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衢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考古资料表明,远在五、六万年前,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丛林密布,是一个鸟语花香、马嘶鹿鸣、猿啼虎啸、野牛成群、野猪结队的原始天地。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西周三代这里属于越之地。当然,在这里,也诞生了许多名人。

1、吾衍

吾衍(1268-1311)字子行,亦名吾丘衍。清初避孔丘讳,改丘为邱,自号竹庐、竹素,别署贞白居士,世称贞白先生。开化县华埠镇孔埠人。据《开阳吾氏宗谱》记载,吾祖渭公,初为曹彬参军,平南唐有功,进衔‘都督’,实授三衢太守,次子满居开化石井,族大蕃衍,科第文物,复见辉映,遂称“两浙名家”。自渭公后四代为吾禺,禺生三子:吾信、吾良、吾何,分别为三支,即石井派、孔溪(孔埠)派、汶山派。吾丘衍乃渭公第十代孙,孔埠吾良之六代孙。其祖父、父亲均为国学生。衍十八,随父侨居钱塘生花坊,因出身于书香世家,加之从小读书勤奋,故诗文乐艺,印学篆刻无不精绝。他在《赠该图书钱拱之男钱瓛绝句》中云:“-小印网蛛丝,汉篆阴文古迹奇。赖有钱生能识此,免将古谱就参差”寥寥数语,将唐印汉篆的特点,描绘得惟妙惟肖。对此,时人顾梅山十分敬佩,在《赠吾世行》诗中,对其多才多艺大加赞赏:“士友多交接,惟君有敬心,少年精古篆,诸老喜新吟。箫品神仙曲,琴弹山水音。无人知此乐,只在竹房深”。又如钱良佑于其死后三十一年(1341)于庐山甫家看到吾衍手迹,感悼之余,作《吾子衍挽诗》一首:“无人家拟地行仙,自号青霞小洞天。爱竹每留缘郭寺,吹箫时泛过湖船。诗魂渺渺波摇月,篆脚垂垂雨在川。老我犹能见遗墨,可堪回首断桥边”。对衍飘逸脱俗的性格及诗才篆艺,明律知音均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

吾丘衍嗜古学,通经史,一生著书颇丰,其手迹世以为宝。主要有《尚书要略》、《晋文春秋》、《楚史祷杌》、《说文续释》、《周秦刻石音释》、《印式》、《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词》、《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等,尤其是专为篆刻、印章而作的《学古篇·卷一、三十五举》,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印学理论的著述。三十五举详细论述了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之法。前十七举论篆法,十八举后均论镌刻。并对汉印之风格特征,作了非常透彻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汉印何以具有如此浓厚、质美的原因所在。《四库全书提要》称《学古篇》“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己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述亦殊有考核。”实为精当之论。故后人奉为精典,可谓上承秦汉,下启明、清流派之典范。明初,天台人徐一夔《跋吾子行墨足迹后》云:“……先生篆隶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辈论其字画,殆千百年而一见,此诚不刊之论。其法今具于所著三十五举,学古之家苟得其法于言意之表,可以脱去俗习而趋于古”。鲁迅先生也在《蜕龛印存》序中给予高度评价:“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称景附,乃复见尔雅之见,至今不绝。”综上所述,足见吾丘衍承前启后之功,在中国印学史上堪称为一代宗师。

衍之才华不仅表现在印学和音乐律吕上,在诗歌的创作上同样造诣颇深。他所著的《竹素山房诗集》,既内容丰富且很有深意。如,在《丁未岁哀越民》诗中他写道:“越壤吴江左,州民泰伯余。田莱空草芥,井色共萧疏。相食能无忍,传闻信不虚。寒沙满骸骨,掩骼意何如!”真实地揭示了元·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荒,越民死者殆尽,尸横越野,掩埋不及,甚致出现为图苟存,父食其子的惨绝人寰场面,使人读之毛骨悚然。又如《戊申嘉稔》诗云:“南亩晨烟白,西风万宝成。人民减饥色,井陌聚欢声,高廪还堪赋,馋乌为浪惊,耕耘岂吾事,转觉愧平生”两首诗均反映了诗人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关切心情。吾衍平生敬慕李长吉(李贺),他写的乐府诗仿效李体,诗的气韵也很相似。皆反映了诗人傲岸不羁的性格和隐世不仕之气节。如《制羽服成有作》:“我爱王子晋,飘然恣天游,碧桃舞吹笙,花落曾城秋”一开始就用了《列仙传》中,道人浮丘公接周灵王太子晋成仙的故事,反映诗人对修仙学道的向往。又如《洞山吟》并序,一口气就用了愚公移山、夸娥负山、钓鳌人、龙伯国、玄州鹤侣、玄元真人、关尹与老子等七个典故,来描述南谷社尊师,重建宗阳宫,累石为洞的神仙境地。由于用典较多,读之颇为费劲。然,有的绝句、律诗却清新爽口,如《梦 回》:“梦里看花锦绣城,浅深桃杏五霞明。觉来忍听催花雨,可是春风太有情。”又如《杨寺洞中吹箫》“独携凤管入岩扉,树拂春风草拂衣,不敢更吹天上曲,恐惊石散作云飞。”《陈渭叟赠新茶》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木仙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侣,东风杨柳未成丝。在五律《冻解》诗中,通过东风解冻,万象更新的描述,展示了诗人虽在病中,却充满了对美好春天的深爱,“冻解群生发,乾坤万象新,恋晴瞻晓日,卧病惜佳辰,尧典文章在,周原草木春,吾衷已如此,未省笔如神。”在其诗集中,还有不少反映诗人惜时光之易逝,叹壮志之难酬的无奈,诸如“昼眠方叹息,好景易蹉跎”,“道在非弹瑟,途穷岂折腰”,“年光忽去足可惜,壮心空在每多违”等等。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篆官纪昀,在《竹素山房诗集》提要中,评价吾衍诗云:“其诗不屑屑谨守绳墨,而逸气流荡清新,独辟尘客俗骨刬扫殆尽,可称一时作手”。这是十分中肯的论述。

