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国强是我国内地知名男演员，也是毛主席的特型演员。从197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南海风云》开始，唐国强就走进了中国观众的视野内。

九十年代初期，正当红的男演员在私生活上遭到了巨大的变故。面对庞大的社会舆论，唐国强有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任凭形象被诋毁；要么讲出事实，可讲事实就得公开难以启齿的隐私。

唐国强实在是个能忍的人，某天，妻子让他跪在地上，说是骑着乐乐，他愤怒了。这难道是夫妻间狎昵的亲热？当他无可奈何地满足了妻子以后，转身就躲到厕所大哭一场……讲不出口也要讲，抖露隐私就抖露，唐国强豁出来了……

一波三折的家庭与事业

1977年1月13日，是唐国强第一次见到孙涛的日子，介绍人是八一厂的一位编剧，也是小孙母亲的战友。当时小孙母亲提出条件是：家庭没有问题，本人年轻、漂亮、有发展前途。

唐国强对于突如其来的相亲没有思想准备。见面后，给他留下最深印象是小孙那身洗得发白的棉军装。短暂的两次见面后，孙涛既赴湖北五·七干校锻炼，可以说，他们的初恋是在半年间两地通信中进行的。

但在当时择偶的天平上，重心是倾斜的，小孙是军队干部子女，军医大学毕业生，助理军医，而唐国强虽已完成了处女作《南海风云》，但仍然只是一个借调到八一电影厂、去留未卜的临时工，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却是一种严重的失衡。

唐国强很明白，尽管是在双向选择，但真正决定因素是社会条件。于是他坦诚告诉小孙，他调京和工作问题不解决，这种关系就不再保持了，他不愿牵连她。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唐国强自尊，他不使这桩婚姻出现“嫌弃”问题，力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感情。

1978年底，唐国强调干入伍，进入八一厂的演员剧团。两人的婚姻才提到日程上来。这时已经快两年过去。

1979年7月15日，唐国强拍完《小花》的最后一个镜头后，和孙涛举行了婚礼。

唐国强主演的《小花》公映后，社会影响颇大，但他们的生活却很艰难。工作繁忙，住得又远，难得相聚，可两人相亲相爱，苦中有乐，后来经过唐国强多方奔走，终于将小孙调到八一厂门诊部，他们在厂里安了个小家，房子虽狭小破旧，但却很温馨。

那是他们婚后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最幸福的时期，当然生活中免不了争吵，但都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唐国强在影视圈的位置也是起起落落，变化莫测。有的时候大红大紫，片约不断，一段时间又被判为奶油小生，门庭冷落，但名声还是一点点上扬。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小孙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其实事情并不大：珠影的制片主任和一位导演来找唐国强谈工作，孙涛从娘家打电话要小唐陪她去看病。他告诉妻子家里有客人谈工作，孙涛很不满意。过了约半小时，她和母亲坐专车回到八一厂，进门就问唐国强：“老婆重要，工作重要？”顿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堪。唐国强只能陪笑劝解。

后来，随着唐国强的知名度日渐提高，他和妻子孙涛的曝光率也日渐频繁。报刊、杂志纷纷采访，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家庭颇多赞词。

唐国强的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因为这件事情的发展，感情的变化，有很多是从社会影响到家庭的。我们知道，感情的产生和亲密在于付出感情的两个主体，而变化也取决于两个人。

孙涛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顾忌较少，我行我素。在丈夫面前比较任性。而唐国强呢，生长杏林世家，受传统影响很深。好面子，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很重视。凡事都三思而行。宁肯自己吃亏，不让别人为难，至于凡事能谦让则让，能忍则忍，两人在一起生活倒也相安无事。但如果一方无拘束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另一方因原则无法妥协时，“相安”的局面就会失去平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也会出现矛盾。

再举一个例子吧。他们夫妇曾经合作摄制过一部风光片，经过是这样的：

唐国强在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结识了一位著名新闻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准备拍摄反映天坛风景的纪录片，便请唐国强出演导游，并请他物色一位旗鼓相当的女演员作搭挡。唐国强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后来摄影师打电话找唐国强，恰巧孙涛接了电话，说：“不用找别人了，我和唐国强正合适。”摄影师感到意外，唐国强知道后也甚感为难……但后来还是孙涛的努力如愿以偿。事后，唐国强劝妻子注意些影响，孙涛不以为然，还对二人共同的朋友说：“国强真是窝囊透了，别人拍片子，老婆儿子都上镜头，他还前怕狼后怕虎的，有什么了不起，人家不都这么干吗？”

