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前段时间公布提名。
国内没什么反响,但海外炸了。
最大的争议:《芭比》。
有人说《芭比》没有提名最佳导演与最佳女主,也有人说《芭比》怎么也配提名最佳影片。
看来《芭比》的确是年度现象级。
全球票房14亿美元,是2023年的全球电影票房冠军。
而国内呢,2.52亿人民币,位列2023年国内票房榜的第46位,现在也没多少人在讨论。
但从《芭比》提名奥斯卡这件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更该值得去聊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关于奥斯卡。
更是日益明显的,创作与舆论的冲突,正在爆发。
01
《芭比》怎么了
先说几句为什么很多人对《芭比》的提名感到不满。
表面上看。
今年的《芭比》获得了8项奥斯卡的提名,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配、最佳男配、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歌曲(两项),看上去非常不错。
但如果你仔细去想。
会觉得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表面肯定。
《芭比》的核心是什么?
在它走向票房冠军的路上一直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创作出芭比这个角色的导演格雷塔·葛韦格,一个是演绎芭比这个角色的女主角玛格丽特·罗比,与一般的电影不同,她们二人几乎是可以直接代表着芭比的思想与形象的,与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有着直接的关联。
可奥斯卡肯定的呢?
从女配到男配,甚至一些技术类的奖项,唯独没有这两位核心人物。
尤其是作为男配角的“肯”。
不但获得了最佳男配的提名,甚至还提名了最佳歌曲,这让人感觉,这样一部讨论女性主义的作品,让肯拾起了胜利果实。
以至于高斯林也对此提名发表长文,表达对奥斯卡忽视《芭比》里两位主创的行为感到不满:
“没有《芭比》就没有肯,没有格雷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就没有《芭比》这部电影,如果没有她们的才华、勇气和努力,这部作品的任何人就不可能获得认可……用失望形容我的感受都是太轻描淡写了。”
也难怪大家有意见。
并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肯”。
因为这戏内戏外,已经完成了闭环。
这样想有道理吗?
有。
毕竟相对于欧洲三大等小评审团制度的评选不同,奥斯卡是个工业奖,是业内人士对过去一年做出突出成就的电影工作者的鼓励,体现的是“集体意志”。
举例来说。
有媒体统计,2023年,可以给奥斯卡投票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数达到了9375人,而其中“最佳导演”这一奖项的提名,则由这些人之中的“导演分会”成员投出,他们不但包括我们熟知的那些知名美国导演,还包括李安、王家卫、许鞍华这样的华人导演。
人数之众,可见一斑。
也正因这样的投票方式所反应的“集体意志”,我们经常会说,也许奥斯卡并不能选出当年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但一定能选出代表当下的作品,就像2020年的《寄生虫》,或者去年的《瞬息全宇宙》,它们的得奖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艺术性超出了其他电影,但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价值取向,就是种族的多元化。
所以回到这届奥斯卡。
当我们看到学院“排斥”了《芭比》的两位核心主创。
理所当然会去猜想,这似乎就像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整个学院对《芭比》的蔑视,甚至于,整个影视圈的父权制对女性主义的压迫。
但真的如此吗?
虽然质疑本身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Sir也觉得,任何以口号来简化矛盾冲突的处理的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偷懒。
这世界本就没有那么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大多数的阴谋。
其实只存在于舆论场的想象里。
所以如果要真的厘清《芭比》的问题,我们同样需放入实际情境中去仔细分析。
而不是不管事实,便扛着大旗在一旁挥舞。
02
和神仙打架?
讨论一部电影为什么没有被提名,我们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这里面有什么阴谋,而是被提名的那些究竟会不会比这部电影强,以及是否有可替代性。
简单来说。
就是被提名的值不值,落选的该不该。
幸好的是,除了极个别影片,这一届的奥斯卡提名影片Sir大多都看过,从专业的角度,应该可以聊上几句。
首先是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的提名分别是:
克里斯托弗·诺兰,《奥本海默》;乔纳森·格雷泽,《利益区域》;茹斯汀·特里叶,《坠落的审判》;马丁·斯科塞斯,《花月杀手》;欧格斯·兰斯莫斯,《可怜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肯”的有力反驳是,这份名单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并非是由于“女性主义”而将《芭比》排除在外。
因为五个提名里,有两部女性主义电影:
《坠落的审判》以及《可怜的东西》。
《坠落的审判》Sir就不必多说了,之前也详细聊过,作为一名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将女性细腻的观察力放在了这部电影里。
从电影开头铺设的音乐细节,以及儿子与母亲之间随着案件愈发深入,而彼此出现的隔阂,或是,当母亲在审判庭上,对自己是否谋杀丈夫时,那极具玩味的表情。
甚至,在整部电影看下来,你可能都在真相中游移。也能深刻感受到导演所传递出的,对于婚姻生活与自我意识的较量。
可以这么说。
同为女性主义作品,寻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突破口,《芭比》在文本上的深刻性,着实是与《坠楼》有着一些差距。
《可怜的东西》Sir还没这个机会能看到,所以也着实判断不好。
但你看这个题材。
故事的主旨是以一个被男性主导下的女性成长的过程,电影讨论了男性凝视下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对父权制度的批评等尖锐话题。
也是一部属于女性主义的作品。
虽然没法以奖项推导,但毕竟是拿了金狮奖的作品,想必也是有很强的导演能力。
而其他三部呢?