吾丘衍性格怪异。华川人王祎《吾丘子行传》云:“衍,性放旷,少检束,眇左目,跛右足,风度特醖,而一言一笑皆可喜,对客辄吹洞箫,或弄铁如意,或援笔制字,旁若无人。”太原人王行,于《吾衍传》中这样描述:“衍每常独行不求侣,明霁时日,之湖山间无定适,任步所至便道以沽酒饮。微醉箕踞,长歌其所为乐府诗歌,已辄,放声恸哭乃返家。……当月明之夜,则持洞箫,骑屋脊而吹,声怨怆而忼壮。”衍性格之所以如此,这与其生理上的缺陷相关。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就因为此,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可通过读书而求得功名,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弥愈的创伤,也造成了他孤寂、傲慢和不求荣进,超然忘世的性格。

衍年四十尚未婚,娶宛丘买酒家赵天赐孤女为妻妾。赵女曾为他人妇,因遇灾年,逃回娘家。其父隐匿不言,转嫁与衍。逾五年,原夫察觉妻事,诉讼于官,又加妾父造伪钞事发,衍受牵连被捕而受辱,逐生死念。一日,往老友仇仁近舍诀别,不巧,友晨出未归,遂留一诗于案:“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西飞别有天。欲语太元何处问,西冷西畔断桥边。”仇仁近归来见诗,怪觉语意异常,随即寻访衍处,不知所往。次年2月,吴人卫天隐以“六壬”占卜,说衍骨埋泥已九十日。筮词与留诗相吻,始知子行已投水而死,第子为其招魂葬于西湖之滨,老友胡长孺为其铭。然,投水自溺,既不见尸骨,又与其性格不符,情理不合。故时人不信,王行在《吾衍传》中就提出质疑:“人咸其(丘衍)”高不受屈,或是褊心轻已自丧,其不受屈非也,褊心则然,谓其轻已自丧过矣。以衍之不肯妄知人,与观其长歌为大恸时意气,彼此自负者甚重也。”也有人从吾子行所作的《送人归隐》一诗中探由揭秘,该诗云:“郭台贤梦远黄金,奕奕良材竟陆沉,朽索岂维千里马,樊笼难畜九皋禽。云宵我漫存高志,竹素君能契夙心。此去扁舟忽回首,他年野服重相寻。”联想其在诗文中,对修道炼丹情景的多次述写,揣测其早有遁世之想,适累妾家讼事,故借诗假死,隐姓埋名,遁归开化故里而颐养天年。民国《衢县志》载《涤襟楼笔记》也认为“后以妾家遁归,隐居开化山中。杭之生徒以为赴水死,乃招魂葬于西湖,失其实矣。”

吾衍已故695年,对其最后归宿虽尚有争议,但他留下的传世著作,无论在中国印学史上,还是在文坛、诗坛上所作的贡献,都将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2、程宿

程宿(公元971-1000年),字萃十,开化北源(今长虹乡北源村)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戊子科,年仅18岁的程宿状元及第,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年轻的状元之一。

百年勃发

据《开化县志》记载,开化的程姓有两支,原籍都是安徽歙县。一支于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定居龙山霞关(今开化县-镇下江),后散居蕉川、东坑口等地。另一支于唐中和三年(883年)从歙县迁至常山县北竹(今长虹乡北源村)落户。程宿属于后一支。据传,程宿先辈程青为避战乱,往南寻求安居乐业之所,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趟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历尽长途跋涉的艰辛,进入了浙江衢州大地。有一天,程青带着家人沿着河道狭窄、两岸高山陡峭、水流湍急的池淮溪,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山路,来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河谷平地,此地背靠幽幽青山,面对淙淙绿水,身临竹林鸟语花香,仿佛到了世外桃源。程青精神一振,倦意顿消,不禁脱口而出:“好一个风水宝地。百年之后,我们程家必将发迹,必将有人出人头地!”遂定居于此,此地就是今天的北源村。

程氏祖祖辈辈凭借原来耕读世家的底子,一边勤于劳作,一边教育子孙,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应验了先祖程青100年前的预言。百年之后,先是程宿于988年高中状元,其子程迪于庆历二年(1042年)高中榜眼,其孙程天民于熙宁六年(1073年)中进士,其曾孙程俱于宣和二年(1120)赐进士上舍出身,创造了祖孙四代连中进士的奇迹,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程迪,字元吉,又字忠彦,仕至尚书都官郎中。程俱,累官至朝议大夫,赐封新安开国伯;善诗文,著作颇多,最俱文名,《北山小集》、《北山律式》、《麟台故事》均收入《四库全书》,人称北山先生。