这事搁在别人身上确实没什么，何况她在镜头面前还挺专业，但放在唐国强身上就不同了，他所经历的坎坷，他受到的家庭教育，他辛辛苦苦取得的那点艺术成就，都使之背上沉重的包袱，尤其不希望自己一点一滴塑造的公众形象被人背后说三道四。

有篇文章为了说明孙涛如何支持丈夫的事业，把“参与了某些片约的洽谈”作为例证，读来让人啼笑皆非。那是1987年，小唐在电影学院毕业实习时，孙涛私自替他签了一个广州的片约，首要条件是摄制组必须负担她去广州旅游的全部费用。唐国强知道后很不高兴，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上戏，这不是搞艺术，纯粹是交易嘛。但合同已签，不去不行。

后来，孙涛的愿望实现了，唐国强的片子也拍完了，不过至今唐国强也没收到片酬，他什么也没法说，——能说什么呢？

从这段时间起，两个人的志趣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唐国强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决心把两年寒窗的经验付诸于艺术实践，争取有所建树，他准备发起新的冲击，正像他常常引用的话，“人生能有几回搏？”然而此时他仍是身处逆境。

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多多少少影响到他的家庭，以前从外景地回来，孙涛总会把他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端上饭桌……而后来却对他说：“……我是守活寡。”因而提出“所以我每年要远游一次”的要求。

以前两人都珍惜难得相聚的时光，后来却被节日营业性演出所取代。当午夜钟声响起，鞭炮声震耳欲聋的时刻，唐国强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他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难道钱真那么重要？从前一间小平房，生活虽不富裕，但过得温馨，后来搬进了楼房，东西也都渐渐置齐了，典雅舒适，但她仍不满足，从金首饰、时装，到想买貂皮大衣。“老头赚钱不就是给老婆花吗？”听起来倒也理所当然，但唐国强心里却真不是滋味，东西越置越多，感情越来越淡，昔日的爱情仿佛变了味，凭添了一股铜臭……

回忆和思索，使他处于极其难言的困惑状态。而这件事也使人隐隐约约地感到，两人的关系上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危机。

风波与破裂

1988年9月8日，唐国强从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外景地回来后，就去找一个朋友谈心，上来就说，自己想离婚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别人眼中唐国强抱怨的可能都是一些小事，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这段婚姻已经千疮百孔。

据唐国强讲述，孙涛有一次去昆明，私自借唐国强朋友的医疗器械给人做双眼皮手术。赚的钱买了一个金戒指。后来因为手术器械消毒不好，给人家造成了颅内感染，闹得满城风雨，还闹到了北京，让唐国强给人家解决各种问题，包括食宿医疗和交通费用……

照唐国强的话说，“钱赔得起，人丢不起！”事后，唐国强给孙涛讲了《农夫和金鱼》的故事，但孙涛不以为然。

1989年4月的一天，孙涛见唐国强心事重重，就追问他，为什么沉默不语，究竟在想什么？唐国强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近一个时期难以启齿的话，“既然话说到这里，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了，坦白说，我觉得闹腾到今天，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耗尽了，现在只有怜悯……我可怜孩子……”

孙涛听了之后，沉默片刻，突然叫喊起来，踢床、敲墙，唐国强马上开灯下床去安抚她，从前她这样闹过这种病，唐国强急忙给她按摩。

后来，孙涛说，再提这件事，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唐国强安慰说：“我只是说没有爱情了，咱们再慢慢培养感情吧，好好睡吧。”

第二天，唐国强要孙涛在家休息一天，她说，别让别人看出来，还是去吧。

以后她十分关心唐国强主演影片的评选活动，想方设法弄选票，说得难听一点，孙涛开始有危机感了，这是好事，但最最可惜的是，她没有认真与唐国强沟通，没有深入思考两人产生裂痕的原因，反而要求限制唐国强与其他女演员合作的次数与时间，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可以挽回的东西，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把握了。

1989年6月3日，唐国强回到北京，到了家才知道，孙涛在他演出期间又闹了一场，犯了病。当时正值89年那场风波时期，为了照顾妻子，唐国强建议送孙涛回青岛去疗养，顺便把孩子和保姆送青岛家中。当时厂里集中学习，为了照顾他们，特批唐国强一周假期。

