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曾在题名为“后革命的幽灵种种”的公开演讲中，将“耽美文学”作为重要的文本对象纳入当代文化逻辑的考量。这篇演讲稿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引发了关于“耽美文学”的诸多讨论。戴锦华从耽美文学的性关系描写中看到了当代青年对权力的内在体认与尊重，并称，相较于耽美的主流性，她自身处于边缘位置：“我所选择的的位置是边缘对中心，梦想对现实，反叛对秩序，幼稚对成熟。”

但是，耽美文化——作为性向文化的重要代表，真的如同戴锦华所言，已经取得了中心位置么？如果耽美文化已被主流秩序所认可，为什么耽美作品的基本情节会在出版过程中被大量删改？如果耽美文学中只有对权力的臣服，我们如何理解耽美文学中被寄予的对世俗权力的挑战与反抗？

以上是性别文化与耽美文学研究者杨玲在题为“耽美：四个迷思与酷儿潜能”的公开讲座中提出的质问与反思。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的杨玲，早期从事粉丝文化研究，在读到同为性别文化研究者徐艳蕊所创作的耽美小说之后，开始转向耽美文学研究，并与其成为研究伙伴。

耽美，英文名Boys’ Love，简称BL，是一种主要由女性书写，供女性阅读的男男同性情爱叙事，其形式以小说为主，同时包括漫画、广播剧、原创音乐、视频等。上世纪90年代，受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耽美漫画与小说影响，中国大陆耽美创作孕育成型。杨玲在日前举行的这场讲座中提到，如今，耽美已是重要的当代书写方式与文化现象，学术界无法对之视而不见。近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丰富，权威学者与期刊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耽美，这些阐释不乏睿智洞见，但也存在需要澄清的误读以及呼唤反驳的偏见。很多学者将耽美文简单地视为异性恋女性的幻想投射，认为耽美小说再现了当代青年对暴力的迷恋与美化、其中的性关系处理复制并强化了现行权力等级秩序，因而贬抑、否定、批判耽美文化。在杨玲看来，这些批判部分存在着对耽美文化的误读，忽视了耽美小说性关系秩序的复杂性、性暴力书写的多重伦理与政治意蕴，也遮蔽了耽美在异性恋霸权与父权体制内开辟话语空间的事实。她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耽美作为酷儿潜能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父权制和异性恋正统的当下，去想象和感受一个拥有更多自由、激情、快感的酷儿未来。”

在演讲中，杨玲归纳了有关耽美研究的四个迷思，并陈述了她的分析与思考。

迷思一：腐女都是异性恋么？

杨玲提出的第一个迷思是，研究者往往将腐女（即耽美文学的阅读者）直接等同于异性恋女性，将耽美阅读的风行与耽美创作指认为“异性恋女性网络社区对男性间同性恋情或情色的想象、书写”，认为其是主流文化工业的新卖点。

杨玲指出，这一结论既不符合事实，同时也简化了腐女性别认同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已有相关调查研究证实腐女性取向具有多元性，并不局限于异性恋。杨玲援引台湾交通大学助理教授王佩迪（Peiti Wang）在2017年日本神奈川大学酷儿议题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基于从台湾BL粉丝社交网络收集到的3851份问卷数据，王佩迪发现：相较于普通民众，BL粉丝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极高，93.2%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同志婚姻应纳入民法”。另一方面，BL粉丝性取向颇为多元，52.7%为异性恋者，2.4%为女同性恋者，1.7%为男同性恋者，33%为双性恋者，10.1%为无法分类的酷儿。其中，异性恋所占比例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高。杨玲认为，将腐女直接等同于异性恋者的误读误判与目前国内的耽美研究方法相关。“小范围访谈”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而通常异性恋的女性读者更愿意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相对而言，性少数群体会迫于社会压力而不愿意分享。

即使是异性恋腐女，将其阅读耽美的行为仅仅视为异性恋对同性恋情的“意淫”与“猎奇想象”的观点，也遮蔽了阅读者投入耽美创造的虚拟世界中所产生的复杂性别认同的可能，以及文本所释放的酷儿潜能。杨玲引用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论述腐女的多重性别认同。浙江大学研究生阮姚娜在硕士论文《同人女群体的伦理困境》（注：同人女，腐女的早期称谓）中称，她通过访谈发现腐女往往是跨性别男同，即：在现实生活中她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有清醒的认识也不想改变，但是在恋情中她更愿意以男性的角色爱上一个男人，“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而想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日裔学者Mizoguchi Akiko在论文Theorizing Comics/Manga Genre as a Productive Forum: Yaoi and Beyond (2010)中同样论及了日本耽美粉丝在现实生活中与在性爱、情欲关系的性向认同中的差异性，她指出，大部分现实生活中为直人的耽美粉丝，往往自认为是性少数群体，她们意识到自身的“非正常性”——作为女人喜欢男男情爱，并对此有着骄傲或羞耻的复杂情感。作者举例说，一位生育了两个孩子的30岁直女告诉她，她无法将自己和丈夫的性爱行为当做异性恋性行为，她会在脑子里将之转化为耽美里的男男性行为，因此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直女称为虚拟的男同性恋者（virtual gay man）。

