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芷潇

“为母，为岸，为姐妹和旅伴，岛屿迎向一生的海。”近期，《烟火人家》踩中“女性群像”“亲缘关系”“自我和解”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众多讨论。

令人窒息的强控制欲母亲，城市漂泊的普遍青年迷题，“软饭硬吃”的脆弱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的缺位父职……仿佛与现实生活进行着实时联动，剧中角色与命运勇敢缠斗的同时，也向外剖析着美满“团圆”背后的隐痛。

如果说《我在他乡挺好的》和《故乡，别来无恙》是空间视域下的女性追梦故事，那么《烟火人家》就是重回以“血缘”为根基的生命树荫，照见女性重塑价值的旅行。

从买单多巴胺爽剧，到逐渐接受人物“毛边”，观众对剧情包容度的提升，也代表着“她题材”的不断进阶。“造梦”和“直面”，哪一个才是不引起观众逆反的创作面向？影视作品应如何构筑名为“她”的现实生态岛群？在《烟火人家》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家”即群岛
合理延展树状情感图谱

春节，可谓浓缩“中国式关系”的最典型时期。

当人们从他乡回归故乡，一座座孤岛勾连成群岛，亲缘关系逐渐跃升为主要生活秩序。差异化生活理念和“过盈则亏”的关心，成为了返乡人亦喜亦忧的相处课题。在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下，《烟火人家》围绕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波澜故事就此起笔。

在孟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孟家的所有女儿都需在腊月三十回家过年。这场雷打不动的团圆，让角色枝桠得以自然伸展，人物之间的羁绊、矛盾、温情和隐痛，均在这场“合家欢”戏码中有所体现。

故事的引子，是李衣锦在这场团圆中的缺席。尝试逃离母亲掌控的李衣锦，是除夕夜唯一不在场的家庭成员，先后经历见家长碰壁和母亲的过度干预，她连夜离开故乡，表妹陶姝娜也因学业亟需返校。“异乡客”和“返乡人”，母亲和女儿，鲜明的叙事框架已成。

这是比“由陌生走向熟识”更真实稳固的人物关系，也是国剧逐步消弭“滞空感”的一个面向。相较于不同收入水平、背景经历的主角们因缘际会、产生交集，血缘所联结的情感更坚实紧密。《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如此，《烟火人家》亦是如此。

在这里，冷战几日的母女，终会因为一场降温破冰；相爱相杀的表姐妹，往往也是父母们挂在嘴边的“别人家的孩子”；而面对难以调和的代际关系，同辈亲属也是最有效的沟通桥梁。

横亘在亲缘关系前的问题，没有“逃避”的选项，时间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无论经历多么漫长的磋磨，“她”和“她们”之间的血脉联系，终究无法用一纸免责声明简单裁定。

从建立友情到回归亲情，从社会关系到首属群体，我们能够从近年的女性题材作品中窥见人物结构的发展一隅。

《欢乐颂》中，五位女孩因合租结缘，身份从普通职员到富二代不等；《爱很美味》里，三位闺蜜从中学就已熟识，大篇幅中年叙事中也偶尔穿插年少记忆；《故乡，别来无恙》除了闺蜜、表亲，还加注了一层师生关系，为故事串联层层加码，一直到《烟火人家》。

在家庭视域下揭露出成长病灶，并不代表着影视作品妄图用传统观念说服观众自我和解。相反，它是通过直面家庭单元中的脆弱面，向外提供重获新生的勇气。

勇敢真诚的女博士陶姝娜，是母亲孟菀青坚持维系婚姻的重要原因，殊不知美好表象之下，这段关系早已千疮百孔；老厂长乔海云对大女儿孟明玮百般保护，却也在无形中为女儿的婚姻添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

三代人，六个叙事个体，盘根交错，映照现实。《烟火人家》向我们证明，“她”题材要想有分寸地书写和安放情感、设置议题，以“家庭”为骨架合理延展树状情感图谱，或许是一种高效实践。

剖析隐痛
故事化解困“共生”关系

和谐的家庭生活需要距离，对于李衣锦和孟明玮而言，大概是上海到老家那么远。

这组最令观众“结节增生”的母女组合，从开播就收获了不少讨论度。如何在不伤害彼此的前提下实现主体性确立，自我选择和适度松绑怎么握手言和，《烟火人家》用一组组“共生”关系向观众说明——血缘不是我们和解的理由，“她”才是。

