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演员，简称群演，又称临时演员（在香港影坛俗称“茄哩啡”），就是那些在影视剧中饰演闲角如贩夫走卒、餐厅内食客和路人的演员，也就是人肉布景板。其实，中国古代的戏曲中便有群演了，只不过那时他们被称为“龙套”，这一代称也流传至今。
群演的收入普遍不高，据2020年9月19日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发布的《关于修改演员收费标准的试行通知》，群演工资为120元/10小时，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我是路人甲》中有生动表现。
在中国电影界，由于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群演一直被大量使用。不过，在人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好莱坞，群演已经成为濒危职业——尽管自电影诞生以来，他们就在为电影的发展默默做出贡献。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一工种是否最终会消失呢？
《拿破仑》通过电脑特效，将现场的400名群众演员“扩充”到史书中记载的17万人
好莱坞群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之初。早在1903年，由爱迪生制造公司制作的《火车大劫案》中，该公司的一群员工被选中饰演火车乘客。
再比如，大卫·格里菲斯1911年执导的《战争》和雷金纳德·巴克1915年的长片《意大利人》中，也都使用了群演。大多数电影中需要群演，正如鲜花都要绿叶来配。
20世纪20年代，随着好莱坞的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洛杉矶，梦想着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
《大都会》中的群演
通常，他们会在制片厂门口等着（正如王宝强这样怀揣成名梦想的中国年轻人会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希望能被当场雇佣。好莱坞的制片人也会以在银幕上多露脸为诱饵，向群演索要好处。
1922年，威尔·海斯接任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商协会主席时，委托社会学家玛丽·范·克莱克研究和调查好莱坞的就业状况。在她的建议下，海斯于1925年成立了中央选角公司，以规范临时演员的雇佣。
社会学家玛丽·范·克莱克
电影历史学家、《好莱坞无名之辈：临时演员、特约演员和替身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安东尼·斯莱德解释道：“这是因为有太多涉及性骚扰女性群演的诉讼。”群演可以得到多少报酬，在彼时的好莱坞根本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
在中央选角公司成立后，群演将被统一雇佣，他们每天可以打电话了解是否有可做的工作，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公司会记录他们的技能，比如是否骑马或游泳。
尽管中央选角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好的，但人们仍然希望通过在好莱坞闲逛来吸引选角导演的注意。斯莱德说：“那时，很多群演都会在卡亨加山口附近徘徊，因为他们知道驱车前往环球影业大多会走那条路。”
中央选角公司办公室
后来成为制片人的亚瑟·加德纳回忆说，1929年他第一次来到好莱坞时，就是在卡亨加山口附近被乔治·顾柯发掘的。他在顾柯与刘易斯·迈尔斯通联合执导的《西线无战事》中表现得很好，那是他入行的契机。
随着好莱坞进入黄金时代，史诗电影的兴起需要大量的群演，海报上也会把“有数千名群演参与”作为宣传词。不过，很多电影的群演人数被宣传部门夸大了。
1929年，群演们在派拉蒙门外等待参演《破坏者》的机会
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所有导演中，迈克尔·柯蒂兹尤以喜欢运用大量群演闻名。
他使用群演最多的一次是1928年的史诗电影《诺亚方舟》。据报道，该片有7500名群演参与，其中包括成名前的约翰·韦恩。
在拍摄洪水的高潮戏时，60万加仑（约227万升）的水被倾倒在毫无防备的人群身上。这个过程中有人死亡，而制片公司试图掩盖整起事件。后来的报道称，三名群演溺水身亡，一人不得不截肢，很多人受了重伤。
《诺亚方舟》的很多群演都受了重伤
接着，特技安全的相关规定于次年姗姗来迟。即使存在危险，群演的使用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据说西席·地密尔在1956年的圣经史诗电影《十诫》中，雇佣了大约一万四千名群演，还“雇佣”了大约一万五千只动物。
地密尔在1940年的《骑军血战史》的片场，曾要求五百多人的群演保持绝对安静。在注意到两个女性窃窃私语后，他要求她们把刚才说的话大声重复一遍。
作为史诗片大导演，西席·地密尔以动用群演之多而著称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演使用是在1981年1月31日。那时正值甘地逝世33周年，理查德·阿滕伯勒在1982年的传记片《甘地传》中重现了哀悼者的集会。
在报纸、电视和广播的宣传下，最终有二十多万名志愿者集结，另有94560名签约群演加入，他们中很多人只拿到了很少的路费。
《甘地传》
对于有些演员来说，做群演的经历是开启明星之路的基石。1925年，克拉克·盖博在《塑料时代》中充当群演，有声片大行其道后，他成了明星。鲁道夫·瓦伦蒂诺、葛丽泰·嘉宝、加里·库珀、茂娜·洛伊等大明星，也都当过群演。
当红明星当群演的例子也很多，维奥拉·戴维斯曾在《纽约重案组》中饰演路人，布拉德·皮特也曾在《零下的激情》中饰演一个小角色，如今他们都从布景板中走到了前台。仔细看1989年的《梦幻之地》中的一场戏，你会发现年轻时的本·阿弗莱克和马特·达蒙。
《纽约重案组》中的维奥拉·戴维斯
不过，通过当群演成为明星的只是极少数人，哪怕只是稍微脱颖而出都需要运气。1999年，《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拍摄中，一些群演在片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从一辆行驶的汽车上向马尔科维奇扔啤酒罐，并因此涨了片酬。
