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石家庄

险恶的阴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迁来河北省平山县与石家庄毗邻的西柏坡村，同上年五月来这里的以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从此，西柏坡就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党中央由西北来到华北，我以为这不单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问题，它标志着中国的革命战争向着最后胜利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九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此外，还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自党的七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即内战爆发时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际上提前了两年)。为此，要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此点亦提前展开)。

在九月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敌(内一个军起义)十一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至十月二十四日的一个从华北到西北月内，整个江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东北战场，辽沈决战胜利展开，锦州、长春被我解放，二十余万敌军就歼(内起义、投降各一个军)，沈阳及东北全境的解放即将实现;在华北战场，我军以钳制敌军、配合东北战场为目的，攻太原，出冀东，战察绥，克包头，威绥西，歼敌五个师零四个团(内一个师起义)及一批地方顽伪武装，陷傅作义集团于左支右细;

在华东、中原战场，山东全境及郑州、开封和豫北广大地区被我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完全控制于我手，敌刘峙集团数十万人正面临被歼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旦辽沈战役结束，东北七十万大军将支援华北战场，对傅作义集团数十万人的大会战将随之而展开。

我军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坐卧不宁。早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了有前方各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探讨会议。蒋介石在开幕典礼上以《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为题，发表了讲演。他不得不承认:就整个战局而言，我们无可讳言地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不仅使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讽嘲笑，实在令人难受。

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先后八次讲话，中心内容都是要将领们提高信心，扫除失败主义心理，但又无济于事。辽沈战役刚刚开始，锦州吃紧，蒋介石便带着一批军事要员亲临沈阳视察，以图挽回危局，结果无计可施，在东北将领的要求下，只有命华北傅作义出兵援锦一途。于是，又匆忙飞往北平。据说，蒋的本意是，调用傅军主力并命傅本人指挥援锦之役，若能如愿，可解东北危局;如若不然，亦可把华北嫡系部队就此拉走，或撤往青岛，以备支援刘峙集团作战，或撤往江南，以保持半壁河山。

傅作义看出了蒋介石的用心，但又不可公然违抗，加之锦州的安危确与华北紧密相关，于是便派他的副总司令宋肯堂到天津查看公路和港口情况，派天津市长杜建时查看援锦的道路情况，派他的察绥军主力暂编十七师和新编骑兵第四师，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地转了一圈，摆出援锦的态势。至于蒋要傅亲自指挥一事，傅再三辞绝，推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方能奏效。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派自己的嫡系将领侯镜如，调自己的嫡系部队十七兵团，组成援锦兵团海路援锦。

十月十一日前后，归敌十七兵团指挥的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和独立九十五师奉命到塘沽集中，船运至葫芦岛登陆，以解锦州之围。因九十二军三个师各在一方，一时集中不起来，便就近先将主力二十一师运走登陆，并仓促向我塔山阻击阵地实施攻击。经两昼夜激战，我军岿然不动。至十月十五日，九十二军尚未集结完毕，锦州已经解放，守军全部被歼。所谓援锦兵团，也就此结束了它的使命，尽管九十二军大部尚未出关。

锦州的解放，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锦州既已解放，沈阳指日可下，东北全境解放在即，打击将更加沉重。到那时，蒋介石营垒内部，人心动荡，军心涣散，将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点，蒋介石自己比别人更清楚。为了稳定已经开始涣散的军心，蒋介石匆忙决定，召集驻平、津各部队师以上官员训话。

他首先对东北高级官员作了一些批评，然后对傅作义作了一番表扬。接着他说:当年国民党军由广州出发举行北伐时，兵力很少，武器很坏，对优势装备的军阀部队作战，完成了北伐。现在对共军作战，倒有不少的挫折，这是各部队指挥官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所致。目前国军在数量上比共产党还是优势，武器装备则处于绝对优势，只要大家努力，胜利是不成问题的。美国友邦决定以大力援我，已无问题，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业已完成，明年就要爆发。大战爆发之时，便是我们胜利之日，大家要有信心。各将领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应该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牺牲，不应有所顾虑。

