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电影人方励在浙江省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从舟山渔民口中听闻“里斯本丸营救事件”，深受震撼，无法释怀。
那是一艘满载一千八百多名英国战俘的日本货船，1942年9月底从香港出发，行驶到浙江东极海域附近之际，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被美军潜艇“鲈鱼号”误判为战船后发射的鱼雷击中。经过25小时的绝望自救，盟军战俘冲破船舱，跳海逃生，又遭遇日军扫射屠杀，幸而遇到浙江舟山渔民冒死进场营救。最终，384名英俘被当地渔民救起，800多名英俘长眠东海。随船沉没，还有日军否认将战俘封锁在舱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的惨无人道的往事。
从事海洋科学探测半辈子的方励，一开始对里斯本丸的历史出于好奇。“七十多年没有人找到这个船， 2005年香港水下考古队来找过，也没有找到。”数千吨载量的巨轮如何消失不见，方励想找到它。2016年，他带领工业团队，利用先进的声呐探测技术定位了“里斯本丸”沉船的位置。电影首映的映后见面会上，方励透露，最终找到这个船的坐标，离当年给东条英机密报里的信息坐标，相距了整整36公里。
《里斯本丸沉没》导演方励。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上海国际电影节提供。
找到里斯本号后，方励顺着一步步“潜入”历史更深的沟壑中，他逐渐从好奇、震惊转向更深的震撼与责任感。2017年，当时从船难中幸存的亲历者，在世只剩了两人，中方救人的渔民仅还在世的也只剩一位94岁高龄的林阿根。
出于电影工作者的本能，方励觉得，“应该去把这段历史抢救打捞出来”，“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一千八百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
历经七年的“打捞”，这艘沉船和它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以一部纪录片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
6月14日上午10点，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影城3号厅举办了全球首映礼，早于其它所有影院早场10:30的放映时间，这是此次上影节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名副其实的First Film。
主创在见面会现场
一千八百多个战俘的背后，是一千八百多个家庭
为了寻找战俘后人，摄制组在英国主流媒体上投放了大幅广告，最终与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摄制组还寻访了百余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面对面采访近120位战俘后人，研读了百万余字的英文、日文材料。通过对沉船的探索与发掘，纪录片透彻地讲述了“里斯本丸”沉船始末，以及背后更多惊心动魄、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幸存者亲人后代的回忆中，战争带来的伤痛，如此清晰而具体，葬身深海的生命，被讲述得无比鲜活。
失去父亲的女儿，年过八旬依然抱着儿时父亲送的洋娃娃；有人在异乡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他如何坚定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要为她“建一个新家”；有人知道自己可能有去无回，给年幼的弟弟写下长大后才能读懂的谆谆嘱托；也有人在纪录片团队到来年，从来不知道半生忧郁而沉默的父亲，曾经历过怎样的炼狱……
“一开始时想抓住这个历史，但一‘抢救’，没想到彻底破防了。”方励说，“他们的这些动人的亲情、爱情、家庭，还有战友之间的友谊，把你彻底地绑在这条船上。”
影片放映期间，观众席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声，无论是船上生命面对灾难的绝望和在绝望中迸发出的人性之光，还是远隔千山万水在时光中蹉跎的伤痛和遗憾，都引发观众深深的共情。
上午在影厅看到观众席里“不相干的大家为这段历史感动落泪”，下午新闻发布会上长枪短炮媒体的聚焦，“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么多人关注着这个事，说明人们的情感是共通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也是共通的。”一位亲历者家属说。
《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影片中出镜讲述的三位九旬老人，在这部电影问世时，都已经相继去世。丹尼斯·莫利于2020年去世，享年100岁，其子在父亲去世后通过电话告诉方励，说父亲在最后的时光中，依然会想起在里斯本丸上的日子。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谈到这部纪录片带来的重大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公杳无音信，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直到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这才释然。
菲利普的母亲、遇难者Gerald Taylor的女儿，在片中讲述洋娃娃的故事。
通过大银幕再度回味父亲的故事，已75岁的幸存者之女维尼说：“历史需要铭记，历史不容被遗忘，也不能被歪曲。”
幸存者后代丹尼斯·维尼
影片中讲述的部分战俘的后人也受邀来到首映礼，见证历史浮出水面的时刻。有人带来了五年前方励去拍摄时落下的充电宝物归原主，有人则带来了印刻着故去亲人姓名、年龄、军队编号的墓碑，打算沉入东极岛的海底，为亲人在葬身之地立一个墓碑。
要沉入东极岛海底的墓碑。澎湃新闻记者 薛松 图
墓碑上的名字，Kenneth Hodkinson，一条22岁就逝去的生命。
Jean Clements和Kathleen Birch，两位分别是片中空墓的Kenneth Hodkinson的侄女和表妹。
“ 一千八百多个战俘背后是一千八百多个家庭”， 《里斯本丸沉默》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谈到，“当我们能够把视线放到一个个体身上，那些被讲述的情感故事，在大银幕上更加富有冲击力。这样战争背景之下有人文关怀的电影，远胜过好莱坞大片。”
“战争是万恶的。尤其在今天，更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它能带给大家不仅是动容，更是反思。”方励说。
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
刷爆信用卡卖房，一条开始就不会回头的路
在123分钟的影片中，有纵横的战时烽烟，细腻深邃的跨越生死的情感，和细致又富于戏剧性的起承转合。在被鱼雷击中至彻底沉没的25小时间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描绘了战争中各方的行动与抉择，赋予了每一个瞬间以情感与血肉，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无情与荒谬。从运用各种海洋探测技术追寻里斯本丸的踪迹，到寻访世界各地，记录下大量当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和多国珍贵历史文献，方励在过去的十年里，将自己的两个身份都发挥到极致。
“一开始想让我做导演，我说我哪有时间？”方励兴趣爱好广泛，并不是执着一事的人，“生命这么短3万天，我有这么多兴趣爱好，我没有时间做导演，这一次是没办法了。”
但一次次的走访，一轮轮的讲述，里斯本丸上人们的故事就像长在了方励脑中，挥之不去。拍摄制作的八年，遇上疫情，影片制作一度停摆，团队走了一半，方励说自己“把钱都花完了，五张信用卡全部刷爆，房子也全卖了，我现在手上没有一处房产”。
方励与幸存者Andrew Salmon的家人。
台湾影人焦雄屏将方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经历形容为某种“天命”，“你看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巧，既是海洋科技方面的科学家，又是专业的电影人。”她认为，正是出于“对追寻线索敏感的直觉，对事实历史苦苦追寻的坚持和执着，这都是出于科学家的素养。同时，这么多年他做那么多电影，理解电影的规律状态，所以他用他的科技找到了船，用他的科学精神把信息拼凑起来，用摄影机作为春秋之笔一样记录了一个历史上的空白，我觉得他做了历史上很伟大的事。”
国际策划焦雄屏
方励说自己是一个学物理的人，“一个理工科人，决定了一个逻辑，就是必须把它完成。这也是我跟我们团队讲的，这个电影花多少钱不重要，花多少时间不重要，就是必须把它做完。因为你被托付的是一千八百多个盟军战俘家庭，两百五十多个舟山渔民家庭。他们父辈当年的壮举善举，大家都期待有人能把它做出来。”
去年电影初剪完成后，在伦敦做了一次特别放映，映后他收到了一百五十多封感谢信。方励说自己当年在内心曾许下承诺，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但开始了就没有回头路。8年不算什么，18年，我也把它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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