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证据，结合不在场证明，以及所有的细节要素，杀害此人的凶手就是阁下——你！”侦探摆出标志性的动作，BGM随即渐入，犯人当众认罪，开始了犯罪心理自述，在场的办案人员长舒一口气，侦探和助手一番复盘之后，奔赴下一场罪案现场。

任何对于侦探、推理、悬疑这一类型文学、影视作品有一定了解的读者、观众，都能够用三言两语将推理故事的大致梗概复述出来，其中解谜的瞬间就像上述拙劣的复述一般，似乎千篇一律。但也就是这样的千篇一律，却让人获得了其他文学形式中较难体验的满足感，那种与主人公一同体验到的智性上的优越感，以及最后的那份安心——因为有谜面一定会有答案。即便我们总是会抱怨江户川柯南总是一副“我什么都知道了”的表情，会犀利吐槽犹如机器一般理性、博学的各种性别的福尔摩斯们，但是我们仍旧会忍受不住诱惑，跟随他们进入一个个犯罪现场，因为推理不仅是一种类型，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生活。

由《长夜难明》改编的《沉默的真相》剧照

紫金陈的文学创作在近些年得到了影视化的垂青，《坏小孩》《长夜难明》的成功改编，在电视剧领域内掀起了一阵推理悬疑的热潮，爱奇艺的“迷雾剧场”每年也会稳定地输出几部罪案类型的作品，高于平均水准的制作，相对优秀、扎实的剧本改编，以及恰当选角的精当眼光，诸多要素的汇聚让这位早年坎坷的推理小说家得以华丽出圈。然而，就像刘慈欣之于科幻圈，紫金陈的个人成功并不意味着“推理圈”的飞跃，这种大众范围内的推理热、悬疑热更多层面的是“沉默的真相热”或者“隐秘的角落热”，就像科幻的“三体热”“刘慈欣热”一样，中国的推理小说缺乏一个集体露出地表的机会与场域，更多时候，推理与科幻仍旧是纯文学圈外的装饰品，难以成为一种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文学范畴，它可以是消遣的利器、社交的谈资，但确实离“正典”很远，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紫金陈的小说，擅长把尸体抛给读者，尤其是在故事的开头。作为“社会派”推理的一员，他非常熟练地抛出自己的“包袱”，擅长描写那种寄居人性裂隙中的“恶”，也熟稔地征用现代中国所拥有的现代生活细节，在这些细节构成的悬疑性容器里装进自己对于人与世的认识。新作《长夜难明：双星》，接续《长夜难明》的前缀，从一开始便把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全部交给了读者，你很快就会捕捉到许多紫金陈笔下人物的影子。在进入故事的叙事之后，关心法制新闻的读者或许会在其中捕捉到“林生斌事件”“劳荣枝案”的掠影。必须承认紫金陈的老练，足以将刻下发生的案件以及争议事件，融入虚构故事，给出自己的见解，这是“社会派”自诞生以来就富有的优点与特质。然而《双星》显然不只是一种守成的尝试，紫金陈显然希望通过女性视角去挖掘一些与之前作品不一样的属性。从作者本人意图去揣测，应该也不会仅仅是想为作品贴上一个“女性主义”的标签而已。从结果看，目前这部作品的评价比较平，男频的读者吐槽紫金陈陷入套路化写作，反派写得降智；女频的读者则更加犀利，指责紫金陈“厌女”，无法写出那种属于女性罪案的味道。两头受气——但也被广泛阅读，这当然并没有什么奇怪，东野圭吾去年的《白鸟与蝙蝠》也受到了类似江郎才尽的质疑。但是，我仍旧想说，紫金陈是有野心的，不同于影视化之后的诸多妥协，《双星》仍是一部值得公众阅读的作品。

相对于纯文学作品的高门槛，科幻作品的技术障壁，推理小说的公众参与度或许是最高的，以至于每个人在吐槽、议论推理、悬疑这一类作品时，总能够自圆其说、振振有词。但是，中国的推理小说又是一块相对贫瘠的田地，这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大作，也未曾孕育出合乎中国体量的耀眼作家，更多的是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成熟的作品的市场，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里，纯文学是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在推理类型上，这种影响接近于无穷（∞），以至于所有的中国本土推理写作者，一出道就面临着其他类型无法想象的巨大客体。