少年状元

程宿先祖定居之地,原属常山县境。宋乾德四年(966年),吴越王钱弘俶分常山西境七乡置开化场,取开源、崇化二乡各一字命名。程宿出生之时,赵匡胤黄袍加身,已整整当了八年的大宋朝的皇帝,可整个浙江仍是吴越王的天下。临安钱氏为国百年,士用补荫,不设贡举,江南一带儒风几息。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俶(为了回避宋讳,去掉了名字中的“弘”字)向宋太宗纳土称臣,北宋朝廷遂在两浙之地恢复科举考试。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应常山县令郑安之请,升开化场为开化县,属衢州。程宿少时人称神童,通五经贯六艺,博学多才,名重一方。适逢宋太宗诏令州县长官荐举英贤参加进士省试,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的程宿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988年三月初一,数以千计的各路贡士在御史台官的导引下鱼贯走进京城贡院(试场)。宋初进士考试内容繁杂,包括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等。程宿胸有成竹,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如有神助。他自己觉得金榜题名已是三个手指拈田螺——十拿九稳了。

宋太宗为了扩大统治基础,特别重视科举考试,从科场中搜罗人才。每次进士考试后他都御殿复试,连日阅卷,不辞劳苦。时值吴越纳土归宋不久,得悉本届新科进士中有好几位两浙贡生,太宗自然格外关注,对他们的卷子看得格外仔细。程宿的卷子书法流畅,文理清晰,纵横捭阖,见解独到,太宗边看边微笑颔首,以为老成之士,恩爱有加,御笔一挥,点为头名状元。揭卷后方知其才18岁,太宗非常兴奋,连称天赐英才,大宋必将兴旺发达。谁曾想到,一个小小的山区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弹丸之地,建县八年便出了一位状元,消息传来,整个三衢大地为之轰动。在当时县学未建、书院未立的情况下,程宿状元及第纯粹是程氏先辈严格的家教的功劳,实属不易。他的事迹带动了整个开化的文风,从此开化中举不断,人才辈出。

一叶知秋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太平御览》卷24引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五灯会元》卷40“随州双泉山师宽明教禅师”问:“竖起杖子意旨何如?”师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就是成语“一叶知秋”的来历。另宋诗说,“一叶飘落而知秋,一叶勃发而见春”。

中国历史上以“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为题来考试,早在宋代就有过。戌子科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注:从三品)宋白,录取了以程宿为首的28人后,物议喧然,认为朝廷多有遗才。于是,太宗诏令于崇政殿复试落第举子,又录取了马国祥等99人。但仍有一名叫叶齐的士子击登闻鼓告状,认为取士不公,太宗遂诏令在武成王庙再次复试未入选举子。因厌恶叶齐的嚣张,考官以“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为赋题,合格者有数百人。太宗复试,录取31人为进士,以叶齐居其榜首,因此该科进士158人。太宗对文人的重视与宽容由此可见一斑。

英年早逝

程宿状元及第后,太宗把他留在身边,授其词林编修(注:翰林院编修官,正八品),不久权知玉山县。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曾以殿中丞、直集贤院的身份参与编录皇太子、亲王、皇族、后族等有关事迹。后迁至职方援外郎(注:正七品),六州都知事。至道元年(995年),程宿25岁时,授江西安抚使,镇守-边界,年纪轻轻便挑起了重担,成为守护一方的朝廷命官,兢兢业业,政绩斐然。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益州兵变,程宿奉旨与户部使雷有终讨伐之,未及行而卒。此时程宿年方30岁,刚值而立之年。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状元,真可谓天妒英才!朝中士大夫闻后莫不叹悼,真宗皇帝为之潸然泪下,痛定思痛后,赐谥“文熙”。

程宿早卒,有弟无所依,宗谔为表请于朝而官之。勤接士类,无贤不肖,恂恂尽礼,奖拔后进,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归仰之。

3、余端礼

余端礼(1135年—1201年),字处恭,衢州龙游(今浙江衢县东北)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知湖州乌程县,孝宗召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太常少卿,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绍熙四年(1193),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四)。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庆元元年(1195),拜右丞相,二年,迁左丞相,寻出判隆兴府,改判潭州,移庆元,复为潭帅。嘉泰元年卒,年六十七。事见《诚斋集》卷一二四《左丞相余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九八有传。今录诗二首。

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詟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蹑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乘弊之机也。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志。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壝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

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汹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忤侂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侂胄所制,壹郁不惬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4、夏原吉

夏原吉(1366—1430)字维喆,祖籍浙江开化,后徙江西德兴。夏原吉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为明代“五朝元老”。夏原吉曾任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重要官职。明宣德五年病逝后,明宣宗赐他为“太师”,谥“忠靖”。后人赞夏原吉是:“一生清操如冰雪,万世励节似苍松。”

夏原吉有《夏忠靖集》六卷并附录一卷传世。据悉,明永乐年间,朝廷敕封夏原吉为资政大夫,这道圣旨至今仍为开化夏氏族人珍藏。

理财治水为国操劳

夏原吉一生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史载,夏原吉任户部主事时请求政府裁减冗员,平均赋役,严格盐法等,他还把有关财政数据登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使自己了然于心。一天,当皇帝问国库中的钱能够用多长时间,他对答如流。

明成祖十分赞赏夏原吉,曾对他说:“朕以房玄龄视卿。”明朝初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营建北京新都宫殿、增设武卫百司、朝廷平叛战争、造船出洋等,所需费用均由国库承担,钱粮转输以亿计,夏原吉精打细算,一一安排得当,使收支得到平衡。夏原吉为国理财长达二十九年。