回到青岛后，唐国强没有告诉家人他与小孙的事，只把病情大略说说，然后将小孙安排在部队疗养院，随即返京。

孙涛住进疗养院以后，开始一切正常，她和医生、护士聊天时，主要谈自己对唐国强工作是如何地支持，付出了很大牺牲。不久，她表现得有些反常。或是在疗养院里学老虎打滚，或是披着毛巾上街，院方为此请外面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会诊。孙涛平素好练气功，院方为避免刺激她，便说这位副院长是气功师。会诊后，副院长诊断为：“夸大妄想型、分裂样。由于病史不详，无法明确诊断。”

院方见状，未敢留住，于是劝她离院回家。孙涛回到唐国强父母家，她在这里时而头脑清楚，时而疑神疑鬼，从这屋跑到那屋，说有个气功师对她遥控发功要钱，还想置她于死地。

一天，她带上钱，说要上街转转。家里人陪她出去。到了街上，孙涛突然说要回北京，家里人劝她说，可以安排她或者让唐国强来接，或者派人送她回去。她找了个机会，买张退票进了站，唐国强的弟媳让人阻止了她，孙涛在车站哭闹起来，表现极为狂躁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

唐国强的父亲赶到火车站，无奈只好将她送到精神病院，两个老人在病房里陪护了一夜。

这边唐国强接到电报赶回青岛将小孙接回，临行时，唐老先生老泪纵横，伤心地说：“你们不要来了，脸都丢尽了，我们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唐国强是个孝子，听了这话，心里难受极了。

这个时候，他似乎意识到，孙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是受到了病态的影响，也许一些造成夫妻感情失和的反常行为正是因此造成的。可是孙涛在离开青岛之前，明明白白地说，我这样做，一是让人家知道唐国强的老婆疯了，再者可以就此办病退了。唐国强听到这话，大惑不解，这是开玩笑的吗？

唐国强陪她回到北京后，建议带孙涛到有关医院去确诊治疗，不料小孙的父母坚决反对，小孙也拒绝住院。唐国强十分奇怪，有病不治怎么成？孙涛的妈妈说：“当年人家要送她去，她就是不去，现在不也挺好吗？”

根据常识讲，这类病一般是有家族史和发病史的，孙涛到底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相信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是清楚的。

唐国强真是走投无路了，孙涛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病，为何不让去医院？而且坚决否认是病；没病，这种反常的行为，谁受得了？

在此期间，孙涛搬回工程兵大院娘家住，唐国强白天上班，晚上来照顾她。孙涛想什么，唐国强就去落实什么，她要找气功师，他就满北京市请气功师；她说身上通电了，他就立马跟人家说别发功了；她说要导电，他就得充当“导体”；她嫌打呼噜影响休息，他就睡在贮藏间……好在他也能忍，但能忍到什么时候呢？

有一天，孙涛让他跪在地上，说要骑着乐乐，他愤怒了。这并不是夫妻间狎昵的亲热，只是一种病态的发泄。当他无可奈何地满足了小孙以后，转身就到厕所大哭一场。

爱情是容不得压迫，容不是颐指气使的，那种发号施令的语调，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想法只能置爱情于死地。

唐国强实在厌恶这种环境，他觉得，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暂时摆脱烦恼，于是他决定埋头工作，和妻子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一下。

就在唐国强接连拍摄《安丽和她的情人》以及《龙云和蒋介石》等影视作品时，孙涛给他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聊天，在电话里，她说自己姓孙，是孙悟空，唐国强姓唐，是唐僧，没自己他就上不了西天……他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没过几天，唐国强在棚里给《龙云和蒋介石》配音时，孙涛找到他，非说要回去谈谈。于是他们回去，并把事摆到了八一厂演员剧团的明面上。唐国强当着潘副团长的面，把问题聊开了，他要离婚。孙涛哭着让唐国强别离婚。两个人都哭了。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终于，孙涛亲笔写下了离婚协议书。这封协议书内容很有意思，全文抄录如下：

离婚协议书
孙×与唐国强于一九七九年自愿结婚，生有一女唐×（现已七岁），婚后9年感觉（情）尚好，唐国强对孙×的感情发生变化、导致孙×精神受到刺激，使孙×至今仍患病在身。现唐国强提出离婚，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协议如下：
一：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二：财产全部归孙×所有，现八一厂房归孙×居住。
三：孩子唐×由孙×抚养，唐国强负担抚养费一万元，于离婚前负（付）清。

