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国君中，宋景公算得上是长命——他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一生共遭遇了两次内乱：第一次，是因公子地鞭打宋景公宠臣向魋后，引发了公子辰与公子地之乱；第二次，则是宠臣向魋与宋景公决裂、发动了叛乱。

两次内乱，宋景公都侥幸获得了胜利，这使得他在宋国的地位愈发稳固。晚年时，宋景公曾对六卿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皇氏与乐氏都是宋戴公之后，灵不缓则是宋文公之孙。

这一次调整，其中暗藏玄机。

因为宋襄公时庶兄子目夷对宋国有大功，所以自那时起，左师世代都是由子目夷后裔担任。公元前576年，桓氏一族作乱、杀了宋共公太子，右师华元将桓氏一族大多驱逐出国，只留下了左师向戌。如今向戌之后也多次作乱，致使左师之位都给了他人，足见宋桓公后裔在宋国已彻底失势了。

能将桀骜不驯的桓氏一族逐步调整出宋国政坛，足见宋景公已控制了国政。至少，比起以前的多位宋国国君，宋景公在国政上的话语权要大得多。在掌控国政大权后，宋景公的执政业绩也远胜之前多位国君。

公元前488年秋，宋景公第三次率兵伐曹，竟将曹国灭了！曹国是姬姓国，因为曹伯阳不自量力、妄图称霸，多次与宋国对敌。经过多年征伐，宋景公最终灭了曹国，将其纳入宋国统治范围。在春秋时代的宋国国君中，这可是极其罕见的功绩。

执政有功，寿命又足够长、熬死了诸多德高望重的旧卿士，这让宋景公在晚年时权力进一步得到增强，基本控制了宋国政局。

可随着宋景公年龄增长，行动日益迟缓，虽然掌控了国政，但在处理政事时往往就不能亲自到场。所以，日常政事宋景公都是由内宫亲信大尹代为转达。这位大尹也不是良善之辈，眼见宋景公年老不省事，就经常不上告、假称君命而直接发令行私政。

大尹如此胡作非为，次数多了，终于引起卿士的不满；司城乐茷就想除掉大尹。可左师灵不缓却劝说道：“先放纵他几天，等他恶贯满盈。他权势重却无根基，怎能不败？”

话虽这么说，可变故很快就到了。

宋景公寿命虽长，却有一最大隐忧——没能生下儿子。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将侄儿公孙周之子子得、子启养在宫中，准备从他们之中挑选一位作太子。不过，因为没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将遭遇不测，生前宋景公一直没明确谁来做接班人。

公元前469年10月，宋景公偶尔兴起，到空泽（今河南虞城县南）游玩。不想，意外却发生了：宋景公竟突然去世了！此时，宋国卿士都不在场，大尹便率空泽一千甲士，护送宋景公灵柩秘密回到了商丘。在宫中放置好灵柩后，大尹立刻派人去召六位卿士：“听说下邑有战事，国君请六位前来商议！”

六位卿士不虞有诈，急忙前往赴会。等六卿都到齐后，大尹就突然发难，命甲士们劫持了六卿，宣称：“国君有重病，请几位盟誓！”在强迫六卿都完成盟誓，不得对公室不利之后，大尹才将六卿放了出来。

随后，大尹立子启为国君，在宋国太庙中主持宋景公的葬礼。这么一耽搁，宋景公去世三天后，国人才知道这一消息！

被大尹这么耍弄了一次，宋国六卿心中当然有气，开始四处活动，谋划对大尹的报复。司城乐茷就派人在国都中四处散布流言：“大尹长期蛊惑国君，专权好利；如今国君没有重病却突然去世，还隐瞒其死讯，不用说都是大尹阴谋！”