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出征,留下夏原吉在北京辅佐太子处理国事。他“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政治才能可见一斑。

夏原吉为江南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江南为明代财富之区,此地区一旦发生水灾,必然严重冲击国家的财政经济。明代永乐年间,吴淞江中下游河道淤塞严重,黄浦江下游河道也遭淤积,发生大水灾。明成祖便派夏原吉主管治理工作。夏原吉学习大禹治水之法,疏通水道,建蓄水大坝,先后发动十万余民工参加治理。他身先士卒,“布衣徒步,日夜经划,盛暑不张盖”,与民同劳。有人为他张伞,他拒绝说:“民劳,吾何忍独适。”爱民之心溢于言表。经过长期努力,治水工程取得巨大成效。当时有人提出,增加百姓种植水退游田的赋税,使政府多得收入。夏原吉上疏朝廷,力陈其弊,请求放弃此议。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使灾民生计更有保证。大臣姚广孝视察回京,盛赞夏原吉为“古之遗爱”。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鞑靼时,遭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人的反对。基于经济、军事等多方的考虑,生性忠诚的夏原吉决定“死谏”。结果其建言未获接纳,反而招致明成祖的大怒。方宾畏罪自杀,夏原吉和吴中被逮捕入狱。后夏原吉家被抄,堂堂户部尚书家中除皇帝赐钞之外,仅有布衣民器而已。明成祖临终前回想起夏原吉等人的建言,感叹道:“原吉爱我。”后夏原吉释放复职,辅佐太子朱高炽稳定局势,并奏请赈饥荒、省赋役、节用度等。

永乐年间,西域法王入朝,夏原吉不同意皇帝去迎接,法王来了他也不去拜见,颇有唐代韩愈之风骨,这些大概是皇帝誉他为“古名臣”的重要原因。

耿直雅量君子之风

夏原吉办事谨慎细致,而又忠贞不屈。平时工作中,他总是反复告诫下属要遵守规章,防止腐败。有一次,夏原吉和一群-夜饮归来,路过宫门,按礼要下马而行,有的-以为夜深人静,就免了罢。夏原吉主张不可,并说:“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平江伯陈王宣与夏原吉有隙,早年曾想杀他,夏原吉却不念旧怨,时常称陈有才,力荐他去督理漕运。

夏原吉非常关心人民疾苦。他在担任太子少傅期间,以民间粗食进献太子,使太子知民间疾苦。北京城耗费巨大,人民困乏,因此在完工之后,他请求皇帝抚恤-人民,减轻人民负担。一次,夏原吉陪皇帝阅兵,皇帝嫌将士们动作怠慢,命令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在冷风中受罚。他说:“将帅,国爪牙,奈何冻而毙之?”关心爱护之心不言而喻,于是皇帝免去了对将士们的惩罚。

有一次,侍婢不小心打破了夏原吉心爱的砚台,躲着不敢见他,他便派人安慰侍婢说:“任何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我并不在意这件事呀!”因此他家中不论上下,都很和睦地相处在一起。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夏原吉因宽厚仁慈而备受百姓爱戴。

史载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意即他的心胸开阔到没有边际。他善于采纳别人意见,对那些打击过他的人不报复,反而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提拔他们。平时属下有了一点小过错,他都替他们向皇帝求情,原谅他们。明初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有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请求皇上宽恕他们,结果这些人幸免被杀。

有人问夏原吉:“量可学乎?”他说:“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可忍矣。”他的这种“博爱”精神加上他对人民的关心,使他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古名臣”。

5、方豪

方豪(1482-1530),字思道,号棠陵,开化县金村乡金路人。自幼豪迈卓异,四岁即能联句,且对答如流,有神童之称。年十六从名儒文山先生吾冔学,视为天才。正如其好友吾谨在《方崑山像赞并予》中所写:“思道抱奇气,疏节侃侃多正议,听者辄毛骨悚然。志欲效古丈夫,树声业于宇宙,而才且是为之用。弱冠为文,辞捷若宿构,或仓促索其数千言,咸立应之,不加点缀而华彩烂然。”明正德二年(1507)获乡贡第一,三年举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五年八月(1510)任崑山(今属江苏省)知县。时,崑山方阽于海潦,频发大水,洪涝为灾,田地荒芜,百姓无以为生。草根树皮,采掘殆尽。“徙死迁之者每以万计”,一时之间,饿殍蔽道,枯骨填河。而朝廷不顾百姓死活,官逼欠赋,致使百姓卖儿鬻女。方嚎目睹惨状,心中悲愤,一面相视疏决,实地勘查,组织民力筑堤抗洪,一面设方赈贷,并不计个人安危,秉笔直陈《乞蠲逋负疏》,历愤惨情状,云:“臣每一陆行,饿殍塞路,每一水泛,枯骨塞河,触目伤心……。谓昆山三尽;上户财尽,中户逃尽,下户死尽,殆非虚也。”并严正指出:“夫钱粮,国之用矣;民,国之本也,臣岂不知国用之当足。国用不足,犹有可为;国本一伤,恐不可复救也!”理正词切。朝廷派员查勘,减免田赋,水灾得到了治理,使昆山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十一年,方豪补沙河知县,十三年(1518)八月,升刑部湖广清吏司主事。该司乃明代刑部十三司之一,掌湖广省之刑名狱案。豪断狱清明,所至之地,称誉有声。对其文才和政才,吾谨赞之云:“天地灵粹之气,得之者或寡,而君独身萃之,故发而为刚火,蕴而为精微,挺挺之节,皎皎之姿,文足来一时之望地,而政足为百里之师,皆气之粹然者为之资也。卒能含光匿耀,收英敛奇,弗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知,则古人所谓成人者,君殆其庶几乎。”

