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忠实地记录那段历史，记住那些平凡的人”

高满堂谈《南来北往》故事背后的故事

与高满堂6次合作的演员陈宝国说：“高满堂是人民剧作家、时代记录者。40年来，他将现实主义创作这条线贯穿到底。”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说：“高满堂的作品是平民精神的写照，他用40年创作铸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平民史诗。”

高满堂说：“40年来，我一直遵循一个创作原则，我写的都是那些历史不能忘记的平凡人，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那些勇于做中国脊梁、给我们勇敢智慧的人，带领我们走出困惑的人，一句话，就是那些大写的中国人。”

——摘自本报2023年5月19日报道《高满堂的“平民史诗”何以赢得“满堂彩”》

本报记者于力

2月26日，在观众依依不舍中完美收官的电视剧《南来北往》，承接了高满堂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情地书写了一群平凡人，为高满堂的“平民史诗”又增添了浓重一笔。

电视剧《南来北往》自2月6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以来，热度不断走高，话题不断登上热搜，剧情高潮期间，央视八套收视率屡屡破3，酷云数据显示峰值破4，开年第一大剧实至名归。剧中展现的温暖人情与年代记忆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引起人们的回忆和共鸣。他们通过留言、发抖音等方式，追究细节，讨论相关话题，表达对这部剧的喜爱：

“用一列火车上的人生百态和一个大院的人情冷暖展现了一段时代的变迁，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也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教材。”

“《南来北往》霸占了我家电视，时代列车和大院情对味了。”

很多网友认同：今年过年三件事，吃饭、拜年、看《南来北往》。每天晚饭后，都是全家守在电视机前，一起上车《南来北往》，小的笑段子，大的回味旧时光。

绿皮火车和大院生活逐渐消失，但在过去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所承载的精神意象，又一点点沉浸在国人的基因里，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无论是年代追忆还是当代书写，都因为如实、真切地反映了不同时代下普通人的心声，才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南来北往》以深情的目光回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黑土地上的众生相，将个体、地域和社会紧紧捆绑在“时代”这趟列车上。

《南来北往》收官前夕，高满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40年来上车下车的乘客、铁路工人和公安干警的故事，他们的日常生活、南来北往，串起改革开放40年的大气象。”

关于题材：首次“触警”写的还是大时代

《南来北往》是高满堂创作的第52部电视剧，也是他第一次触碰公安题材。即使年近古稀，高满堂依旧对创作有着饱满的热情，经历了整整四年五稿，只为写出心中满意的人物与故事。

谈起创作初衷，高满堂表示，创作首先是有感而发。这些年反映公安题材的影视剧很多，时间一长数量一多，基本的套路便形成了，大都是由一个案件而来，引发出后续的故事与悬念、逃亡与追杀、对峙与解谜等，模式已经趋于固定化，这让第一次写警察戏的高满堂也感觉有些棘手。

在一开始的尝试中，高满堂发现，自己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落入俗套”，这是一种很难迅速挣脱的惯性。于是他开始警惕，认为不能当“大路货”，一定要有独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他停下创作，开始自我反思。这一反思，还真的想起了一些事情来。

高满堂的童年，在铁路边度过，他孩童时期最爱做的游戏之一便是在铁路沿线抓蛐蛐、看火车。年幼的高满堂每天约着小伙伴一起，站在铁路线边上，特别羡慕地看着火车一列列飞驰而过。

二十岁下乡，高满堂第一次坐上火车，眼中盛着南来北往的人，耳中装着火车行驶的声，新鲜感满满。他甚至不愿下车，只想坐久一点、再久一点。

“正是不同年代对于铁路和火车的不同回忆，创作一部火车戏的念头才始终盘桓在脑海中。”高满堂说，想细致刻画发生在火车上几十年的故事，未免过于宏大，重点难抓。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想写的警察戏来，警察加火车，一个铁路公安题材的灵感就这样降临。