训话完毕，举行宴会，俨然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然而，实际效果呢?受到鼓舞者可能也有人在，更加沮丧者可能更多。连蒋之亲信、出身于黄埔一期的李文将军，听后都感叹地说:蒋老了，从前革命的英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至于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尤其把国民党军的胜利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令人啼笑皆非。“剿总”参谋长李世杰，说这是“望梅止渴”，甚至即使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梅”也是止不了“渴”的。傅作义听后则在私下焦急地连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显然也是对蒋表示失望。

蒋介石此时亦深感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光靠吹牛撒谎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某种实际行动。他同傅作义几经密商，认为冀中我军兵力空虚，组织一支快速部队突袭石家庄，突袭我党中央，足以收扭转战局之效。这一点，蒋、傅倒是不谋而合。去年十一月石家庄被我解放时，蒋介石就曾捶胸顿足，因而撤掉了孙连仲，换上了傅作义，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今年五月曾命阎锡山突袭过一次未果，还损兵一师。傅作义则自知自升任以来，无所作为，早欲创惊人之举，但机关算尽，终未奏效，如果石家庄得以收复，共党中央得以端掉，比当年夺取张家口不知要增加多少荣耀!蒋、傅一致认为，此举一旦成功，那就是剿共战争的奇迹!他将首先在华北中兴，从而导致整个国民党的中兴。到那时，军心人心必为之大振，国际援助将源源而来，整个战局将转败为胜，最后消灭共产党仍然是指日可待的。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傅作义遵照蒋介石的面谕，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傅作义首先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的命令，并任命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方、新二军暂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接着，又论述了占领石家庄的意义、目的和执行办法，即:吸引围攻太原的解放军东转，缓和太原的局势，沿途对解放区的有关军事设施进行破坏，在解放区大量抢购物资运回保定，以增强守备保定的物资储备，抢购各类物资时，要花伪制的边区币，以扰乱解放区的金融。

最后，傅作义还规定了部队在保定集结的时间。为掩盖这次行动的目的，对外佯称“援晋兵团”，等等。其实，即使对内，上面所讲的各点，傅也有意避开了其真正的目的，把此次行动说成是援救太原，是抢购物资，是一般破坏性出击，而闭口不提搞我西柏坡的党中央，可见蒋、傅策划此举之诡秘了。

参加突袭的敌军各部队于第四天下午在保定集结。当晚七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二军军部召开师以上官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郑挺锋下达了攻占石家庄兵力部署的命令:韩迪的一二一师，沿铁路西经定县、行唐等地迂回石门以西地区，截击撤出石门的军民;何保寅的一五O师沿旧铁路前进，九十四军军部直属工兵、炮兵、通讯、轴重、卫生各营和汽车团以及第五师的一个团，于一五O师后跟进;刘化南的暂三十二师，由铁路东侧前进;刘春方的骑四师，由保定经盆县、博野、安国和深泽等县，迂回石家庄以东地区，截击从石门撤出的解放军。

命令下达完毕，郑挺锋又要求各师务必本着傅总司令的指示，沿途遇有解放军的储备物资要尽量携带，不能携带的要尽量焚毁，军事设施一律破坏。这些，自然也是他们要做的，但却不是主要的;这仍然是为了掩盖其行动的真正目的，因而有意强调了次要的方面。

接着，“剿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宣读了“剿总”关于夺取石家庄之后部署的命令。大意是:占领石门的各部队，要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出兵力，搜集市内战略物资，装车运回保定。成立石门市政府，由“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任市长;成立石门市守备司令部，由暂编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到达石门时，即按此转报华北“剿总”，以便通电全国。占领后不能固守时，由杜长城爆破大队和工兵部队协同，对一切战备设施和建筑进行破坏，一直破坏到不能使用为准。

一切部署就绪，一项险恶的军事阴谋开始付诸实施了!

严密的措置

此时的西柏坡呢?