时,武宗皇帝好大喜功,不断统兵巡察。十四年二月,武宗决定南巡,方豪时任刑部主事,作为属官,也参与上疏谏阻皇帝南巡之事,这下可惹脑了武宗,凡-的一百余名-,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了锦衣卫狱,甚至有的被廷仗致死。方豪因受仗伤重几死,为疗伤,创卧于刑部湖广司之东笼鹤亭近两月,每倚窗望槐,百感交集,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遂写下《见树窗记》借物托讽,曲表胸臆。云:“……一树也,枯荣稍异,忧乐顿殊,霜雪之催,诚不若雨露之养也。夫霜雪雨露,天之用也,大德四生,岂甘摧折。……夫摧折固予职也。念兹树之可悦,充予心之良好,法天之用,必于其不得已,而每谨其所可已,恻怛兹爱之意,常行乎其间……”

被罢归故里时,路经常山又写下《草萍驿会徐伯和》一诗:“当年行役下瑶京,长忆河桥步月明,人妒浮名传已死,君从大难得重生。相看各喜容颜好,一笑还将宠辱轻。古驿寒霄灯为盛,仆夫亦识故人情。”深感宦海的风险,庆幸劫后余生,更珍惜故人的情谊。

方豪回到开化金村后,隐居于毛坞,饮酒、赋诗、会友以山水渔钓为乐,留下不少佳作,其间辑成《棠陵集》八卷,前六卷为文,后二卷为诗。

嘉靖元年(1522)世宗登皇帝位,方豪被召回京师,复任刑部主事,赐金,加俸一级,后奉命赴山东处理积案。到任后,阅案卷,兴调查,酌刑罚,昭冤狱,夙兴夜寐,不辞辛劳,数月积案尽清。三年,任湖广佥事。四年,升福建提刑按察副使。六年(1527)年仅四十五岁的方豪,上疏乞归,获准告老还乡,时心如羁鸟归林,池鱼入渊。途中赋:《归舟梦故山花发田家叩门借瓮贮酒》诗云:“才断人间念,归舟梦已清。忽传村酒熟,况值野 花明。借瓮应相馈,敲门总不惊。披衣忙起问,江月正鸡鸣。”

方豪生性率真磊落,在《清献告天图》一诗中这样写道:“吾邦赵清献,每事必告天。百年多少事,事事何能宣。吾心自有之,曷不往告焉。既省素袍笏,亦免烧篆烟。天亦厌烦聒,人自多牵缠。或者止一史,众遂附以传。焉有圣贤徒,此理犹未研?尽信不如无,其然岂其然。”直抒自己对“每事必告天”的看法,反映他旷达不羁的性格。方豪返归故里后,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赋诗抒怀,片刻即成。据县志记载开化不少地方留有他的诗文真跡。明理学家王阳明对其甚为器重,曾赠诗云“方子岩廊器,兼负云霞姿。每逢泉石处,必刻棠陵诗。”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棠陵集》、《断碑集》收入《四库全书》。

6、吾冔

吾冔(1431~1504年),字景端,号求乐,别号文山,城关汶山村人。其父任长坦教谕时,生冔於学宫。吾冔幼有异质,敏悟过人,八岁能赋诗,达官学者以成人礼之。初学左氏春秋,求学勤奋。稍长,从外舅方泌学易经,并对易经颇为钻研。时兰溪人,南京礼部尚书枫山先生章懋来访,谈论经义,吾冔对答如流。章懋称其造诣颇深,方泌对他更是器重,将胞妹配他为妻。

明·天顺三年(1459年)吾冔中举,后入太学,与安福的刘景元、四明的杨维立设丽泽之会,研究经义,一时誉满帝都。一些士大夫感慕其才学,主动与他交游,他们的儿子也争着拜他为师。然,吾冔曾五次参加礼部官的考试均未成功,心存退意。有的士大夫劝他以后再举,冔如实答曰:“双亲已老,需择俸供养。”于是决定去江浦任教谕。赴职时,父亲随他一起上任,留妻子在家侍奉双眼失明的母亲。到江浦后,他立即为学宫制订严明的纪律和规范教学,并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馆训。教人讲学,为文娓娓不倦,他写诗鼓励学生做人首先要立志:“志者气之帅,人志固不同。立志即正大,何患无成功。”对于如何学好知识,他认为第一要收心:“人心一身主,放逸流于恶。苟能把持之,圣贤亦可作。”第二要认真读书:“书载圣贤言,事理罔不具。熟读精思之,随用无穷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钻研学问应持之以恒:“向善固可嘉,无恒亦中止。有始能有终,何从得羞耻。”学校之东有数亩空闲之地,吾冔即利用教学之余,将荒地挖凿成池,引水种莲,同时在池边构建小亭,匾以其名“求乐”,且因以自号。一有空闲,就陪父亲游息其间,胸次洒然,有吟风弄月之趣。当时,定山的孔易大夫居家养病,也常来求乐亭中玩息,与吾冔探讨古今,谈论道德。在此其间,吾冔见学宫文庙狭獈已圯,欲改作一番,于是不辞辛苦,进行募捐,当地绅士乡民闻之,均拥跃捐资,仅隔数月,一座不费公费而焕然一新的文庙拔地而起。他的作为,上官贤者都认为有道,因此对他都以宾礼待之,非常尊重。尤其都御史戴珊,提学南几,知遇最深,常在同僚中或当众称赞吾冔:教授学生和管理学宫“崇雅黜浮”号称得人。吾冔教书育人不仅对学生很严,对自己在外任职的儿子也同样严格要求。在江浦期间,他得知《翯儿书有不安教职之意诗以戒之》云:“为学当先志古人,仁贤于世更须亲。入门便要穷斯理,处世无过正我身。百岁穷通从大造,一时荣辱付轻尘。若非涵养工夫到,得失锱铢便可嗔。”告诫儿子不要争一时的荣辱、得失,应学习圣贤,严格要求自己,穷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不久,因父母年老体衰,又逢长子病逝,遂乞归故里奉养双亲。居家其间,吾冔以朱子家礼从事,虽隐居乡间,即常以国事民事为忧,每当得知边患或逢郡邑旱涝之年,他都忧形于色,一旦闻知朝廷弊政,民所不堪,则愤懑太息。

