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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某种程度上，金像奖需要这热度更胜于导演简君晋。

看了下豆瓣评分，如果没算漏，即将内地上映的本片，是2024年所有公映电影中，最高的华语片，高过所有春节档和《周处除三害》。外语片算进来，也仅次于《坠落的审判》。

《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 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 ，更多火力。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