后来听人说，那是一九四八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辽沈战役正在且战且胜，淮海战役尚在运筹之中。上午十时左右，军委机要局收到华北军区转华北局城工部的一份急电。机要参谋一看，神色有些紧张，他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把电报送给了毛主席，送给了周副主席，送给了朱总司令，送给了军委其他领导同志。

稍顷，军委首长先后来到了作战室，使这里本来一直保持的紧张气氛骤然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集聚在华北地图前，在北平至保定，至石家庄，至西柏坡各段，一面指画着，一面交谈着。片刻，毛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离去了，只留下周副主席一人。他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起草给军区、二兵团，并告三兵团的指示: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决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二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四百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五师已抵新城。估计二十七、二十八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二十九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七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淖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罗耿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二十六)日起，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相机过路，到后，或直插平琢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已直电三纵行动，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华北军区接军委上述部署后，聂、薄、滕、赵于当日，电令七纵及冀中、北岳两军区诸同志:

七纵队主力今晚立即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一个旅在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背靠西面纵深防御，二十一旅明(二十六)日阻击敌人一天后归还主力建制，而后纵队直接掌握之两个旅，应协同民工破坏保定至高阳，保定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于敌人进至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迟滞敌人;纵队工兵连，先进至唐河南岸指挥民工构筑工事。八、九、十分区部队仍统一归周、漆①指挥，继续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敌逼近保定后，八、十两分区之三个独立团，即转至保南随七纵主力行动。冀中应即派干部负责指导破坏高阳至安国、望都至定县公路。北岳军区肖思明同志亲自掌握三分区之独立团，继续协同民兵在徐水地区破路、布雷阻敌及五分区部队、民兵在铁路西侧各县挖路(首先破定、望段)、布雷。

十月二十六日，聂、薄再次电示冀中、北岳两军区、石门市委及七纵、三纵诸同志，指出:为实现将进犯匪军滞留于唐河以北地区，侯三纵赶到以三、七两纵歼敌之决心，七纵队应以方顺桥及定县两点为中心，构成面的防御地带，主力构筑坚强的抵抗阵地纵深配备，以机动防御有力地反突击，反冲锋手段完成阻敌。在第一防御地带包括方顺桥、定县、大庄、高阳以西地区和第二防御地带包括望都、唐县、张登、温仁地区，应以各独立团、独立营及各县民兵组织村村联防、村村阻击的地雷战与村落游击战使敌到处遭受杀伤，不能无顾虑地行动一步。指示强调指出:

目前破路是迟滞敌人汽车前进的关键，除北岳肖副司令员已亲赴五分区掌握外，冀中亦须派专人掌握。地区划分:平汉线两侧附近及路东归七纵、冀中统一进行;路西由北岳负责。破路顺序应以保定向外放射之，各路先行破坏，次为两侧，各县城之南北道路，先完成望都以东以北，再完成定、望、唐、曲、安等县。为作战指挥之便，决定成立石门临时指挥部，由军区肖克副司令员负责，组织八分区贾桂荣部和石门中央警卫团、警卫第一、第二旅及步兵学校等，分别在沙河、滹沱河以南布阵，作直接保卫石门之防线，石门市的战备措施，则由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负责，太行、冀南两区协助，作万一之准备。

十月二十七日，聂、薄以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名义向冀中、北岳两区党委及两军区发出指示，决定在完成破路和村落联防之战役任务中，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分任县的民兵总指挥和政委，武装部长任副职;分区司令员、专员分任分区之正副总指挥，地委书记任政委，均须亲赴破路地区指挥掌握检查。指示最后要求:由于敌人今(二十七)日可集中保定，明(二十八)日或后(二十九)日即将南犯，故保定以南各破路地区必须于今晚完成;唐县、望都、高阳以北明晚完成，定县、安国、曲阳以北，先破南北公路及两侧能行汽车之大车路，不得延误。

现在是敌人实施突袭的第四天。四天来，除上述各电外，在军委通往军区的电话线上，往返地传送着周副主席与聂总的声音，昼夜不停。同时，在军区通往冀中、北岳的电话线上，在冀中、北岳通往有关分区的电话线上，在有关分区通往有关县的电话线上，都在日夜往返地传送着上下两级领导人的声音。无形的电波和有形的电线同千万人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使辽阔的冀中平原正在变成吞没敌人的汪洋大海，波涛万顷，汹涌澎湃。