诺兰的《奥本海默》和马丁的《花月杀手》Sir也曾推荐过,一个是在叙事上更加精雕细琢,是其最接近奥斯卡的一次,一个是拍了部真正的Cineme(电影艺术),让我们看到了静水流深的力量,入围导演奖实至名归。
《利益区域》不知成品如何。
但看法国的网友评价,“以一种全然相反的路径进入了“大屠杀””,以及戛纳陪审团大奖的荣誉,想必这个导演奖的入围也是恰如其分的。
所以你看。
就“最佳导演”的评选规则来说,它要么是电影技术上有非常牛逼的突出之处的(如《瞬息全宇宙》),要么就是在电影整体从镜头、剪辑、演员、画面都完美符合学术派的“精益求精”的(如《犬之力》),以及就是在故事上,对人性有非常深刻、严肃的剖析,表现的(如《寄生虫》)。
这些《芭比》都不算突出。
它替代得了谁?
再看“最佳女主角”。
五个提名候选分别是:
安妮特·贝宁,《奈德》;莉莉·格拉斯顿,《花月杀手》;艾玛·斯通,《可怜的东西》;桑德拉·惠勒,《坠落的审判》;凯瑞·穆里根,《音乐大师》。
这其中有细腻表演:
比如桑德拉·惠勒在《坠落的审判》的庭审场景,描述自己丈夫有自杀倾向时,她的表情是这样的:
她开始有些慌乱,但,在深呼吸后,又宛若另一个人一样,去描述着或许“不存在”的场景。
不要忘了,她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 对,这个动图我是又用了一次
这其中有难度表演:
比如艾玛·斯通在《可怜的东西》中要用一个成年女人的躯体表现出孩童时的稚气,并,在不停学习如何“成为女人”过程中,慢慢接受并进入成年人的世界。
尤其这部电影里的风格实在在太跳跃,如何把控人物表现,也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
这其中有挑战自我:
比如安妮特·贝宁的《奈德》,为了演一个马拉松游泳运动员,65岁的年龄挑战了大量的水下镜头,付出了很多。
这其中有掌控全场:
比如凯瑞·穆里根的《音乐大师》,虽然影片质量不咋地,但评论一致认为凯瑞的演技是碾压式的爆发。
至于莉莉·格拉斯顿的《花月杀手》。
看到她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野心与原始美,想到她是这份名单里唯一一个非白色人种演员,换做是你,你会把她换下来吗?
所以你看。
《芭比》里玛格丽特·罗比的角色,大多时间就只是维持金发碧眼、漂亮芭比就可以了。(剧情安排,并没有说不好的意思)
给电影制作人一个提示
玛格丽特·罗比还是美如画 说她丑真的很难信
这么被动的角色,替换以上哪个会合适?
哪怕是以罗比自己的维度比较。
《芭比》中的角色也不如她曾提名奥斯卡女主角的《我,花样女王》来的细节丰富啊。
再加上奥斯卡一直以来对票房爆款的“轻视”(就像这一届全球票房最高的动画片《马里奥》直接连提名都没有),所以,《芭比》落选,并不是奥斯卡有意刁难而为之,只是,它并没有到“最佳”的标准线上。
它不是不好。
而是,并不适应这个“奥斯卡”的体系。
03
“表面”的多元化
老实说,以上的内容,Sir觉得说的其实都只是常识。
但凡你对奥斯卡有些许了解,但凡你看了入围的其他影片,大抵都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
很多哪怕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它们讨论社会、讨论政治,形而上的辩论许久,偏偏视这样的“常识”而不见。
这里不仅是电影。
甚至于整个舆论场,都如出一辙。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看《芭比》之争,其实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奥斯卡了,更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电影艺术和舆论潮流的冲突。
而这,恐怕才是当下世界电影的“大敌”。
简单来说。
电影的创作与观众的需求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对于电影创作者,他们的需求是“能不说尽量不说”,力图复杂性,多面性,深刻性,一眼看穿的电影不会是好的追求,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的需求则是“我要什么”,以及“你有没有直接给我”,如果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这部电影就是“错的”。
就像这次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很少人关心,在高斯林获得《芭比》最佳男配角的提名时,《芭比》中另外一位演员,亚美莉卡·费雷拉也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对。
就是说出了《芭比》本片最核心观点的,那位“芭比”的前主人。
也正是因为她,芭比们才能觉醒,重新掌握芭比乐园的主权。
她对于自己的提名倍感意外,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她一度怀疑“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她的角色与“肯”在芭比乐园里作为一个与女性对立面的角色相比,难道,她不是更具有醍醐灌顶的意义?
