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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怀才不遇的时候，你会帮助他吗

我是千里马，你是伯乐吗？世上千里马多矣。伯乐无兄弟。所以，只能眼看，无可奈何花落去。爱莫能助。犹如君。若我居伯乐位，干里马之君。定风驰电掣！风物长易放眼量！

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怀才不遇的文人

公元770年的冬天，在长沙到岳阳的小船上，一位伟大的诗人溘然长逝，这就是杜甫。关于他的死，后世流传了种种版本，有人说他是在长时间饥饿状态下，突然吃饱了，撑死的。这个说法看似非常荒谬，但是却隐含了一个事实，即晚年的杜甫，的确生活的很不容易。

大历五年，潭州城一片混乱，中央王朝对于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弱，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是在安史之乱中散失的中央权力就被各种地方军阀所蚕食，他们在一方当起了“土皇帝”，而这些地方军阀，自然不会给地方带来安稳，他们自身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因为他们手底下的武将随时会起来造反。

果不其然，臧玠在潭州作乱。这一年正是770年。十年前，公元760年，杜甫在成都建立了著名的浣花溪草堂，有了几年非常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765年，一个人的死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那就是严武。

严武几乎是杜甫晚年生活不可绕开的一个人物，他帮助杜甫建立草堂、又让他在自己手底下当参谋，有了一官半职，杜甫才算是能够养活自己，但是严武一死，他的生活立刻陷入困窘。

所以，公元770年的杜甫，是一分钱都没有的。在漂泊途中，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而他被撑死的说法，也来源于此。

但不管怎么样，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地步？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是如此。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诗人不幸的遭遇，或者说文人不幸的遭遇，在中国古代，那是被注定的命运。

这其实就牵扯到职业化问题。中国古代有职业化的艺术家、诗人、书法家吗？

恐怕是没有的。

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他一生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起点的著作——《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被称为《国富论》。从名称就可以看出，他所要阐述和解释的对象，是一个繁荣开放的社会，为什么会聚集起财富。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各种差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而人又有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和差异，推动人们去进行分工合作，满足人们某些需要，同时进行一些物质交换。然后，这些分工和合作就产生了职业化。在这一过程中，差异是分工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分工合作的开始，差异就越来越大。

而剩余的物质是分工合作的基础，没有物质上的剩余，分工是无法进行的，是不可能的。整个社会的商业以及职业化，就在这一层基础之上产生。职业就是分工固定化的结果。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是缺乏职业人士的，更不用说由职业化的文人、艺术家了。

西方历史上，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一直是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蒙娜丽莎》，就是他为当时的艺术资助者所描绘的画像。

艺术家和有钱的上层人士，这种金钱合作让画家们有了可以养活自己的物质基础，他们不必去另外寻找其它出路。

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历代都是缺乏商业的。没有商业也就意味着没有合作和交换。作为艺术家，他们不可能直接生产物质品，来实实在在的养活自己，他们的艺术作品，必须通过交换机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自己有继续从事该活动的可能。但是，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以中国书法为例，中国书法史上，书法家很多，但是在中国古代，书法家这个称号是没有的，因为古人概念里面没有书法家，也没有书法家这一职业称呼。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文学家一样，古代也是没有的。比如，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李白杜甫。李白我们常常说他怀才不遇、悲愤忧愁，嫉恶如仇。

但问题是，他们渴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恨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李白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来思考他自身价值的？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来看，李白作为一个有如此文学艺术成就的大文豪，他就算得不到上层官员的赏识，不能从事国家大事，在统治阶层中谋得一官半职，就怎么会有损于他最后在艺术上的成就呢？

但是李白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肯定知道他自己也是有才能的，也并非等闲之辈，要不然也不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他自己最终的价值追求并不是在文学艺术上有所突破，而是希望得到上层的赏识，得到皇帝的青睐，能够辅佐君上，成就大业。

这种心态不是李白一人独有，中国传统文人包括现当代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迥异于其他民族文学特质的“天下观”，宏大叙事虽然谈不会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向、落脚点往往要在这些地方着手。而且往往是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的东西。

而这就相应的削弱了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艺术的重视程度，所以在文人看来，他们身上所擅长的这些笔墨文章，实在是不足挂齿的雕虫小技，比如苏轼曾就说自己“我书意造本无法”。

因此，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就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带来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一方面，他们所认为的文学艺术上的能力，并不能代表实际生活中、工作中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能力，但是这种认识随着科举考试僵化的文科性质而逐渐定型，让文人们相信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就等于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才能。

因此，李白、曹植才会如此悲愤，杜甫一生也是如此，他诗歌写的这么好，却仍然不免于要落的一个穷困潦倒，客死西南的凄凉结局。整个古代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单一而不合逻辑，造成了无数文人的悲剧，他们本应该过的更加潇洒、更加自由，却被社会权力者所编织的大网紧紧的缠绕在一起，无法动弹。

所以，首先，这一逻辑是一种崇尚某些虚幻观念和形而上的儒家理念所推动的艺术交换，即我拥有才能，你正好这样规定，那么我这些才干理应该得到你的重视，得到你的赏识。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所以，我生气、我愤怒，我感到自己怀才不遇。

因此，中国文人对于自己自身的评价，往往不是着眼于他们自身到底有无才干，而是着眼于他人，把评价自己高低水平的尺度交给国家机器，尤其是君王，如果君王赏识自己，重用自己，而自己又能干出一番大事业，那么自己就是成功的。

反之，即便自己是好是有才华和才干的，但是得不到社会价值的承认，得不到宠信和重用，那么自己就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文人的人生过得并不快乐、时常充满忧伤和悲慨，正是因为他们受制于这样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受制于整个时代的桎梏。

没有职业化，不仅仅是没有物质基础这么简单，他还关系到人自身的自我实现，人的心理满足，人在社会上被人承认和认可的程度。

现代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经提出人需要的五种层次，其中自我实现是最高的。对于古代文人来说，“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才是他们最终理想的归宿，只是能够登上权力的塔顶，和君王一起共舞的人，是在是太少太少，所以他们怨恨才会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