随着思考的深入，高满堂发现从一趟几十年如一日按线路行驶的列车和几十年都坚守岗位的铁路警察身上，刚好可以反映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的风雨变迁。

为此，高满堂找到了摆脱公安题材俗套的办法——不能整日在案件里打转。在这部剧中，既有常见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来北往的人在列车上遇到的种种案件，也讲述了一些温暖的故事。车上、车下两条平行线，更加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时代特征。

让高满堂觉得有些困难的地方是剧情的架构，一趟列车，两个主角，站台、列车、铁路线三个要点，四十年风雨历程和社会变化，面对这些要素，高满堂决定以铁路四十年发展中的乘客故事与铁路民警、工人的故事这两条主线和主角生活的铁路大院为基础，以“大案是悬念，小案不间断”为结构，注重人生变化，感受大院温暖，既有悲喜交加，又有情趣盎然。

针对剧中人物创作，高满堂说：“我的笔不是从英雄出发，而是以平凡作为起点，写平凡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历史局限和有情有趣的生活。我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就是小人物、大历史、大背景。”

创作需要不断创新。高满堂发现，年轻观众更倾向于在笑声和感叹声中感受铁路变化，体会苦辣酸甜和时代进步。于是他采用了多种戏剧元素，包括喜剧、悲剧、悬念等，并将这些元素统一在一个风格叙事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正剧、喜剧、悬念、情趣混合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编剧，高满堂经过四年五稿的全力打磨，终于将笑声、泪水、紧张等元素按照比例统一在一起，形成了如今观众看到的《南来北往》。

关于真实：想起春节借五块钱的尴尬经历

高满堂认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尤其是年代剧，不同于偶像剧单纯要求“演员好看”“剧情好甜”，而是更加要求真实，尤其是故事和细节，只有真实，才是年代剧唯一的出路。

《南来北往》描绘的生活场景，从1978年到2018年整整跨越了四十年。作为这四十年历程实实在在的感受者，高满堂把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经过艺术加工，揉进了创作中。高满堂说，有些观众提出了《南来北往》当中的社会背景和细节塑造是否真实的问题，例如有年轻网友提出，当年赚四五十块钱，也不至于买不起自行车吧？高满堂回忆，当年他和爱人一个月加起来能赚七十块钱左右，要赡养老人，根本没有余钱来买自行车。再加上那个年代不论做什么都需要相应的票，而票需要攒，一辆自行车需要十二个工业券，即使能从别人手中借到，也很难还上。在那个不算遥远却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三两油和四个鸡蛋的份额，大家都舍不得吃，大多攒到过年。

高满堂回忆说，他1981年结婚，父母给了他总共800块钱操办婚事，包括新房的布置、家具被褥的购买以及五桌宴席。宴请宾客的肉票不够用，他又找同学借了十个猪蹄，才勉强凑够。最让高满堂难忘的是1982年春节，家里没钱了，连送客人的礼品都拿不出来，如果不能借到钱，那么春节期间便只能待在家里，无法走亲访友。高满堂的爱人决定到她七姐家借钱。七姐家人口多，压根没机会张口，“我爱人就这样在七姐家从早上八点干坐到中午十二点，离开时七姐送她到门口，她悄悄说，七姐，我这个年过不下去了，能借我五块钱吗？七姐一下子就哭了，说老八呀，你坐了这么久，就为了这事呀。”

这些让现在的年轻观众听来觉得无比心酸和不可思议的故事，却恰好是高满堂那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最真实也是最普遍的经历。作为一名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的编剧，高满堂认为，《南来北往》作为一部年代大戏，剧中的每个故事都应当是有出处有考证的，否则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艺术生命。只有用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为支撑，并以说故事的人自身经历来填补空缺，写出来的剧本才能不落俗套，才能真正丰富“这趟列车”的酸甜苦辣。

高满堂认为，作为文艺工作者，使命之一便是要通过年代剧把独属于那个年代真实的苦难、困难和困惑毫无保留地讲给年轻观众听。“我们的责任就是尽量传达真实的信息，教会年轻的孩子们了解历史，了解共和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关于素材：踏上绿皮火车才能看懂老乘警的眼神