可惜。
声讨者们看不到这些,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这些。
他们集中火力。
对视线之外的事情,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你可以看到,奥斯卡,也逐渐开始了“硬性规定”。
就在2020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候选影片定下了一条规定:“如今角逐最佳影片奖的电影要坚持包容性和多样性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一部电影想要获得94届、9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评选资格,就要提交一张包容性标准表格,写明该片呈现在屏幕上的画面、故事情节、剧组人员、创意领导和行业机会所体现的包容性标准。
具体标准也有所规定:
电影画面中至少有一名主角或配角必须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或是至少30%的小角色必须来自两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或主要故事情节必须要围绕一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展开。
所以,在这几部提名了最佳影片的电影里,不难看出他们遵循的“规定”。
就举几部非常典型的作品例子。
《花月杀手》,就将故事放在了原住民与白人“侵略者”的矛盾冲突点上,兼顾了电影里需要有少数派群体的规定。
《过往人生》,以亚裔为主题,看似是说成年后见到初恋时的怅然若失,但实质上,是在讲亚裔文化与美国西方文化的藩篱;
而《美国小说》的故事,就是完美契合了学院的“多样性”。
电影预告就非常辛辣讽刺,一个非裔美国作者,在他的经纪人要求下,写出一本符合美国社会对黑人刻板印象的“blcak book”,也就是关于“讲述黑人故事的书”。
作者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辛辣讽刺文,但,没想到,他这本书不单单要写得像“黑人”,就连与出版商相处时,也要当一名地道“黑人”才行。
《留校联盟》里,更是加入了亚裔、摩门教徒的配角角色。
在最佳男主角的赛道里,《鲁斯丁》这部电影里叠加的buff,绝对是王炸组合:
非裔、同性恋、民权活动家,在1964年华盛顿组织大游行,为弱势群体争取人权。
奥斯卡需要以这样的硬性规定才能将这些影片提名。
但。
这样看似虚伪的、表面的、条条框框下的“平衡”的举动,大部分的时候,所带来的往往会是平庸。
甚至投机。
就拿《音乐大师》来说,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会入围7个奖项?甚至还包括最佳电影。
要知道,这部作品在豆瓣、IMDb,与烂番茄的评分都不高:
分别是5.8、6.7,与60%(影迷喜爱度)的爆米花。
但如果你看了电影就会明白。
这是一部考虑到方方面面,buff叠加到满的电影,它有奥斯卡喜欢的元素:传记片、黑白片、演技展示场景,又有着当下无比“正确”的元素:性取向、精神问题、家庭问题。
像是把优秀高考作文的金句都摘抄出来,重新组合成一篇文章。
不好看。
但又很符合各种评奖标准。
所以这样的电影,真的还是以往我们对电影创作的认知吗?
与其说它是创作。
不如说,它其实是在计算。
计算好每一个业内人士喜欢的点,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订制”。
然而更最可怕的是。
这样的“定制”其实不止发生在冲奥的事件里,你回过头来再看,过去一年林林总总的商业电影,大多也是在“定制”。
它们迎合着当下的潮流。
同时,又生怕观众看不见,故事直给、情绪直给,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票房狂潮。
最后还是说回《芭比》落选这事吧。
很多人会从直觉上大而化之地理解这件事,比如“芭比海默”曾联袂引领,凭什么最后《奥本海默》就能一路高歌,而《芭比》却只给安慰呢?
风骚
其实就像王小波说的。
“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
说到底。
我们缺失了就事论事的耐心。
甚至这篇文章,Sir相信很少人会真的有耐心读到最后,或许有人还会质疑,花这么长的篇幅,写一件在国内没有太大反响的事,真的有必要吗?
似乎事实与常识再也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抓住热点、迎合情绪。
能改变吗?
不能。
所以,你就当Sir在做一件“没必要”的事吧。
假设你看到这里。
那么,我谢谢你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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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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