吾冔一生从事教育,其学虽不废,举业而志专,以朱熹读书为法,先致知而力行。为务不溺于记诵词章之习,为文不事剽窃,牵缀无险怪华巧,惟以理胜。善笔札记,尤精草书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获拱壁。他常书《太极西铭》以示为学本原,举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语为穷理之要。他说:“学贵有用,然须是养气;克充天下,何事不可办?!”学者敬他,均以文山先生相称。自江浦归家二十年,乡邑弟子及四方学者考德问业者户履常满。本邑学生就有宜兴训导宋鸿、福建罗源令徐王圭、宿州知州徐玱、龙门县教谕徐琏、福建副使方豪等知名人士。弘治十七年秋,吾冔主祭父亲忌辰,因劳累过度加之重以伤感,一病不起,他临终前作一赞: “浊质浊气,去枸去蔽。一点灵光,依然尚炬。”命孙吾谨书之,语毕,命终正寝。吾冔著有 《还山稿》一卷、 《朱子读书法》一卷传世。

7、方元启

方元启(1615-1678),字运开,号竹友,开化县黄谷乡方田人。自小聪颖过人,且勤奋苦读。其父方一秦,字思大,为明末开化邑庠生。虽家道中落,为培养儿子,不遗余力,不惜重金送元启赴杭州求学。元启深知老父寄希望于己,至杭城后,日夜苦读,竟一年之久,未上枕席。待一秦赴杭探望儿子,方知此情,心疼不已。元启则以诗相答:“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以示自己立志苦读成才的勇气和毅力。毛泽东少年时曾引用此诗,并稍作修改来表达自己外出求学追求真理之决心。

清·顺治丁酉(1657)方元启高中举人,四年后,辛丑年(1611)赴京会试、殿试,中马世俊榜,列三甲一百四十四名进士。被授直隶大名府南乐(今属河南省)知县。时,该县盗寇猖獗、豪强横行、社会混乱、百业凋零、百姓逃亡者甚众。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元启并不气馁。他将筑城建学,作为治理南乐之首要:一面组织力量修复破损城垣,以防盗侵扰,另一方面兴办学宫,恢复教育,整治社会秩序。时,南乐有贩盐土豪名尚宣者,拒不纳税,因与人有口角之争,遂屡次向都察院分巡道诬控,陷害二十余人入狱。上司提审,元启深明案情,坚不解送,并多次请示销去诬案。终经查实,严惩尚宣。另有李文秀,因为父0一案身系囹圄,方元启在复审时,发现案情不清,疑点重重,百姓也为之鸣冤,遂深入调查,反复呈文竟达十三次,终于澄清事实-,为李秀文平反昭雪。这一剪暴安良之举,很快赢得了民心。因方元启在办理案件时,尊重事实,凡不符律法之行为,无论官有多大,均敢据理力争,不惜顶撞上司,博得一个“拗南乐”之称。

南乐因屡遭盗匪蹂躏,百姓逃亡甚多,据《南乐县志》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乐人口为4.26万人,至明末增至47229人,到清·顺治元年(1644),南乐人口减少到31537人,造成大量田地荒芜。然田赋未减,留在当地百姓,不堪重负也纷纷逃亡。元启编审户口时,亲眼目睹此状,深知若不抓紧解决,必定遗害无穷,遂上疏免除流民丁壮税银六百九十余两,同时,多方招回-乡民,赐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开辟荒地,发展生产。若逢灾年,元启还设厂施粥“复建义仓,捐谷千担”供民周转度荒。历七年苦心经营,终使辖境粮食丰产,全县人口也很快增加到一万六千余户。

方元启在任期间“治尚清简,政声洋溢”,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南乐南乐,公来始乐。出作而乐,入息而乐。公乐民乐,民乐公乐。”以示百姓感激之情。因政绩卓著,朝廷敕命嘉奖曰:“直隶大名府南乐知县方元启,职任牧民,才堪良吏,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于当官庆典。适逢新编宜沛,兹以覃恩,授为文林郎……”并特荐授户部福建司主事,兼管直隶钱粮。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耿金忠等三藩作乱。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人。”为保证平息叛乱,保国安民之战的胜利,方元启日夜辛劳,办理军需,励精图治,被大司农梁公视为左右手。康熙皇帝也嘉其“行纯金玉,学富珠玑。”然,终因积劳成疾。十七年(1678),元启奉皇命,典试河南,抱病入围,日喝薄粥一盂,仍坚持天天详阅试卷,手校甲乙,核定名次,最终病卒于试院之内。弥留之际,竟无一言提及家事。

