子夏晚年失明，司马迁写道“左丘失明，厥行国语”，《国语》也是左丘明所著，而子夏恰恰就是晚年失明。

笔者以为，子夏极有可能就是《左传》的作者。

子夏比左丘明更熟悉《春秋》。徐彦《春秋公羊傅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子夏受业孔子，是儒学大师，善于治史，后到晋国。徐中舒先生说，战国初期魏国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西河距魏旧都安邑甚近，是魏文侯筑馆优礼子夏之所，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如以魏国的西河与齐国的稷下相比，它比稷下还要早过八九十年。而子夏又是传习《春秋》的大师，是故《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从《左传》看，其作者对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但作者只看到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期的作品。《左传》不但成书于公元前351年以前，而且当时即已在三晋流传。

子夏对鲁国史料非常熟悉，也占有足够多的鲁国史料。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居住在鲁国，他不仅为孔子搜集各国史料，协助孔子编纂《春秋》，而且还在鲁国为官。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莒父，是鲁国城邑，在今山东莒县境内。子夏曾做莒父的总管。由此可见，左丘明具备的鲁国史料，子夏也同样会具备。

子夏对晋国史料的占有，则是左丘明所不及的。孔子去世后，子夏来到晋国，后受到魏文侯的礼遇，以子夏为师，这使得子夏有条件得以掌握更多的三晋史料，而则是左丘明所不具备的。不仅如此，子夏对西周及以前历史资料的占有及运用更非左丘明可比。《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有学者认为《夏书》《商书》《周纪》以及记载诸侯国历史的书籍也是“周赂”即财物，“尽取周赂”，史书不会独存。东周的王室没能继承周之财物（指《周纪》等史书），于是，在遗史的传承，或者只是在对周赂的记忆基础上，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执笔编写史书，这就是《书》和《诗》，其真实性、可靠性不高。《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晋献公不仅得骊姬，而且一定掠走了犬戎曾尽取的“周赂”，包括盗掘汲冢发现的《乘》（晋纪）、《周纪》以及古周时玉律及钟磐等等财物，而后世魏在三晋分家时占有了“周赂”。《左传》熟谙上古，旁征博引，贯通分析，与子夏得以充分研习“贿赂”也很大关系。

子夏与孔子的性格和思想不尽相同，因此，《左传》并不是对《春秋》的图解，而是反映了子夏自己的思想观点。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认为可以结交的人就去结交，不可以结交的人就拒绝他。孔子过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夏和子张各为一派。子夏狷介，是非分明，讲求“君子为己，同气相求”，与孔子“宽容济众”“泛爱众”的思想不相投合。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提出广博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趣；恳切地提问，多思考现实，仁德就在其中了。与孔子相比，子夏更关注现实问题，更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孔子编纂《春秋》，以周礼为准则，讲求春秋大义、微言大义，溢美掩恶同时存在。《左传》价值取向虽与《春秋》相同，但在史记和评论上，《左传》更客观。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在大是大非上绝不能含糊，评价人和事要看主流，而不纠缠细节，求全责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子夏深得中庸之精髓，评价人物会更客观。

子游曰：“子夏之门”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子夏的学生不成大器，根本东西没学到，只能做些洒水扫地、接待客人、应对进退这样末节的事。子夏很反对，他认为：学术犹如草木，是要区别为各种各类的。君子的学术，不可以歪曲，能有始有终，按次序教授弟子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表明子夏不是一个默守陈规、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人，这也是《左传》比《春秋》更切事理更具文采更耐读的原因之一吧。

以子夏的博学和通达，对老师孔子删改《春秋》，整理《诗》，未必完全认同，一定有自己的思法。比如，孔子删编《诗经》。孔子生活在王纲解纽、诸侯纷争、杀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西周末期，他孜孜不倦地传承道统，梦想恢复周礼，光大古代文化，匡正世风。因此，孔子删编《诗经》，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宫礼乐为标准，是一种“文化提纯”。其结果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被删去，十五国之外的民歌也被删去，甚至曾作为最早部落联盟盟主的东夷虞族之颂诗《韶》乐、中原夏族之颂诗《虬歌》也都被删去。今存《诗经》中的颂诗，仅存“商颂”“周颂”“鲁颂”。孔子还以理性的自负，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来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进行了历史化改造。颂诗、史诗中本应是天体崇拜与祖先崇拜并重，但孔子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取向，将图腾神话、天体神灵几乎删减殆尽，只是稍稍保存了极其简化了的“玄鸟生商”“履迹生子”图腾神话，祖先崇拜部分虽多有保留，但也大多理性化、人间化了，失去了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同样，子夏作《左传》也有正本清源之意。

有人也指出《左传》作者是子夏的其他或有证据：1、《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孔子以及孔子弟子的记述，不仅大量记载子贡的事迹，甚至包括“樊迟作为勇士，和有若加入敢死队”这样的并不重要的事情。从《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恰恰子夏和他们关系不错，而如果是鲁国太史，他会记载孔子那些不知名的弟子吗？2、《左传》作者与孔子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不仅仅是一般弟子那么简单。《左传》中大量引用孔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语，证明作者曾经跟随孔子修《春秋》。如果是鲁国太史，他如何知道孔子怎样评价各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呢？3、《左传》的才华四溢，显示作者的才华非常出众。事实上，子夏的才华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论语》中就曾这样记载，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由此可见，子夏为《左传》作者的可能性极大。但《竹书纪年》的作者肯定不是子夏，有可能是子夏之后的传人所为。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竹书纪年》与《春秋》《史记》记载迥异之处，突出表现在：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益和启谁夺王位。《纪年》说启夺益王位后，“益干启位，启杀之。”3、文丁杀季历。4、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竹书纪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首先出现于战国初期的魏国而不是其他诸侯国，是综合因素促成的。