产生这样的结论源自于卢冶的《推理大无限》一书，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你是一位推理爱好者，之前的阅读、观影，已经为自己种下了推理爱好的基因，那么卢冶的这本书会帮你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从各种角度去解析推理小说的魅力。作者对于中西推理小说的张力，或者说中国推理小说的困境，总结了以下这些问题，值得大家一起来思索。首先说从社会土壤的角度，侦探这一形象作为推理小说创始以来不容置疑的绝对核心，在从英国嫁接到日本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任何阻力，这是因为日本的本土文化中就有承接老百姓私人需求的“万事屋”这类的职业；而在中国，缉拿犯人、审查案件的职责是公家的职责，我们熟悉的多是包青天、狄仁杰这样的“道德完人”“清天大老爷”，这是对于推理小说接受程度的先天不足。其次是，文学到底何为的问题。文学史上的基本表述是，作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支，中国现代文学的展开主题是“救亡”与“启蒙”，而深重的国家灾难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使得“救亡”压倒了“启蒙”，显然，旨趣在于解谜的推理小说，难堪这种大任。最后则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根底性矛盾，推理小说讲究的是严密逻辑下的演绎、解谜，世间万物的成因皆可被推理破解；而中国的文化则给人一种不可说的奇妙感，类似菩提老祖给孙猴子的三记戒尺，你能领悟，那么半夜得真传，不能，则回花果山种田去。

对于类似议题的阐释，作者的旁征博引令人目不暇接，而其对于卷帙浩繁的推理作品如数家珍的真功夫，更是令人感佩，她不仅是在讲推理作品生成的逻辑、诡计背后的技法，还将推理作为一种方法，推衍至生活的很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推理确实“大无限”。

读完《推理大无限》，再回头来看紫金陈的一系列作品，在边读边记录的思维导图上你可以快速地抓出作者留下的各种暗示。前作《长夜难明》中围绕事件本身的迷雾以及设法求证者的坚持，确实设计巧妙，最终完成的形式显然也是致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但这种“致敬”并不牵强，相反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紫金陈巧妙地安插了个人与集体、私利与公义等潜藏在中国人主流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在这个框架下小说中的江阳、朱伟这些公职人员的舍生取义变得有理有据，当所有的线索收束起来之际，也产生了大量的思维裂隙，所有躬身入局者皆是以身证道。然而，《长夜难明：双星》则很难复现这种完成度，相对刻板的女性形象，一切都过于紫金陈式的“巧合”，都让暗藏在叙事主线背后的真相，过早地曝光，而相对于江阳等人的行动逻辑，孟真真的所有举动都可以被推测出来，而反派的逻辑又是那么的“反派”，在这个故事里公检法人员的存在感也不是很强，为能够取得较好推动剧情的效果，只是在反复地强调作者需要读者知悉的前情提要。

在阐释纪实性推理作品的时候，《推理大无限》这么写到：“作品的成功秘诀往往不是猎奇，而是让个案成为公案。”但这次紫金陈却走了一个反方向。他在《双星》中糅杂了现实罪案中的诸多细节，并进行了自己的演绎，加上他擅长使用的摄像头、复制拷贝这类的现代技术，从他的角度进一步接续了“长夜难明”系列的精神内核，原先弥漫在江阳、朱伟等人头顶的难以伸张的正义，成了孟真真、王嘉嘉为代表的“失意女子”为了捍卫人生及所爱之人的噩梦，这种主题的“窄化”实际更考验作者对于把握个体精神困境的能力，在触碰更为私人化的罪恶时，动机的合理性需要被更复杂地阐释，而不是单纯地去制造“巧合”。

其实，豆瓣评分的走低以及评论区的差评，可以很好地为紫金陈此次推理的尝试做注脚，但是他也确实触及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精神根底，作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传奇”安插在“日常”之中而不被察觉，也就说私人的罪恶如何编排才不会引发各种群体内心的抵触，这是一个紫金陈需要思索的，也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吐槽之余应该细究的问题。推理从来不是一场只为“爽”的秀，这块田野需要更多的作家，也需要更多读者毒辣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