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分历史票友眼中，元朝存在的意义是历史的倒退，只有被“骂”的份儿，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它是异族入侵，因为“非我族人，其心必异”，所以一定要骂。

但是他们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所有民族共同的历史，不是某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

中原人能够当皇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后金人建立的清朝凭什么不能混一天下。

你既然认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非汉人坐不得封建社会的天下之主。

元朝的贡献

后人对元朝的偏见，来自于古代文人思维短视，或者说是一种偏见。

各种对元朝历史的著作，大多带着一种中原正统的潜意识去解读。

然而，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元朝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存在时间只有90多年的人类头号帝国，其实相当优秀。

1.稳定版图

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本事，想在文明的对抗中站稳脚跟是很难的。

元朝的军事力量应该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后盾，它对华夏文明开疆拓土的贡献也是首屈一指。

正是因为元朝的出现，华夏文明的版图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安定。尤其是对西北边疆的开发和稳定，元朝功不可没。

忽必烈在位期间，元朝学习中原的屯田制，对西部边疆进行了极为有效的治理措施。

甚至说，元朝屯田制的措施、规模和成效超越了任何朝代。

元朝建立初期，西北诸王经常伺机而动，忽必烈只好派一支强大的军队去巩固。

屯田将士所需要的粮食物资单靠中原运送是不现实的。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忽必烈让将士和民众从事屯田活动，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忽必烈的屯田想法在西北取得成功后，很快推广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

说到这，有人会提出反对说，汉唐时期已经有屯田。

但是汉朝的屯田并没有贯彻始终，中间经过停过数次，最终放弃或者失去去西域的屯田经营。

而唐朝所谓的版图面积大，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它是一种类似跑马圈地的版图，并不是固定的。皇帝有兴趣，国力强盛时，派一支部队圈出上千里，反则退回中原。哪怕是把文成公主嫁过去，那也只是一种联姻，而不是归属关系。

其次，成吉思汗成功扼杀十字军东征的念头。

12世纪至13世纪，欧洲教徒先后发动五次十字军东征，先后攻占耶路撒冷、罗马帝国。说是东征，实则是抢夺财富和女人。

1217年，欧洲教会彻底膨胀了。想发一笔前所未有的东方财富梦，他们把侵略的目标锁定为埃及。

三年后，十字军行至半路时。东方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启程了，开始他的西征之路。

已知的历史中，没有记载成吉思汗是不是要灭掉十字军的威风，或是想在十字军师老兵疲的战争中，浑水摸鱼一把。

当成吉思汗启程后，他派人给高加索地方的武装力量送信，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

第五次十字军听说后，立刻停止战争的脚步，回到欧洲老家。

经过极短的时间，成吉思汗差点拿下欧洲。

当欧洲人做好当亡国奴的准备时，蒙古大军却停住了脚步。原因是成吉思汗突然暴毙，蒙古部落开始争夺话事人的椅子。

于是在公元1228年，欧洲教会听说成吉思汗没了。立刻启动第六次东征，重新杀回耶路撒冷。

当成吉思汗的儿孙达成协议后，元太宗窝阔台成为蒙古部落新的话事人。欧洲教会的第六次东征，又突然巧妙地结束了。

是不是巧合的有点吓人。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假如没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话，欧洲教会的十字军可能还有更多的东征计划，甚至会打到中原地界。

关于这一点，对错与否，也仅仅是我们的猜测。

2.推进文化平民化

元朝是一个很精彩的朝代，不完全是习惯中认知的那样。

在元朝以前，宋词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的趋势。

在今天，我们读宋词感觉词人写得细腻真挚。

而在当时，词的格调并不高，包括苏轼晚年自传时，曾表示自己年轻时候不懂事，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辞赋。

客观地说，古代文学是一道阶级藩篱，把贵族与平民隔阂起来。

到了元朝，艺术出现大规模“下沉”的趋势。

元曲、绘画各个领域百花齐放艺术迎来空前的繁荣。

拿元杂剧来说吧。

在孔子的时代，希腊与印度的戏剧已经相当成熟，而华夏文明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恰恰是在元朝，东方华夏仅仅用了90年的时间，超越了西方领先2500年的戏剧成就。