一是时势使然。战国初期，魏文侯重用法家始祖李悝变法，改革政治，完善法制，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使魏国开始强大起来。魏文侯、魏武侯二世，任用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制约赵国，攻灭中山国，东败齐国，奄有秦之河西之地，开拓了大片疆土。魏惠王奋二世之余烈，在加紧进攻宋、卫、韩、赵的同时，于公元前344年因“攻大而令于天下”首先称王，召集逢泽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世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这正是魏国编纂通史的重要原因之一。《纪年》记夏、商、西周的历史，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独记魏事，继统观念即在其中。魏襄王时国势渐颓，统一大业终成泡影，这也许正可解开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何以《纪年》只写到二十年就写不下去以及襄王死后即以之为殉葬品而悄悄埋入墓棺之谜。当然，也可能是襄王继承先人之志，令史官或学者编述此书，生前所好，死后从葬。

二是传统使然。魏国有治史的传统和学术基础。徐彦《春秋公羊傅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子夏受业孔子，是儒学大师，善于治史，后到晋或魏。徐中舒先生说，战国初期魏国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西河距魏旧都安邑甚近，是魏文侯筑馆优礼子夏之所，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如以魏国的西河与齐国的稷下相比，它比稷下还要早过八九十年。而子夏又是传习《春秋》的大师，是故《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从《左传》看，其作者对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但作者只看到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期的作品。《左传》不但成书于公元前351年以前，而且当时即已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明证。《春秋》之后，史部出现《左传》这样的重要著作，表明史学在战国初期有了较大发展。《左传》由魏国学者编写，说明魏国有编纂史书的传统和学术基础，这是《纪年》这部编年体通史首先产生于魏国的有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可能是魏国学者私人所撰编年体通史，可这就更看出魏国编纂史书的传统与学术基础在《纪年》成书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三是优势使然。编纂编年体通史，需要广博的史料，而魏国在史料占有上独有优势。周幽王在位时，西周国势已颓，戎狄恃强，屡侵王畿，军事斗争形势严峻；三川皆震，河水竭，岐山崩，自然灾害严重；幽王无道，远君子、进小人，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之徒，如以虢石父为卿士治国理政，国人皆怨；幽王又宠爱褒姒，“坐则叠骨，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成天饮酒作乐，滥施淫威。周王室危机四伏。

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伯般或伯盘）为太子。但幽王的王后本为申后，申后的儿子宜臼早已立为太子。幽王便想废掉申后和宜臼，改由褒姒和伯服代替，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然而，幽王一意孤行，于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褒姒则为王后。褒姒得势后，更与一群奸邪小人勾结，惑乱朝政，迫害忠良。

申后的父亲是申国国君，申国是周朝分封的汉水流域上游的重要封国，国力强盛。申后在宫中受到迫害，太子宜臼则逃往申国避祸。幽王听说宜臼逃到申国，便兴兵讨伐申国。申侯忍无可忍，于幽王十一年联合缯国和犬戎，发兵进攻镐京。犬戎军队和申缯军队分别从西、东两个方向杀向镐京，幽王急令点燃骊山烽火，但由于他曾烽火戏诸侯，诸侯没有派兵勤王。犬戎和申、缯军队攻入镐京，幽王和褒姒带着珍宝逃至骊山山脚下，犬戎军队追击幽王，幽王和伯服被犬戎所杀，褒姒被俘。

幽王既死，“先是，申侯、鲁侯及徐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以奉周祀。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为携王。“以本非適，故称携王”。周二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即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

“犬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周幽王以前的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殆尽。一种可能是为犬戎所焚烧化为灰烬。《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镐京，祸且不测，朕欲迁都于洛何如？’今宫阙焚毁，营建不易，劳民伤财，百姓嗟怨。”戎狄不识礼义，毁宫焚书，并不出人意外。

一种可能是为犬戎劫掠一空。《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有学者认为《夏书》《商书》《周纪》以及记载诸侯国历史的书籍也是“周赂”即财物，“尽取周赂”，史书不会独存。东周的王室没能继承周之财物（指《周纪》等史书），于是，在遗史的传承，或者只是在对周赂的记忆基础上，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执笔编写史书，这就是《书》和《诗》，其真实性、可靠性不高。

西周馆藏史书为犬戎劫掠的可能性最大。专家推测《竹书纪年》的部分史料来源是犬戎。《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晋献公不仅得骊姬，而且一定掠走了犬戎曾尽取的“周赂”，包括《夏书》《商书》《周纪》《乘》（晋纪）以及记载其他诸侯国历史的书籍。而后世魏在三晋分家时占有了“周赂”。《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魏独占“周赂”，为其编纂编年体史书创造了条件。

为何说《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子夏门人而不是子夏呢？

陈梦家说：“纪元后279年——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年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

子夏比孔子小44岁，也就是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而子夏出生于507年。而孔子去世于公元前479年，此时子夏28岁。孔子去世后，子夏来到晋国，受到魏文侯的礼遇，而魏文侯在位50年，终于公元前396年，此时子夏应该是111岁。如果魏武王公元前370年去世时，子夏还在，子夏应该是137岁。而《竹书纪年》记载有魏襄王的事迹，以魏襄王刚即位（公元前318年）计算，子夏应该是138岁，不可能长寿到如此地步。如果《竹书纪年》所记魏国史下限为公元前297年，那么，子夏应该是210岁。由此可见，子夏根本不是《竹书纪年》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