有趣的是，耽美粉丝不仅可能是虚拟的男同性恋者，也可能是虚拟的女同性恋者。Mizoguchi Akiko在论文中称，以女性为读者与创作者主体的耽美文类是在虚拟的女同性恋空间中运行的，同人文化培育了女性之间的情感纽带并形成了女性社群。这里所说的女同性恋并非仅指女性之间的亲密性关系，而是指女性性欲、情感生活可以完全摆脱男性，近似于由女性所构成的公共社会空间。杨玲曾访谈过耽美写手风弄，在访谈中，风弄称：“我家是一个耽美工作室，很多画手都在我家住过，出版社的一些货物（书、周边）也都寄放在我这里。我们就像一个人民公社，实行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腐女并非大部分是异性恋者，将耽美阅读视为异性恋对男男同性恋的意淫想象既是对事实的误读，同时也忽略了阅读过程中所激发的多重性别认同的可能。杨玲认为，耽美阅读能引领创作者与阅读者跨越自我表面身份认同的障碍，在虚拟的层面或者现实的层面中实现对主流社会规范认可的性/别身份与欲望模式的超越。

迷思二：攻受关系是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复制与臣服么？

杨玲谈及的第二个研究迷思是：耽美书写中的攻受关系往往被指认作对权力等级秩序的复制与强化。戴锦华在其演讲“后革命的幽灵种种”中的阐述颇具代表性，她认为攻受这一“不容变更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的角色位置鲜有例外地与角色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全然高度吻合，甚至绝少背离新旧主流文化的各种规范”，也就是说，“在更换了爱情故事或情欲关系的性别身份之后，这一亚文化中的小说创作不是剥离了，而是凸显甚至强化了的权力和等级秩序。”杨玲称，关于攻受关系不可逆、攻受是现实权力关系直接复制的观点，是对攻受的污名化。

攻受是否不可逆这个问题，在耽美粉丝社群中也存在较大争议。国内有不少粉丝受欧美斜线文（Slash Fiction，欧美耽美文）影响，比较反感攻受固定。2014年，资深耽美粉丝“yuezhifeng”在欧美同人文社区“随缘居”发起“为何会有CP不可逆的心理”的讨论，得到论坛网友的热烈回应，讨论持续一年多，300多个ID参与，共有500多个回复。在讨论中，有网友认为攻受关系是男女性别关系的投射，即这是异性恋女性对男男关系意淫时所投射的男女情爱想象，将其中一方定位为女性，“女性为受，男性为攻”。这一论述激发了很多粉丝的反击，他们认为攻受并非是对性别身份的复制与投射，恰恰相反，攻受是试图超越原有的男女“主从有别”的性别模式。一些网友提出，攻受角色划分是有依据的，其中网友mortalcat从权力砝码的角度阐述了攻受角色的设定依据，她表示：

Sex is power，性关于权力……对我自己来说，我讨厌权力失衡的cp……想象一个天平，左边代表A的权力，右边代表B的权力，假如A是年上，A+5，A还是上司，A+5，A居然还是游刃有余的腹黑，A+10。这样一来，天平实在是太往A那边倾斜了不是吗。但是没有关系，还有很重的一颗砝码，那就是性。这种时候，我就会很可能倾向于BA（注：指B攻A受），而AB的文大多会因为太失衡而让我不太舒服。而如果两边本来的砝码垒起来差不多，也就是一般大家会说的相杀相爱势均力敌，那么我就会觉得互攻也无所谓。

也就是说，性关系中攻受角色的设定成为平衡二者关系的重要筹码。在主流异性恋情感模式中，男攻女受的固定性角色往往是现实中男主女从的权力关系的复制，性是权力的折射，而在耽美小说中，性成为重新平衡权力的重要元素。杨玲指出，这位网友的观点与日本学者Watanabe Yumiko（2007）的观点很相似，Watanabe Yumiko认为人物的攻受角色是“根据社会、肉体和精神三个尺度来衡量的，“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以微妙的权力平衡为基础的丰富的私人关系系统。例如，一个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可能在精神上次于他的伴侣，因此在某些方面依赖他的伴侣。”简言之，攻受设定弥合了性爱双方的权力不平等，性位置的差异最终实现关系的平等，因此，耽美书写通过攻受设定试图建构平等、纯粹的爱情关系，而非对权力秩序的强化。