朝廷赐驰驿归葬于乡,相国冯溥挽词云:“矢报国恩,一官清白,空留身后之名;死勤王事,几卷丹黄,痛绝闺中之笔”。南乐百姓怀其恩德,立石建祠,开化也将元启列入乡贤祠,春秋祀祭。乾隆十三年(1748),还被诏封为“天挺英豪”。

8、张嗣溥

张铭轩(1659~1718年),讳嗣溥,字天如。华埠镇玉川(今下界首村)人。清代两浙著名学者。清康熙十四年,耿精忠叛军过玉川,年仅十五岁的张铭轩负母避入常山原谷,由于烈日熏蒸,其母卧地呕血,口渴思泉水,嗣溥提瓢往返于山径之中,取水为母解渴,不幸母病猝死,贼兵追至,避难者皆惊走,唯铭轩独守母尸号泣。贼兵感其孝,舍之去。张铭轩遂负母尸归家安葬。

张铭轩幼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十三岁游庠,丙寅年(1686年)相国太仓王公视学浙中,奇张铭轩之文章,选拔贡入太学,因父积厚年老多病,不忍离去,父强之行,乃与父商定十月即归。至京城后,声名大振。时浙江鄞县人,少宰仇沧柱负重望,初入翰林,诸名士多执贽门下,仇独看重铭轩。江左何屺瞻、刘大山等人,均与他相交。

国学生都是由各地挑选而来,均为负才名,重声气者,多就六堂肄业,以猎取富贵。上者取科第邀馆选,次者亦图教习出身,以郎官宰百里。张铭轩因牵挂多病老父,恐误与父相约之归期,置荣华富贵于不顾,坚请假而归。如期至家,父喜加餐。居不久,父病死,张铭轩哀毁骨立,治丧悉依家礼,守孝三年,一如生前,并遵父之遗命,建茶亭,禁捕鱼,焚贷券,修建读书楼,聘请名师教诲族中子弟,次第施行。读书楼又称愿学楼,位于村西。登楼依窗,则见青山倒映,金溪似镜,风景十分幽雅。故兰溪知县方迈,因不善事长官罢归,即应邀来玉川就教,一住数年,不思归闽。他在《登愿学楼并游名园赋二律》之一写道:“环山带水读书楼,八景当窗事事幽。金谷诗成传已遍,辋川题罢句难酬。云归远岫迷樵径,烟淡晴波没钓舟。四壁珠玑沉暮色,还思秉烛续良游。”张铭轩诸事办妥后,也一心扑在钻研文词诗赋上,常与方迈饮酒吟唱,他才力敏赡,下笔如万斛清泉,随地涌出,滔滔不竭。在给老师翰林院编修《奉怀仇沧柱夫子》诗云:“自昔龙门问学来,南辕受易忆燕台。玉堂金马应时望,瑶草琪花傍晚开。无识穷经思寡过,有怀捧檄瞩怜才。愿从椽笔扬先德,归奉萱庭菽水杯。”他感谢恩师的关怀和教诲,有负老师的期望也深感歉意,但他觉得仍没有弘扬先辈德行,没有归家尽孝。他委婉地向老师阐明急着归家的因由。在诗文创作上,他以经史为根底,以程朱理学为门户,一切靡丽香艳之词,屏弗寓目,与声色货利同为深戒。惟善恶感应之理,则时时向人称说不倦焉。在《寄呈毛鹤舫先生》诗中,他向好友介绍自己已隐居著书,寄情山水的淡泊生活:“著书林下几经秋,放棹严滩羡钓裘。近访龚黄新政绩,遥追苏白旧风流。江边0寒中透,湖上晴光望里收。听得西秦沾雨露,东山丝竹快遨游。”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铭轩赴乡试,考中举人,教授候选知县。高兴之余,他与好友王担人同游西湖《品茗论诗》:“旧游湖畔读新编,幞被携来寄一椽,渔火依稀深夜里,山风冷暖小春前。醇醪饮醉非关酒,异茗闻香不待煎。侵晓凭楼间指点,携诗又上木兰船。”自杭州返故里后,毕竟无心仕途,依旧深研理法,闭门讲学。

张铭轩一生著书甚富,有 《阴骘赞诠》、《笔山偶集》、《入德迂言》、《梅花百咏》、《救弱救荒》等传世。方迈写诗赞其著书育人曰:“著书闭户几多年,种得名花已接天。春意渐生香冉冉,嫩芽待放翠芊芊。梅经霜雨姿犹韵,桃欲凌霄干亦妍。彩笔应知题尽遍,倚栏长待李青莲。”

9、刘正夫

刘正夫(1062—1117年)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北宋大臣,书法家。元丰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宋徽宗政和六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赠太保,再赠太傅。与时人范致虚、吴材,江屿号称“四俊”。

元丰八年(108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部尚书。政和六年(1116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喜书学,多作行法。平生不求虚名,故传世书迹绝少。《三希堂法帖》中有其《宣台记》、《泛舟题名》二帖。《宋史》、《宣和画谱》、《中外美术家人名辞典》、《衢州市志》有载。