如果不是元朝的出现，华夏戏剧极有可能推迟到晚清才会出现，更不可能有后面的明清小说。

说到元朝的戏剧成就，必然有人会说元朝是以牺牲科举为代价。

元朝的科举确实搞得不怎么样，但有一利必有一弊。

科举兴盛时，读书人把科举考试视为唯一的人生正途。

说好听点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难听点叫四肢不勤，五谷不分。

因为元代停办了多年的科举，过去一大批依靠考试吃饭的读书人没了饭碗，但为了吃饭，他们不得不“出卖”手艺，到杂技班、戏曲班写点文章混口饭吃。

他们当中就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一大批“民间艺术家”。

关汉卿的大作《拜月亭》，讲的是蒙古人南下，途中烧杀劫掠的劣迹。关汉卿直言不讳说“有儿夫的不掳掠”。

这种干巴巴的大实话，别说放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哪怕放在汉唐宋明四朝，老刘家、老李家、老赵家、老朱家会怎样对待关汉卿，估计十个脑袋都不够砍。

宋元诗人郑思肖更是高喊“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甚至赋诗《元鞑攻日本败北歌》“祝福”蒙古大军出征“凯旋”。

这位宋朝“遗民”居然活了七十多岁，而且寿终正寝，实在是一个人间奇迹。

这种“开放性”是汉唐绝不能相比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蒙古人听不懂中原汉话。

被丑化的元朝

元朝被丑化，与知识分子的情结密切相关。

关于元朝的很多记载，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民众的普遍观点。

那些所谓对汉人不友好的负面记载是否属实呢？很值得思考。

现在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叫“四等人制”。

说蒙古人把辖内人口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中亚色目人、三等是淮北的汉人、四等是淮南的南宋人。

按照中国历史的写法，后朝要为前朝写史，以表示后朝吸取前朝治乱兴衰的教训，继承前朝的正统。

既然如此，明朝人写的《元史》应该最具有权威性，但是翻遍《元史》却找不到一条“四等人制”的记载。

实际上，所谓的“四等人制”是一个叫屠寄的清末民初人写的。他在作品《蒙兀儿史记》里，说元朝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而饱受蒙古人和色目人排挤欺负。（大致意思）

严谨点说《明史》中没有记载，只能说明明面上没有，但不能说明私底下不是这么干的，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元朝没有广兴科举是事实，但不代表元朝不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

没有科举的元朝，开辟出一种全新的人才选拔机制，即“由吏进官”。

科举的初始意义确实避免了察举制等选拔机制的漏洞，但是随着科举的进化，科举已经成为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官就是官，吏就是吏，身份是无法通过个人工作努力改变的。

元朝人没有那种“浓厚”的读书观念，游牧民族向来如此，他们认为读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容易把人的头脑搞得混乱。

他们的观念很朴素，更加重视个人的实际能力，谁有本事，谁上位。

不开科举并不是说对读书人不好，而是维持前朝的现状，知识分子依然享有比普通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

他们该吃吃、该喝喝，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元朝人也不搭理他们。虽然没有过度干涉他们的生活，但在他们眼里不开科举，不给自己一条光宗耀祖的通道，他们自然不会替元朝说好话。

知识分子中确实有气节的人，但绝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道德操守。

如果把封建王朝放在一起对比，封建时代的华夏文明真正的扛把子，也只有唐宋元三朝。

唐朝的思想，宋朝的经济，元朝的军事。所有朝代中，论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元朝则更加可爱。

明朝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感慨说，前元取民最轻。

同是明朝的李开先也曾说，元不戍边，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的朝代，按道理双方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仇家，但是明朝的文人敢说元朝的好话，说明元朝对民众确实不错，包括老朱家也是对此默认。

相反，汉朝人是如何写秦朝，清朝人是如何写明朝，笔者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