另外，攻受关系组合也相当丰富，并非只有强攻弱受、弱攻强受，还有美攻丑受、女王攻忠犬受，忠犬攻女王受，霸道攻温柔受，腹黑攻天然受等。相较于以性别定义情欲关系的异性恋霸权秩序，耽美小说书写以攻受的形式呈现了性欲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跨性别学者凯特·伯恩斯坦在论著《性别是条毛毛虫》中提出，以伴侣的社会性别来定义双方的性关系模式——例如异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事实上简化了个体化的欲望实质。在伯恩斯坦看来，欲望、性行为方式比性别身份更为丰富、更为重要，她列举了16种可能的性关系模式，诸如Top/Buttom（上位/下位）、Triad（or more）models（3P或者更多）、Human/Animal models（人/畜）、 Owner/Slave models（主/奴）、Adult/Child models（成人/儿童）、Differently-able bodies models（残障人士） 等，这些基本都可以在耽美小说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攻受关系。与伯恩斯坦的观点相近，杨玲认为，耽美通过攻受模式实现“去性别的性关系想象”。攻受模式替代了男/女模式，甚至男/男模式，“不以性别为基础的性取向，为因性别身份而被剥夺了性幻想权利的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表达、操演各种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欲望和幻想的平台。攻受重新诠释了人与人之间可能有的欲望或者亲密关系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新的亲密关系模式。”

迷思三：耽美文是对性暴力的美化与认同么？

强暴或者说非两愿的性交场景在耽美小说中相当常见。有研究者认为，耽美通过对背景、人物外貌、服饰的高度美化，将强暴者、被强暴者、强暴本身审美化，回避强暴的权力、暴力性质。杨玲指出，对暴力的美学化并非耽美文独创，在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颇为常见，例如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作家也会在小说中冷静、客观、细致地再现暴力现场。暴力美学不是要回避、遮掩暴力，而是通过具有悖逆色彩的情欲想象，阐述深刻的伦理、政治议题。由于历史中的社会暴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难以言说却又无法释怀的痛楚、愤怒和暴戾始终弥散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耽美小说延续当代作家作品，通过暴力书写的方式指认历史累积的无名暴戾，是对同一历史语境的不同回应，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反思、影射公共政治，而耽美作者则倾向于处理私密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暴戾与柔情、冲突和妥协。

在耽美小说中，性暴力与情爱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攻因爱而强奸受”“攻强奸受之后产生了爱”，这样的叙事颇为常见。在戴锦华的阐释中，因为性暴力而走向情爱关系的叙述模式，事实上以受害者的自愿驯服、自愿臣服而告终，受虐者/弱势者“最终心悦诚服地与强势者、和权力签署了一纸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契约”。

杨玲从两个角度反驳了这一观点。首先，并非所有的耽美读者在阅读性暴力场景时都会代入弱势的受害者身份，有些创作者甚至有意引导读者代入弱势的攻的角色，占据“将强者压倒”的视点，在想象的层面上实现对强者的亵渎。例如，在耽美网络论坛“耽美闲情”，有读者匿名发帖说：“我看到那种高高在上威风凛凛众人影从的人物就会想看到他被推倒强奸的场景。”杨玲认为耽美提供了征服强有力男性之驱的视角，带有一种“亵渎的快感”。

再者，耽美虐文的叙事逻辑“不是施虐方/上位者对受虐方/下位者的规训，而是权力不平等关系的逆转”，“处于权力金字塔最底层的受虐方通过自身的努力，逼迫施虐者接受一种更为平等的相处模式。”耽美作品《军奴左三知》就讲述了原本卑下的、遭受凌辱的军奴左三知如何通过自身努力一步步爬到更高位置，最终与将军裴陵平起平坐，获得了他应得的平等、尊严与爱，让主奴位置发生了逆转。杨玲认为，耽美强奸故事提供了想象性解决制度性暴力的方法，在这里，强奸不是压倒性的毁灭力量，而成为一种可以凭借自身人格、尊严和努力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迷思四：耽美是逃避现实还是再现了更激进的情欲想象？

最后，杨玲谈及耽美关于爱情想象的纯粹性问题。部分研究者认为：耽美文化是青年人面对无力现实的自我封闭，通过构筑不现实的世界，来逃避不完美的俗世。张冰在《论耽美小说的几个主题》中提及，耽美的颓废在于它制造了“一些漂亮的泡泡，年轻的孩子们沉溺其中乐而忘返，把真正令人窒息的现实拒之门外”。毛尖在《小鲜肉的耽美语法》一文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耽美论坛不讨论声名狼藉的金钱和现实主义的生计问题，对耽美作者和读者而言，现实的不完美成了让他们屏蔽现实的动力，他们以享乐主义的方式图解人生。”