剧中，“你这辈子就毁了”，是孟明玮的口头禅。不能按时结婚，和不对的人结婚，不能在老家稳定扎根……这些左右人生轨迹的“歧路”，困住了与孩子“共生”的母亲。这才有当街掌掴、装病劝分、骗女儿相亲等让观众“心肌梗塞”的情节出现。

小岛逐渐向海的另一端漂移，却始终超越不了那条安全距离。在以往的家庭情感剧中，这种“控制式关系”并不罕见。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里，秀丽干涉若华与周凯泽的爱情，最终若华选择和相亲对象结婚，以逃避母亲的追捕；《小欢喜》里，乔英子和妈妈的矛盾，来自于高压教育和过度控制，最终因专业选择而爆发。

剧中，娜娜曾对李衣锦直言：“你真是跟我大姨越来越像了。”女儿尽力避免复制母亲的样子，却还是不可控制地走向相似。

一边不认同地规避，一边无止境地包容，什么时候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故事里，承担破局任务的人是父亲。

“我曾经以为所有的不幸福都来自于我妈，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细数了无数次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缺位，对母亲的冷眼，对自己的无视，李衣锦选择自己出面，帮父母离婚，为母亲的重负解困。

这是一场不符合世俗伦理的大胆举措，却也在另一层面论证了母女命运的“共生”关系。

被倾注希望的女儿，被圈定轨迹的稚鸟，最终也将共情母亲的命运，成为“共生”关系中提供养分的主导者。在那一刻，所有矛盾、误会、冷战都将迎刃而解，不是强行糅合的“世纪和解”，而是命运联结下的心灵同频。

每一个被同样境况困扰的人都会迎来新生吗？不尽然，但《烟火人家》提供了一种现实抚慰。如同徐帆在采访中所说，“人物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至于其他的，都不如脚踏实地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与此同时，作为家庭情感都市剧，其底层逻辑依然离不开婚恋。多组互文式对照文本，从多角度照进了“美满”家庭实际存在的隙缝。

孟明玮与李成智代表的“包办式婚姻”，以放下执念、及时抽身作结；孟宛青与陶大磊的“泡沫式婚姻”，因情感淡漠而貌合神离；而孟以安和邱夏的感情，也在“结婚-离婚-复婚”三重考验后才迎来终章。

不再致力于为观众真空造梦，而是大胆地剖析隐痛，找到不同症结背后的原因。影视剧向现实台阶的迈进，意味着两代人的诉求都能被正视，两代人的人生都有可能被理解。

或许我们无法拥有像娜娜和孟宛青那般理想的亲子关系，但总有一个瞬间，我们能在“她”的声音里到达和解的彼岸。

什么才是不“逆反”的女性叙事？

需要承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叙事都承载着以“大女主”为核心标准的观众审判。而职场，就是女性人生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脚踩高跟、雷厉风行，能同时运转好家庭和公司，这种被社会赋予的完美女性形象，曾是“她”题材的标配。上能盘活职场生态，下能解决出轨老公，在这个上升通路不断收窄的社会环境下，“她们”的存在变得有些梦幻。毕竟沿着对成功的朴素期待而诞生，也就意味着跌入了不切实际的真空。

因此，与其“造梦”，不如“直面”。从强调“大女主”叙事，到观照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带来的影响，国剧开始呈现更加丰满、多元的女性关系和角色形象，以此破除表面光鲜亮丽、实则乏善可陈的爽剧内核。

《好事成双》里，江喜从情敌阵营倒戈，和林双成为互帮互助的家人；《我在他乡挺好的》中，乔夕辰一句“北京有什么好的，干嘛留在北京呢”，击溃了无数社畜的泪腺；而到了《烟火人家》，李衣锦和周到两个原生家庭各有隐痛的“沪漂”相互救赎、彼此取暖，终于在他乡找到了心安。

不再标榜独身主义，坦然接受有限的人生潜能，当女性形象不再符合所有人的期待，国产剧才渐渐拥有了真实的代入感。而“她”题材可发掘的叙事空间，还大有所在。

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众多社会议题可作为创作切口，注入符合潮流的情绪叙事。譬如，不同“父职”形象对女性成长的影响，是否可用空间距离暗喻亲子关系，反卷、躺平风潮下的幸福追求，以及“小城”女性的人生观照等等。

借用《岛屿说》中的一句歌词，“她说旧梦新伤破碎又勇往，都是为了牵时光的手做自己的新娘。”穿越风暴，驯服洋流，“她”和“她”的群岛，等待更多细腻、新颖的影视笔触筑牢。

主编：罗姣姣

文：张芷潇‍‍‍‍‍‍‍

排版：张芷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