此言一出，整个国都内都人心浮动，都对大尹产生了疑心。

听到了这个谣言，大尹也暗自不安起来。他自己揣摩道：“六卿盟誓时，我没参与，将来他们是要驱逐我吧！不如再次盟誓！”于是，他命祝官先备好了盟书。

此时，六位卿士都应邀到了唐孟（宋都郊区之地），准备参与结盟。

意外的是，祝官襄却偷偷来到了唐孟，把大尹的盟书提前给大司马皇非我看了。皇非我拿到了盟书，又将其展示给司城乐茷、左师灵不缓、门尹乐得看，说：“现在民众都站在我们一边，不如驱逐大尹吧？”于是，六卿都不再老实等待，而是各自回家、组织起自家甲士，向国人呼吁：“大尹蛊惑国君，欺凌公室。跟随我们之人，都是拯救国君！”

宋国人听了，群情激愤，纷纷站出来支持六卿。

见情势不妙，大尹也向众人喊话：“戴氏、皇氏将对公室不利，跟随我之人，不用担心富贵之事！”国人听了，却讽刺道：“你本来就与国君没分别了！”

戴氏、皇氏还想趁机攻打新立国君子启，可乐得却阻止了他们：“不行。大尹因欺凌国君有罪，我们再讨伐国君，就太过分了！”卿士们就此统一思想，把矛头都对准了大尹。

眼见人心不附，大尹深知性命难保，立刻就带着子启逃到了楚国。随后，六卿改立子得为国君，是为宋昭公。宋国史上，这是第二位昭公了。

在大尹立子启为国君时，宋昭公曾梦到弟弟子启头朝北睡在都城东门之外，自己则化身为乌鸦站在上边，嘴在南门、尾在北门。这可是面南背北的吉梦啊！梦醒后，宋昭公就高兴地说：“这是美梦啊，我一定能被立为国君！”

如今，美梦总算是成真了。

赶走大尹后，司城乐茷成为上卿。他再次主持了皇氏、戴氏盟誓：“三族共同执政，不要互相伤害！”

一场危及到宋国政权的内乱，就此落下了帷幕。

进入春秋后，宋国始终是内乱不断。

宋国内乱的主导者，往往不是宋戴公之族，就是宋桓公之族。两大公族势力霸占政坛，让宋国国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但宋景公是春秋中晚期以后，难得一位在政事中还拥有发言权的国君。这种地位的获得，一是他在两次内乱中侥幸成为胜利者，大量驱逐了公族人士；二是因为他比众多卿士更长命，熬死了诸多德高望重的老臣，赢回了在国政上的话语权。

可惜，在两次与公族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宋景公却输给了岁月：因年老体衰，让身边宠臣借机控制了国政。

这次内乱的主导者大尹，是位连姓名都没留下来的官员。虽然后世对于大尹之职的地位还存在争议，但大尹既然不是卿士而言，那么其权位在宋国应该不高。可因为大尹是宋景公唯一信任之人，所以当宋景公年老体衰之后，他就能狐假虎威、假借君命而施私政。如果不是大尹政治经验不足，也许他就能彻底除掉六卿，窃取宋国政权了！

这就是宋景公的悲哀：执政四十八年，两次战胜了公族，却差点输给了身边小人！

宋景公的悲剧，就是因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六卿主导国政之时，想要篡夺宋国政权，需要控制六位卿士；可一旦宋国之政集于国君一人，只需控制宋景公，就能巧妙地窃取宋国之政了。

这种现象，在后世也屡见不鲜。

为加强中央集权，西汉早期汉皇室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削藩”，甚至还不慎引发了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他利用“推恩令”，终于成功地破除了分封制桎梏，将各诸侯国慢慢转化成大汉帝国下的郡县，举国之权逐渐集中于皇帝一人。可到西汉末时，王莽只需控制大汉皇帝，就可轻松窃取政权——如果西汉初的各诸侯国还在，王莽还敢妄动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悖论：公族强，则公室弱；可一旦公室独强，国政由国君独揽，国之兴衰就取决于国君一人，这往往也并非国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