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时期的清朝，在经济上，奖励垦荒、更名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赋以及改革赋役等，使得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得到了繁荣与发展；政治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加强中央集权，使得政局基本稳定；军事上，击退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等。这一切表现，足以展示清王朝的强大。

在18世纪，正值康乾盛世期间，来往于中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地图描述给当时的欧洲人，引来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另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被伏尔泰盛誉，被欧洲人所追捧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High Qing”（盛清）的国家，却在18世纪结束后的四十年时间里，走向了衰落，被曾经轻视的欧洲人所击败，开启了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曾位于世界之巅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快就成了只能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去进行分析。

首先，从经济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经济是基础，而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么我们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清朝，国力鼎盛，人口众多，GDP的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横向对比，我们会发现，早在18世纪之前，虽然欧洲的经济总量还远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超中国。

15世纪末，为了绕过地中海的传统航道（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占据），欧洲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为代表的航海家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扬帆出海，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航道。由此，欧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财富与劳动力，伴随着罪恶的三角贸易（又称黑奴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催生了后来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生产力不断发展，为了更高的效率，一批改变世界的技术革新面世，而其中就包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瓦特改良蒸汽机。蒸汽机的面世，为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来源，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船随之而诞生。欧洲的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导，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18世纪伴着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而西方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当然，民主与专制与否，并不是当时的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更为主要的是发展到顶峰的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在之后走向了腐朽，各种来自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开始浮现，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与此同时却缺乏对于皇权的约束。这就导致在乾隆晚期，贪腐问题成风，而处理与否大部分情况下却根据皇帝的一己之见。而在乾隆晚期，乾隆皇帝对于贪腐的惩戒已远没有继位之初的时候那么坚决。有些贪官的贪腐甚至有乾隆故意放纵的原因，如和珅等人。

而西方在经过民主革命或改革后，步入了近代民主代议制，其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取代了以人治作为主要特点的封建制度，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代替了君主的个人意志，使得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得以下降，也使得君主无法通过个人的情绪影响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法律的完善和法制建设，则使得整个社会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官僚也更多地是以法律来行政而不是想着讨好君主。

第三，则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专制、封闭。在18世纪，中国的文化领域虽然也出现了《四库全书》这样的对过往的文化典籍进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也出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文化领域却为文字狱所困，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清廷迫害处死，这一情况在康乾盛世时期极为突出，出现了诸如明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等牵连多人的案件。

而文化的封闭导致的是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不论是新航路的开放还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都没有影响到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让它得以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鄙夷世界其他文化。但同时期的欧洲却迎来了启蒙运动，一批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不断涌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绘制了未来的蓝图，其中的”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思想影响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清朝从曾经的”天朝上国”走向衰落，被列强肆意凌辱，并不是在那短短地四十年里就造成的结果。乾隆之后统治者的无能。以及官僚集团逐渐腐化等内部原因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清朝在更早以前就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