“我们的剧本里没有写这些，”导演斯派克·琼斯解释道，“有一些群演在片场偷喝了一些啤酒，幸运的是，他们演的不是司机，而是乘客。
其中一个人把啤酒罐扔给马尔科维奇，然后说：‘嘿，马尔科维奇！’因为出色的即兴发挥，我们把他的工资从每天100美元左右提高到了700美元。当然，他还要感谢马尔科维奇拍摄这个段落时的反应。”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香农·赫尔利是一名普通的群众演员，她从2001年开始在好莱坞从事群演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猫鼠游戏》，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汤姆·汉克斯合作。我的那场戏发生在飞机上，我也亲眼看到了小李子、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他们都很有天赋，也很有激情，所以我想继续与不可思议的人合作，想继续与大家一起创造电影魔术。”
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也赋予了她敏锐的判断力，入行十年后，她参演了本·阿弗莱克执导的《逃离德黑兰》，该片获得了201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拍摄时她便预感该片能拿到大奖。
《逃离德黑兰》
赫尔利也很注重与群演的友谊，她说：“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很多时候，制片公司会让你在不同的电影中扮演相似的角色。我经常出演上世纪中期为背景的电影，因此常常遇到眼熟的群演。”
赫尔利靠群演工作自给自足15年，但在五年前，她发现自己必须重新评估未来的职业发展：“2018年，我不得不在行业外找一份工作（此外，她还是一名创作型歌手）。”
她解释道，“群演收入变得不稳定。过去，临时工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收入约为130美元，工会成员的收入约为187美元，不过现在肯定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香农·赫尔利在群演之外的副业是一名歌手
1995年以来，迈克尔·巴纳德一直在好莱坞当群演。他曾出演过《西部世界》第二季，常常回忆起这部剧中的安东尼·霍普金斯：“他很可爱。《沉默的羔羊》是我高中时最可怕的噩梦。而现在，我遇到了安东尼·霍普金斯！”
其实，巴纳德现在的职业生涯也面临一场潜在的噩梦，因为数字技术，他可能会随时丢掉饭碗。
迈克尔·巴纳德和他在《西部世界》中的形象
当演员同意制片公司使用他们的数字肖像，就像开启了未知之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数字肖像会被用到哪里。片方使用多台摄影机捕捉一个演员的肖像，然后可以用它制作“数字人”。
想象一下，未来的片方可以随时招募一群数字打工人，他们可以连续工作24小时，可以不吃不喝，那么，演员的生计就会受到威胁——这也是2023年演员罢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巴纳德在拍摄《西部世界》时在片场做了全身的数字扫描，香农·赫尔利在拍《蜘蛛侠：英雄归来》时也被要求这样做。“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
迈克尔·巴纳德在《西部世界》中的形象
她回忆道，“当时我们刚在绿幕前拍完一场戏，正在午餐时间。我们的身上都湿漉漉的，边吃饭边晾干。然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去做数字扫描，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他们还让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
彼时赫尔利没多想，但现在，她担心自己的肖像未来可能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被用在她没有参演的电影中。
电影《未来学大会》曾预演过演员的全面数字肖像化
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很快便能为制片厂创建大量的数字群演，从而完全取代活人群演，这一威胁正受到工会的重视。美国演员工会在一份声明中称：“群演和所有演员一样，目前正面临生存威胁。”
演员工会要求美国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至少保证每次使用他们的数字肖像时，都能给予额外的报酬。群演的酬劳已经很微薄了，但他们还经常不得不负担额外的支出。演员工会提出的其他诉求包括，当群演必须自己做妆造时，需要额外获得补偿（35美元）。
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法兰·德瑞雪发表罢工演讲
尽管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赫尔利这样的群演仍然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积极面肯定大于消极面，当观众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我时，我会感到兴奋。我的朋友经常在银幕上看到我，那真是太有趣了。”
群演艾利森·拉希凯宁自2018年以来一直是演员工会成员。她担心的不仅仅是短期内工作机会的减少，更担心通过群演成为明星的时代可能很快会一去不复返：“制片公司很可能完全取代我们。他们不仅让我们失业，还抹杀了演员在这个行业的起步点。做群演能使你受到扎实的电影教育，很多特技演员都是这样入行的。”
如果行业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人大军可能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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