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分裂后，其王室势力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居重臣之位的范、智、中行、赵、韩、魏六卿势力。范氏、中行氏，首先为以智氏为盟主的四氏联军攻灭。智伯荀瑶是春秋末期晋国涌现出来的一位才干出众，智谋过人的领袖，是荀氏家族第五位，智氏家族第三位正卿。在其执政期间，热衷于扩大智氏家族势力，使晋国朝政呈现出智氏一家独大，力压三卿的局面，已具备独代晋宗的一切物质条件，却最终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智氏灭亡的原因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贪而愎”。也就是智伯聪明、坚强、果毅，能力有余，但不够正直、公道、仁厚，德性不足；贪得无厌，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宣子说：“智宵也刚愎凶狠。”智果回答说：“智宵的凶狠在表面，智瑶的凶狠在心里。内心凶狠要败坏国家，表面凶狠并不要紧。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等到智氏灭亡时，只有辅果一支保全下来。

智伯经常暴露出其骄横的本性。晋出公九年(公元前466年），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智伯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赵襄子则用外交辞令推脱说：“主人在这里，我岂敢先于主而抢功，还是您先来吧！”智伯气愤地骂道：“你相貌丑陋，又懦弱胆怯，为什么成了赵氏的继承人呢？”赵襄子回答说：“因为我能够忍受耻辱，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害处吧！”

四年之后，智伯与赵襄子再次一同率兵讨伐郑国，智伯醉酒之后，强灌赵襄子喝酒，遭襄子拒绝，智伯竟将酒杯扔到赵襄子脸上。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赔礼修好，反而在回国之后，向赵简子建议，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如此专横的行径，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甚深。

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更加不可一世。他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有人进谏，说这样做恐怕招夹祸患。智伯大言炎炎，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宗的命脉操纵在他的手里，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过高地估计自己，而低估了赵、韩、魏三家的力量。

同时，智伯的贪相和野心充分暴露。智伯建造的宫室很华美，他的家臣士茁晚上到智伯那里。智伯曰：“室美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西周礼制的核心是社会尊卑等级制，不仅规范人与人之间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也按照社会等级规定了建筑不可僭越的营造法式。“器以礼藏”，建筑是礼的物态表现。引申而言，“室”在西周春秋时代，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宗法血缘体，智伯借以炫耀氏族势力强大。智伯建筑宫室僭越礼制，是野心膨胀所致，发展下去会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家臣深感不安和恐惧。

智伯假借晋侯之命，巧以恢复晋国霸业为由，公然向韩、魏、赵三家各索要土地一百亩和一万家户口。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然而，赵氏却是一个钉子户，赵襄子怒斥智伯，说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凭什么送给人！拒绝献出智伯索要的蔡、皋狼之地。

智伯极为愤怒，调动智氏军队，并邀请实质是命令韩氏、魏氏一起出兵，征伐赵氏，同时允诺没收赵氏领地后，由智氏、韩氏、魏氏共同瓜分。韩氏、魏氏虽对瓜分赵氏土地不敢抱以期望，却也在被迫之下出兵协战。赵氏凭借城池坚固，粮食充足，死守晋阳，联军攻城三月无果。丧心病狂的智伯竟然引汾河之水猛灌晋阳，城中百姓溺死无数。后来由于联军围城长达三年，造成城中粮食极度短缺，一些百姓不得已“易子而食”，原本驯良的晋阳百姓有了即将造反的情势。赵襄子知道要是再打不开这样的困局，结果只有毁灭一途。经过分析，赵襄子决定派人暗中向韩氏、魏氏做说服工作，说明赵氏被灭之后的灾祸就会轮到他们的头上，只有三氏合智合力对抗智氏，才能共存共荣。韩氏、魏氏本来就对智氏怀有愤恨和戒心，遂决定反戈一击。赵氏利用大堰蓄水和人工掘堤的办法，实施反方向灌水作战，结果被拦截的汾河之水以万马奔腾之势冲进智氏阵地，韩氏、魏氏军队同时从敌军两翼发动突袭，赵氏军队也趁机打开晋阳正门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敌营。智氏军队一败涂地，不可一世的智伯见大势已去，遂乘坐木筏逃跑，刚到河边，就被赵氏伏兵擒获并斩杀。智氏就这样被灭掉了，土地被赵、韩、魏所瓜分。

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赵﹑韩﹑魏共灭智氏。智伯家臣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谋刺赵襄子，未遂，伏剑自杀。

豫让先侍奉范氏，后侍奉中山氏，但都默默无闻，没显示出文韬武略，与普通人无异，因此，范氏、中山氏也只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用豫让自己的话说：“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但豫让认为，“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也就是说，范氏、中山氏像对待普通大众那样对待我，我就像普通大众那样为他们做事。这就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在范氏、中山氏看来，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论功行赏，无功不受禄，乃天经地义，世上哪有事功微微而名利汹汹的道理；豫让却不以为然，话语中暗含：只有先行重用、厚遇自己，自己才能有所作为。两者暗中较劲：一方强调先取后予，只有先作为，而后方可重用厚遇之；一方则坚持先予后取，不给名利不作为。相持不下的结果，是豫让再次跳槽，成为智伯的家臣。豫让在智氏地位、待遇都很高。豫让不无炫耀地对人说：“出门让我坐车，进门给我足够的供养，大庭广众，必然对我施以礼节，这是以国士来待我呀。以国士待我者，我也以国士的水准为他办事。”

明代大臣方孝孺在《豫让论》中指出：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士对待他，国士就是救国之士嘛！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纵欲肆暴之时，做为国士的豫让，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谆谆地告诉他：“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应互相争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人家不给，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人家给了，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气忿必定会争夺，争夺必然会失败；骄纵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灭亡。”如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冒死进谏，或许会使智伯醒悟，采取正确的策略，保全智宗，守其祭祀。可豫让在当时，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由此看来，豫让是不够国士资格的，也难怪范氏、中山氏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王安石亦曾说过，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

其实，豫让选择侍奉智伯本来就是错误的。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认为，智瑶才胜于德，选择他为继承人，智氏宗族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但豫让目光短浅，容易被假象所蒙蔽，缺乏深远的预见性，仍以侍奉智伯为荣光。

智氏被灭，赵襄子把智伯的头盖骨涂漆后做成了酒器，每逢大宴宾客的时候，就特地把它摆出来，以表示对智伯的极端仇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他先是改换姓名，混入罪犯之中，怀揣匕首到赵襄子宫中清理厕所，因行迹暴露而被逮捕。审问时他直言：“欲为智伯报仇！”赵襄子觉得他忠勇可嘉，将他释放。

豫让获释后仍不甘心，他将漆涂在身上，使皮肤肿烂，剃掉胡子眉毛，同时吞吃炭块，致嗓子变哑，使人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豫让摸准了赵襄子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埋伏在一座桥下，赵襄子过桥坐骑受惊，怀疑桥下有行刺之人，而且这个刺客很可能就是豫让，于是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又是豫让。赵襄子虽为他忠心报主的行为所感动，但又觉得不能再将他放掉。豫让知道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任务，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其象征性地刺杀几下，以示为智伯报了仇恨。赵襄子应允，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豫让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后，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自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