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最后一集，宝总变回了阿宝，从股市脱身，去浦东种花了。

1994年10月1日这一天，东方明珠已经落成。烟花绽放，站在对岸欢庆的人群中也有阿宝。他的西装没有像过去那样烫得笔挺，头发也不再梳得锃亮，是个普通人。

《繁花》中登场的各色人物，无论高低，一个个体面退场。镜头满怀柔情，凝视着每张含泪的面孔，仰拍、俯拍、中景、特写，作为彼此人生中的过客，他们对望，有尊严地告别，约定江湖再见。怅然若失的，反而是屏幕外的观众。

从去年12月27日开播到1月9日收官，不过半月时间。《繁花》的火，延烧至旅游、餐饮、图书、音乐、演出、时尚等各个领域。最初的争议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开始相信这个“繁花世界”曾经真实存在，关心剧中每个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或者，约上三两朋友去现实中的黄河路逛一逛，吃顿晚饭，好让这份不舍和眷恋找到栖身之地。

奔腾的时代与错过的情感

《繁花》的好评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的。开播时，打开社交平台，网友满目疑问，这是90年代的上海吗？黄河路是这样的吗？

大约三四集之后，讨论开始调转方向。各色人物的面孔逐渐清晰，众生相鲜明，范总、魏总等配角也刻画得有滋有味。在进贤路小饭馆“夜东京”，玲子、菱红、陶陶、葛老师你一句我一句，有种滑稽戏的味道，他们调门不断提高的吵闹声中，观众和剧中人同在，共享市井生活的悲喜。

阿庆饰演的房东葛老师常说：“感情这样东西，头一别，就是另一条路了。”《繁花》中，比商海沉浮更引发注目的似乎是感情戏。它保留了王家卫过往电影中对情感关系的描摹，没有强烈的爱恨，也没有明确的结果，多的是求而不得的错过和空落，也正是这样的忽明忽暗、举棋不定，令观众看得入迷，反复琢磨。

王家卫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加上90年代流行金曲的氛围渲染，构成了其他国产剧中比较罕见，但也恰恰贴近当代都市人之间的距离感，也有真挚的情感流动。不只男女之情，宝总和爷叔、金花和汪小姐的师徒情，玲子和菱红，小江西、敏敏和露丝之间的姐妹情也刻画得颇为动人。

此外，《繁花》中的女性形象立体鲜活。如果把《繁花》看作一部“大男主”戏，与市面上其他同类型剧集不大一样的地方正在于，玲子、汪小姐、李李和雪芝对宝总有情或曾有情，但也并不依附于他，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各有各的可爱和潇洒。不只女主角们，连不算正面角色的梅萍、卢美玲和小江西也有各自的光彩。

不过，关于《繁花》是否忠于原著的争议始终存在，在一些读者看来，书里写的是繁花凋零，剧里拍的是百花盛开，基调不同。原著粉丝何晶告诉第一财经，她没有预设改编要完全贴合原著，剧情成立，就可以接受。“这本小说是很难影视化的，它的体量太大，人物太多，时间非常长，而且是很悲凉的。我对原著里汪小姐这个角色原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剧里的汪小姐就非常可爱。”在她看来，《繁花》中段部分拍得最好，“它将情感纠葛放在特定的年代，他们踏上时代的列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追求，也会让你觉得那个时代，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电影级质感

不是每一部国产剧都扛得住《繁花》这样漫长的雕琢。王家卫“慢工出细活”声名远播，和他过去执导的电影一样，《繁花》一样是精耕细作，重拍、补拍，直到满意为止，辛芷蕾在采访中说，自己的戏光是杀青就杀了四次，“到后面没有人相信自己要杀青了，总觉得要拍一辈子”。

《繁花》收官这天晚上，上海影城SHO杜比剧场提前放映了《繁花》的最后两集。大银幕令画面无限放大，情感渲染力翻倍，也佐证了《繁花》的细节和表演是经得起考验的。

第一财经从上影集团了解到，2020年，上影投资5亿元收购了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的昊浦影视基地，这也是王家卫在上海唯一看中的拍摄基地。剧集在上影旗下车墩影视基地、昊浦影视基地历时三年拍摄。为打造黄河路、进贤路等剧中实景，以50年建筑标准、1:1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条马路。

剧组在调研工作方面做得细致，关于剧中所涉及年代的市民生活、上海的城市风貌等都邀请了大量相关专业人士做调研。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谈道，当时他向剧组推荐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与，“他们参与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大概两三个月，有的半年，有的将近一年”。

范新华饰演者董勇在一次路演中提到，《繁花》中有许多群戏，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达到要求，都会重拍。魏宏庆饰演者郑恺说，《繁花》是单机拍摄，“一场戏有10个人就要拍十遍。全景、中景、近景，二十条就这么来的”。

目前大多数国产剧是三台机器，甚至六台机器在不同的位置同时拍摄，这样效率更高，便于后期剪辑，最后可以选用不同景别或角度的镜头，丰富荧屏上呈现的效果。“影视是光线的艺术，如果拍一个人，布三个机位，这就要同时将就三台机器的打光要求，不一定能得到最美的成片效果。一台机器拍，就能得到最漂亮的镜头。”汤惟杰说。

因此，这也就成就了《繁花》中，几乎每个演员都留下了令观众难忘的一面。镜头从不吝啬在他们身上停留的时间，进而捕捉到演员们几乎从未在其他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态。

“繁花热”能到何时？

在上海影城举办的《繁花》收官放映现场，阿宝、陶陶、小江西和邮票李的饰演者胡歌、陈龙、王乙和陈冠甯的到来，令观众席一阵沸腾。“宝总”“陶陶”，满怀热情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在呼唤长远不见的朋友的名字。几位上海籍演员和剧粉用沪语轻松交流，像是身处“夜东京”。

《繁花》的特质之一就是启用了大量的上海籍演员，网播平台腾讯视频上提供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汤惟杰对比了两个版本，认为在表达效果上有较大差别，“当你说一个自己从小会说的语言，实际上是很放松的，你能够把自己的情感非常松弛地表现出来”。

《繁花》令上海文化和方言再度兴起，成为近期讨论的焦点。胡歌说，上海是他的家乡，“说上海方言的时候，记忆里有空气的味道，有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和一些同龄观众的体验一样，在他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尽量讲普通话，少说上海话”的阶段。

在胡歌看来，《繁花》所带来的热流不是一道隔阂，“我们不会说因为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方言，就有一种优越或者独特的感觉，而是让大家更愿意了解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和我们一样能够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2021年，《爱情神话》曾掀起一股小型的上海文化热流。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繁花》所引发的上海文化浪潮已许久未见。追溯沪语对白影视剧，人们过去往往会想到上世纪90年代的《股疯》《孽债》等经典作品。

在汤惟杰看来，生活在上海的民众通过《繁花》再度获得了某种自我确认，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生了连接：“我们平时忙忙碌碌，不会太多想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的过去是怎样的，《繁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当然，电视剧以某种强化了的视听方式来让我们认知曾经有过的时刻，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繁花》并不只停留在区域内的火爆，而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各地观众的情感共鸣。上世纪90年代是经济崛起、金融改革的时代，充满了各种风口和机遇。

汤惟杰说：“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上海，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在突飞猛进。剧中反映的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它确实是拨动了一个时代的琴弦。大家会回想，90年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那个年代确实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一些人抓住了机遇彻底改变了命运，当然也许最后真正成功的人并不多，但在那个氛围中，大家都觉得是向上的，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