人物简介

元丰八年(108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部尚书。政和六年(1116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喜书学,多作行法。平生不求虚名,故传世书迹绝少。《三希堂法帖》中有其《宣台记》、《泛舟题名》二帖。《宋史》、《宣和画谱》、《中外美术家人名辞典》、《衢州市志》有载。

《宋史·刘正夫传》

刘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名在优选,而犯高楚王(高遵甫)讳,凡五人皆当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讳颁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置末级。久之,为太学录、太常博士。母服阕,御史中丞石豫荐之,召赴阙,道除左司谏。

时方究蔡王府狱,正夫入对,徽宗语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帝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赵似)如初。他日,谓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又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中其说,传信万世。”遂诏刊定,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阅月,迁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侍郎。

蔡京据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录绍述先志及施行政事,愿得陈力其间。”诏俾阅详焉。京罢,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京憾刘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虽赖其助,亦恶之。因章綖铸钱狱辞及正夫,时使辽还,京讽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辞,留为翰林学士。京愈不能平,谋中以事。作春宴乐语,有“紫宸朝罢衮衣闲”之句,京党张康国密白帝曰:“衮衣岂可闲?”竟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

召为工部尚书,拜右丞,进中书侍郎。太学诸生习乐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无为士子羞乎?”东封仪物已具,正夫请间,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益喜其不与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进、少宰。才半岁,属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东归,诏肩舆至内殿,长子皂民掖入坐。从容及燕云事,曰:“臣起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然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明日,徙节安静军,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将行,赐之诗及砚笔、图画、药饵、香茶之属甚厚。正夫献诗谢,帝又属和以荣其归。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遗牍,自书“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赠太保,谥文宪,再赠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驯致宰相,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阁待制。

10、吾绅

吾绅(1381-1441),字叔缙,号纳斋。自小聪颖,经书过目不忘。明·建文四年(1402),考中举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及第。是岁,廷策进士四百七十人,被选优秀者二十九人为翰林庶吉士,读书文渊阁,唯绅年龄最小,且质伟才硕,博览群书,为文立论鲜明,言辞激励,滔滔然无所凝滞,深博皇帝朱棣的称赞。被任命参与修撰《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及《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同事者四十余人,撰辑之功,吾绅居多。九年(1411),成祖改绅为刑部主事,在职期间,理案有方,治狱有声,声誉甚隆。十六年(1418),再迁本部郎中,因政学兼优,次年超拜礼部右侍郎。诏书初下,成祖对礼部尚书吕震说:“绅出自翰林,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用,可佐卿礼矣。”时,不少同僚好友前来庆贺,至其家,却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客望之一笑而起。而成祖对其却十分器器重,经常于便殿召见试文论经,绅落纸如云,朗朗不跲,较诸同列者获赏独胜。十七年,因奏对不合圣意,为吕震所排挤,放任广东参政,在赴任途中,路经武汉登黄鹤楼吟诗云:“高楼遥瞰大江头,词客重临忆旧游。黄鹤已随仙驭白,云远长伴楚天秋,巴山树色千年在,汉水波声日夜流,不必凭栏重回首,且将樽酒漫消愁。”借景寓意,以酒消愁,流露出自己的失意和淡淡的不满情怀。到任后立志图治,体察民情。审理案件,惩治-,致使广东吏肃民安,百姓有口皆碑。一日,明成祖视朝,忽然想起吾绅,曰:“朕目中久不见长篇秀才。”遂命吏部下诏速召绅回京。诏至广东,绅即打点行装乘车欲行,百姓闻之纷纷拦道,攀车卧辙,极力恳留。

宣德四年(1429),复官南京礼部侍郎,未几,母病逝世。丁内艰,勅使御祭。故里服阕期间,吾绅专程祭扫了好友,刚直敢言,因得罪权臣,被陷赐死的兵部给事中、同邑人虞京,并题写七律一首:“荏苒百年驚梦短,殷勤此日奠芳樽。荒原寂寂明斜日,古木潇潇起暮云。收涙忍流沾宿草,盟心不负缔新婚。世间多少延陵剑,殁后谁能挂故坟。”表露了人生苦短,朋友情长的深深思念之情。九年(1434)复起,改刑部侍郎,奉命考察两广、福建等地-政绩。其故友时任福建参议,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绅深入查访,掌握罪证后,依法严惩,同时撤职查办的-三人,百姓拍手叫好,称其为“铁面巡按”。

绅与同邑华埠人、官居卫王府左长史的金实友善,同参与《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相互均有诗书往来,《送金长史还朝》就是其中一首:“相逢未尽旧交游,握手临岐欲别难,鸿雁夕阳那忍听,黄花晚节若为香。西风匹马离情远,明月孤舟客梦寒。魏阙每怀朝夕念,几回矫首五云端。”展示了俩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正统二年(1437)朝廷封赠其三代,均为通议大夫,祖妣、母及妻为淑人,五年(1440)复任礼部侍郎,六年秋,奉命主祀孔子,未及完成不幸病逝。

吾绅累官四十年,历事四朝,无禄寸土之增,秉心廉正,奉职弗谕,清强有执,淡泊名利。卒后清贫如洗,则藉诸僚友以殓葬。朝廷特遣礼部郎中陈璞谕祭,祭酒陈敬宗作墓字,铭曰:“伟硕博达,介直刚正。不屈于欲,心洁以莹……”绅平生所作诗文甚富,著有《鸣和集》和《唐诗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