高满堂认为，素材的积累除了自身的经历，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便是获取切实发生在铁路警察身上的那些事。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高满堂特意去了济南铁路公安局，前后参加了两次座谈会，并找到几个老刑警和老乘警，一起去坐了几趟潍坊市依旧保留的绿皮火车。在熟悉的火车“咣当”声中，他们聊起了那些或平淡或有趣，或悲伤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高满堂选中采访的三名退休铁路警察，分别是黄建宝、张山林和周兴平。他们常年在火车上工作，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太多太多。但是面对采访提问，他们却很难敞开心扉，只说这些都没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于是高满堂便邀请他们一起坐一趟绿皮火车，再试着聊一聊。

高满堂惊奇地发现，虽然已经退休，但几名警察在上火车的那一刻，眼神和状态就发生了变化。站台上逗趣聊天的状态变得严肃，漫不经心的眼神也瞬间亮起，下意识地环顾四周，扫向每一名旅客，仿佛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逃不过那几双犀利的眼睛。

更让高满堂暗自觉得“有戏了”的时刻，是在落座之后，列车开动，熟悉的车厢广播响起时。那一瞬间，三个原本不大愿意讲话的老警察，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同高满堂讲起了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在剧中设计了师父和徒弟经常斗嘴互侃的细节，这些细节也是我在采访过程中受到的启发。”高满堂说，那时的火车跑得慢，一天到晚耳边都是单调乏味的火车“咣当”声，便衣警察需要混杂在旅客中间，时刻注意动向。虽然有座位，但往往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怎么能一直保持警惕呢？最简单的办法，只要有空，就互相斗嘴，不然闲着就会困。

高满堂说：“不论乘警还是便衣刑警，脱下警服，他们也都是普通人，没有料事如神，也没有英勇无敌，一旦穿上警服、别起警徽，肩上就多了份保护百姓的责任。”

关于编剧：真正的灵感从来不是在书房出现的

纵观几十年来的各种影视剧，铁路背景并不少见，公安题材更是五花八门，但铁路警察题材的电视剧，却基本没什么叫得上名字的。《南来北往》却偏偏选中了这一“偏门”领域，还做出了一部“热门”大剧。如果说导演赋予了一部剧丰满的血肉，演员激活了人物的灵魂，那么编剧便是整个剧情和故事骨架的构建者。就像一个人，想要站起来，又要立得住，骨架撑得住才是最基本的要求。

作为一个老剧作家，高满堂对如何做好编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名好编剧，首先要有远大的理想。不能干“行活”，要有只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新鲜的，人物是自己的，要将一部比一部好作为理想，而不是以一部比一部挣钱为目标。投资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快写快拍快赚钱，而这对编剧来说，就十分危险，毕竟艺术不能单纯求快，在一切求快的标准下，是很难产生高水平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

《南来北往》的剧本，即使是经验丰富、写了一辈子的高满堂，也打磨了整整四年，才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所以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能沉得住气很重要，只有对生活、对时代、对作品永远保有热情，才能通过自己的笔触，带给观众心灵的启迪。”

高满堂认为，好的编剧除了要有远大理想和对艺术创作的热情，更要有深入生活的积累和阅历。譬如《南来北往》剧中，春运期间，上不去车就只能从车窗向里面塞人，先把行李扔进去，再和车厢里的人打个招呼自己爬进去。车座底下躺着的、行李架上攀着的、厕所里挨着站着的，到处都是人，和几十年前火车上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才让一部文学作品从干巴巴的叙事真正走向了鲜活。

高满堂说，现在一些创作者喜欢讲“感觉”，甚至以自我感受作为创作标准，这样的创作方法是不会诞生好作品的。“对于现实题材的影视剧而言，‘我之所见’和‘我之所闻’才是真正应当占据创作主导的因素。要知道，真正的灵感从来不是在书房出现的。” （参与采写：于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