这个协议书意味着唐国强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要设法挣上一万元，以便在离婚前付清。两人相约，都是一个厂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必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双方都顾及面子，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打”（指打离婚）。

1989年12月中旬，二人还没有离婚，孙涛曾向友人表示，这段时间她和唐国强关系不错。唐国强陪她看电影、散步，给她买补药，买衣服，她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挽回。希望友人从中斡旋。友人答应试试看，然后就到厂里去。当时她们谈得不错，孙涛也考虑走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谁知这一面，竟成了永诀。

悲剧发生后……

根据各方面情况的汇总，悲剧发生的过程如下：

1990年元月25日，唐国强回青岛过春节。当晚，孙涛陪她妈妈参加了一个舞会。

元月26日上午，她写下一封“遗书”。她妈妈去工程兵法律顾问处回来后，两人交谈，然后孙涛的妈妈出门，孙涛在厕所自缢。她妈妈很快就发现了，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一人高的门上窗户奇迹般爬进厕所，将门打开，又从外面喊来人，将孙涛解下送去抢救。在她心脏回搏后，孙涛家里人要求转送急救中心。因有危险，医疗部门负责人表示，必须家里人签字，孙涛家里人立即签字，于是她被转送至急救中心，元月27日上午时宣告不治。

有人明明知道所谓第二封遗书是自杀前不久写的，却故意说成是“死前一天”，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孙涛是作好一切准备，从容不迫地告别人生。

但是她最后留下的文字，却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有人将这封“遗书”披露出来，但只是含糊地说：“斥责她丈夫”，为了公正起见，现将全文补齐：

“……我不是为他活着，开始解脱，但身体太虚弱，连说话的力量几乎丧失，我同意离婚，因我无能力出庭，让我娘家任何家属代我出庭，我的家庭财产或钱物一切归我父母，并由他们代表我处理我的一切事物。孙×（签名）90年元月26日。”

相信读完以上文字，会得出这样一种看法，与其说是遗书，不如说是委托书，委托家人代孙涛出庭打官司的委托书。

这就奇怪了，唐国强和孙涛要离婚不是一天两天了。双方讲得很清楚，协议离婚谁也不“打”。孙涛不愿离，唐国强也不强迫，大家都明白，强迫意味着唐国强上法院起诉，可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所探究的是，孙涛到底有没有病？如果没有，做出反常行为的人，能否维持住家庭的正常；如果有病，为何又不入院治疗？

孙涛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6月×日，我现在知道是六月份了，但不知道日期，我现在可以散步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吃药了，我自己可以穿衣了，我见了熟人（我爸爸家）认识了，但我一点委屈也受不了，谁要不理解我，我就想杀人，只要不顺我一点心，我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6月12日，领导同意我去疗养，突然接到电话说我自己不想去疗养，我最恨无事生非，怒火万丈，把门诊接电话的人（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把门诊部臭骂一顿，我说谁要我再犯病，责任由谁负，我这一发火，使我的病恢复很受影响，我没治了。

从找到孙涛的病历看，她确实有不正常的行为，如果说是干部子弟的骄横，恐怕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想，这种精神方面的病态，加上心理上的因素，也是造成两人悲剧的原因，但有人却在其文章中有意识隐去这些关键的东西，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孙涛的行为状态是正常的。是被功成名就的唐国强所抛弃的。实际上，他是被真真假假的行为所困惑，万般无奈才寻求解脱的办法。也就是说，如果孙涛承认有病，而且愿入院治疗的话，唐国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而且会更加关心她照顾她，使之早日康复。反之，谁又能经受得起这样变化莫测的生活呢？

附带说一下，1990年元月27日，孙涛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下午七时许，她的家人乘干休所的汽车，来到八一厂，将唐国强的东西径自“搬走”，其后意犹未尽，又来“搬”了一次，连洗漱间的活动挂勾也未能幸免。

与此同时，孙家在上告材料中，反而指责唐国强将家中财产转移，而孙家搬东西时，唐国强正在青岛至北京的列车上。为了澄清事实，严肃法律，唐国强被迫向法院起诉，丰台区卢沟桥法院审理结束，对孙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唐国强仅仅将女儿的抚养费索回，在法院最后审理的时刻，他很有风度地同意此案作调解处理，他认为，孙涛已经去世，只要把问题搞清楚，没有必要在财产问题上争什么了。

死者长已矣，唐国强的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面对一些臆断多于事实的文章，他被迫同意将自己生活中的隐私公之于众，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