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愚

徐誉庭编剧及执导，林依晨、许玮甯、贺军翔等人主演的《不够善良的我们》，无疑是2024年最重磅的台剧之一，豆瓣开分后升至9分。剧集讲述两名同月同日出生的女性，曾经彼此成为情敌，在多年后分别是已婚与单身的身份。40岁左右的她们在家庭、职场、生活之间的挣扎，呈现出女性人生典型的AB面。对于女性“未选择的路”，《不够善良的我们》给予温柔的抚慰：不必自我归咎为我们的“不够善良”。

已婚女性的A面人生

已婚女性简庆芬（林依晨饰），曾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步入婚姻殿堂。如今，婚姻如一座无形的围城，她被困其中，渐渐消磨了自我。

她是简庆芬，更是各种身份和标签：妻子、母亲、儿媳。作为妻子，她需维系夫妻关系，照顾丈夫的生活；作为母亲，她要关心孩子的成长教育，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求；作为儿媳，她要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应对婆婆对小家庭的随时闯入。她的时间被家务、育儿等占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发展乃至精神世界都变得有些暗淡。

丈夫何瑞之（贺军翔饰）是她喜欢过的人，当时也是她主动追求的。在外人看来，何瑞之算得上一个好男人：事业有成，孝顺，顾家。只是，何瑞之并没有给到简庆芬所要的情绪价值。比如简庆芬生日的时候，丈夫都会固定买某家店的蛋糕，十几年都是这样子，但简庆芬并不喜欢吃这家蛋糕，而是丈夫的前任喜欢。简庆芬希望得到丈夫的理解、支持与分担，往往遭遇的是对方的忽视或不理解。

这真的是自己所要的生活吗？开篇简庆芬的内心独白，暴露的是她的内心矛盾：“哎！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啊？为了抵达那个目标，必须先经历多少痛苦，你，计算过吗？……然后你又开始计划下一个目标，又开始经历好多个痛苦，终于，目标达成了。但是那个快乐，其实只是一刹那而已，所以你发现了吗？‘快乐’其实是用‘痛苦’累积来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误会了自己啊！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追求快乐。但其实，我们真正热爱的很可能是痛苦。”

这是一个女性的A面人生：已婚已育，为了得到某个瞬间的快乐——可能快乐很久才来、或者一直没来，一直默默忍受着隐隐的痛苦。

单身女性的B面人生

四十岁仍然单身的张怡静（许玮甯饰），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出“美好”的一面：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不愁追求者，自由自在享受人生。这是很多单身者所预想的人生状态：无拘无束，自由随心。

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四十岁的年纪，许多同龄人已步入婚姻、为人父母，事业家庭双丰收。单身的张怡静还在租房，随时面对房东突然解约的窘境，又有一个不争气的哥哥时常要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伴侣和子女作为依靠，张怡静需要独自面对健康、经济、精神陪伴等方面问题。这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加深了她对未来的迷惘。

张怡静一度乐观地想象：攒够钱就可以退休。可刘若英客串的过来人告诉她：“你五十岁就要退休啦，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活到几岁，七十？八十？九十？那你五十到八十的钱存够了吗？我告诉你哦，起码两千万（新台币，相当于450万元人民币）。这两千万你还要不能生病，可能不能去旅行，婚丧喜庆，你可能不能包那些什么红包啊白包的；两千万还要顾及你的品位，够吗？”何况，“你确定你五十岁之前，存得到两千万？然后退休？而且我提醒你哦，人会老，钱会贬。”张怡静看了看自己的存款：60多万新台币，两千万遥不可及。

作为单身女性，张怡静在职场、社交场合也会面临来自他人对其婚姻状况的好奇、评判甚至压力，这让她在构建自我认同时感到困惑。比如她到餐厅吃东西，按照餐厅的规定，一个人只能坐吧台的位置，张怡静觉得无语又无奈。

尽管单身生活带来自由，但人是社会性动物，对亲密关系有着天然的需求。缺少一个能够深入对话、提供支持的灵魂伴侣，在某些时刻，张怡静还是深深感受到无人分享喜悦、无人共渡难关的孤独，感到“好痛”。

面对生活的起伏，张怡静的内心深处渴望有个可以相互扶持、心灵相依的人。所以，虽然她曾被动成为“小三”，也并没有及时脱离。“就像爬山一样，当时很累很累。如果这时有个人跟我说这里滑哦，就快到了，或者其实只要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就好像不会那么累了。”

人生AB面的对照

《不够善良的我们》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妙之处是，经由简庆芬与张怡静的“情敌”关系，让她们形成对照，并抛出一个关键的人生之问——即，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著名的诗作《未选择的路》所写到的：“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是人生普遍存在的选择难题。在有限的认知、信息和资源条件下，人们必须作出抉择：选择一条道路，意味着放弃另一条；选择了A面，就得放弃B面。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当时的选择一定更正确吗？时过境迁，个体往往会对选择产生质疑。我们的视角、价值观、经验积累以及对环境变化的认知都发生改变，不免对过去选择的重新评估。我们常常会觉得当初选错了，认为另一个选择或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简庆芬与张怡静就这样在社交媒体上“遇到”彼此，她们暗暗猜想、也暗暗较劲：会不会对方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简庆芬会想：如果自己没有选择何瑞之，是不是现在可以像张怡静那样独立飒爽、自由如风？张怡静设想的则是：如果自己当初与何瑞之走下去，会不会拥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生活？

《不够善良的我们》为双方的生活“祛魅”，戳破“得不到的永远更迷人”的幻觉。当某样东西我们无法得到时，往往会将其理想化，只看到其美好的一面，而忽视或淡化其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因为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不会感受到实际体验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困难或厌倦的影响。在理想化的滤镜下，得不到的事物被赋予超乎寻常的魅力，显得格外迷人。

理想化背后，更有对现实的不满。无论简庆芬还是张怡静均对自己当前的生活不满意。她们并不快乐，却又无力或不愿立即改变。得不到的事物，就成为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投射。

《不够善良的我们》通过女性的AB面，揭示人生困境的普遍存在，也许并不取决于选择本身，而是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致。每个人生阶段、每个角色、每个目标都可能带来相应的困扰和难题，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不够善良的“现实”

诚如剧名所言，《不够善良的我们》揭示深藏于人心、不易察觉的人性幽微之处，比如自私、嫉妒、虚荣等，比如简庆芬“精明”地从张怡静身边“抢走”了何瑞之——简庆芬不是“小三”，但她着实“乘虚而入”。

《不够善良的我们》并不将女性A面或B面的人生困境归咎于她们的“不够善良”。人性的幽微之处并非仅存在于少数“坏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它是人性的正常组成部分。由此，剧集几乎不对女性的选择作出简单粗暴的道德评判。

相较于对“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检讨，剧集指向的是现实的“不够善良”。女性不论选择单身还是结婚，都会遇到植根于社会结构、文化规范、制度安排等宏观层面的不平等。

已婚女性会面临婚姻中的权利不平等、家务劳动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生育与育儿压力；单身女性要面对社会对单身状态的误解与偏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婚姻压力，等等。

面对“不够善良的现实”，女性如何从容而坚定地走好选择了的路？期待《不够善良的我们》后半部分剧情，能够给出有力量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