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经常迁居洛阳，然而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因为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在西汉，由于官制相对简单，养官成本小，政府在关中地区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但到了唐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但随后，由于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之后又有各种使职，官制更加混乱，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

在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钱。即便加上办公费用，也不会过于庞大。由于关中地区自产粮食，每年只需要从中原地区调运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供应整个京师的消耗。

然而从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的时期，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数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进入官僚队伍。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时期，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

随着官僚人数以及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唐代之前，隋炀帝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长安和关中平原这个西汉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已经变得贫穷，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炀帝建立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便利地从江南调运物资。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们发现炀帝当初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当时的运输路线是这样的，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通过淮河进入汴河，由于这时候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接的河口。可这时恰逢黄河的丰水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水性，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加大了运输成本。然而把粮食运到洛阳，整个运输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首先，要从洛阳用车辆或者牲口把粮食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再重新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运往长安。

为什么粮食从运河进入黄河之后，不直接沿着黄河一直西进直达渭河和长安，而非要经过如此麻烦的陆路转运呢？因为黄河有天堑——三门峡。

在古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的三门峡是造成黄河运输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走水路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而走陆路的成本又很贵，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

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猛下跌。

隋文帝也采取过类似的方法，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阳。唐高宗和武后也屡屡采用这个策略。高宗皇帝共有七次迁徙，高宗一死，武后为了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建立神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因为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