杨玲认为，耽美与其说是对现世的逃避，不如说它以乌托邦式的情欲书写来修复自五四以来提倡的浪漫爱的缺陷与不足。和耽美相似，浪漫爱同样是舶来品，前现代的中国有爱情故事，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浪漫爱”，后者强调两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是身体与心灵的高度契合。五四时期，浪漫爱曾经一度成为年轻人追求的目标。杨玲认为，五四现实中的恋爱关系存在两个缺陷，并非理想的浪漫爱：一方面，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导致异性恋中的浪漫爱，往往是女性投入更多；另一方面，浪漫爱具有私人性，往往和人类生存中的永恒旨趣、公共领域，诸如家庭、政治、祖国、职业、社会身份、宗教等方面责任相冲突。而耽美的情爱书写则以纯粹而平等的男男情爱关系修复了这两个缺陷。例如作品《魔道祖师》讲述了两个灵魂伴侣情投意合的情爱关系，同时二人共同铲除邪恶、匡扶正义，隐匿于江湖之后又默契地重回世俗，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追求取代了恋爱的私人性。

杨玲强调，耽美所展现的激进的恋爱想象与情欲书写具有超越现实限制的革命性，在想象的空间内部，单一固有的规范中的性欲关系可以被重新改写，而“围绕耽美小说这种幻想模式所展开的围剿与坚持，剿灭与再生，有着超出幻想领域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演讲的结尾，杨玲引述台湾性别研究者何春蕤在《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中的论述再次重申耽美具有的酷儿潜能：

“我们要求更大更宽广的情欲空间，超越一夫一妻的父权婚姻，超越单一的性伴侣，超越异性恋，超越单一僵化的性模式，性解放要从压抑的、单一的、僵化的一切框架中满溢出来，漫过规范的疆界。”

【相关背景】中国耽美发展历程：海外输入，草根传播

“耽美”的称谓来源于日本词汇的音译。1990年代初期，大量日本动漫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些包含耽美元素，例如尾崎南的《绝爱·1989》、日本漫画家组合CLAMP的《东京巴比伦》等。90年代后半期，日本耽美小说开始在大陆流行，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出现了一些耽美创作网站以及拥有耽美板块的原创网站。本土耽美小说的萌芽最早出现于“迷迷漫画世界”和“桑桑学院”等动漫相关网站。1999年，第一个耽美网站露西弗俱乐部创立，一度成为中国耽美粉丝的圣地。杨玲提及，露西弗取自天使Lucifer，其因与上帝对抗而坠落地狱，这个命名反映了初代耽美粉丝赋予耽美以对世俗规则的反抗性潜能与意义。21世纪初期，随着商业性文学网站的崛起，耽美成为“晋江文学城”“鲜文学网”等原创文学网站的重要文类，并形成稳定的创作群体与读者群体。2010年，由于不满于“晋江文学城”的过度商业化，读者与写作者创立了“长佩文学论坛”，然而，在坚持了7年的免费论坛的非商业运营之后，2017年，长佩也不得不走上了商业化的老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耽美发展也受到欧美斜线文（Slash fiction）的影响。Slash为欧美粉丝圈对耽美的称谓，指的是斜线符号“/”，用于连接两个人名表示二者间的同性恋人关系，这个用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星际迷航》的同人文（注：在原作基础上的二次创作），用于描述两个男主角（Kirk和Spock）之间的情爱关系（Kirk/Spock，简写为K/S）。斜线文对中国耽美圈的影响与欧美影视剧在中国的爆红密切相关。2000年，哈利·波特系列引入中国，耽美圈出现哈利·波特同人文以及论坛，例如“猫爪HP哈受中心站”。根据美剧《X档案》（X-fire）改编的两篇同人文《一条名叫Krycek的鱼》和《24/7》也曾受到热捧，这波风潮为中国耽美圈又输入了两个新的亚文类，一个是人鱼文，一个是虐恋文（BDSM）。2010年，英剧《神探夏洛克》在中国爆热，耽美欧美圈真正崛起，当时外国媒体的报道也促使国内媒体跟进，使得“腐女”一下子成为了高能见度群体。

“海外输入，草根传播”是中国耽美文化逐渐兴盛的路径，铸就了中国耽美东西混融的特征。尽管耽美的创作者和消费者都以女性为主体，但是也不乏有少许优秀的男性写手。如今，卖腐、搞基，不再是仅局限于小圈子内的亚文化，耽美已经延展出较为成熟的IP产业链条，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杨玲认为，亚文化已经不足以概括耽美，耽美更是一种元文化（meta-culture），可以和各种流行文化形式产生交集，比如，明星文化、媒介文化、体育文化。耽美不仅仅是一种特定媒介文本，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情感结构，一个“滤镜”，对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