二十九日凌晨，聂总的声音再次传向西柏坡，传向正在协助毛主席运筹于农舍之中的周恩来副主席。聂总报告说，据侦察得知，傅作义发现我主力三纵南下，唯恐其突袭部队被歼，一面令进至奇连屯之九十四军及骑师、骑旅停止前进，一面令三十五军、十六军的两个师和九十二军的一个师迅速南下增援，打算会合前敌，与我三纵决战，而后继续向石门推进。周副主席放下电话，稍加思索，提笔起草给二兵团、三兵团，并告军区的指示:

郑挺锋率其两个师(其四十三师主力留在琢县，一团留定兴)于昨(十八)日仅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进，傅于昨夜电告郑挺锋访十六军附第四师(现在通县)及三十五军主力(估计为暂十七师和暂二十六师)即开平保线，立即增援该敌作战。

照此部署，傅匪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除去沿途守备兵力，真能向保定以南者，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是我歼敌良机，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

杨罗率主力，昨晚如尚未过路应于今夜过路，于明(三十)日起，以四天至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至满城地区，会合三纵、七纵作战歼敌，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如杨罗昨晚已过路，应于今日起亦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

杨李李主力应即东移归绥附近，准备于敌十六军、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即发起攻打归绥。十六军及三十五军主力南下后，平张线仅暂三、暂四两军守备，至多只能以一个军增援归绥，对于杨李李并无重大威胁。

望杨罗令詹大南部应向张北、张家口、宣化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杨李李在绥东并应自行配备阻援兵力。

军委于发出上电后至当日二十三时，三次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派部进入玉田、蓟县、三河、宝纸地区，威胁平古、平津、平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迫南下敌军一部回头，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突袭阴谋。

在此之前，于敌人行动之初，军委已令太原一兵团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严密围困阎锡山所部，不使东犯，保障石家庄侧翼的安全。

对敌突袭石家庄、西柏坡之阴谋，在军事方面已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同时在政治上及时予以揭露，这也是破敌的重要措置。自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毛主席亲为新华社写了三则电讯:

第一则，《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

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泳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第二则，《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新华社华北二十七日电]

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两匪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四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息，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

进扰部队匪首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匪首)。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匪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匪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傅匪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匪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匪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匪在北平坐督，傅匪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作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第三则，《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

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样两匹狗子档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

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泳县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0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些消息和评论，对进犯之敌是极大的震慑;对我军民是巨大的鼓舞。敌突袭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到二十五日新华社的消息后，曾哀叹说: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

这真是:出师未捷心已散，指挥先虑无路归。

铜墙铁壁

突袭之敌如潮水般地向南开进着……

按照军委和军区的部署，把敌迟滞、阻击于望都、唐河以北，以待三纵到达，是保障石家庄、西柏坡不受侵犯的关键之举。

十月二十四，二十九日，敌以三个军十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分为偷袭、策应两个梯队，先后从平琢地区出动。敌人的打算是:用以突袭的四个师、一个旅二十六日在保定集结;二十七日，分两路:九十四军两个师和爆破大队为右路，暂三十二师、骑四师和骑十二旅为左路，沿平汉铁路两侧之汽车路、大车路向石家庄实施快速奔袭，于二十九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石门。同日，后梯队三十五军、十六军、九十二军共六个师，进至保定南北地区，以作策应。

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因为从北平到石家庄，总程只有六百余华里，其中保定以北的铁路线基本为敌控制;而保定距石家庄则只有三百多华里，如果进犯之敌依靠它的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两日最多三日便可到达石家庄，而我野战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四日。这就是说，担任阻敌任务的平汉沿线军民，必须在徐水至定县间不到二百华里的距离上，抗阻敌军三日以上，否则，将出现极其不利的情况。

然而，经过八年抗战和近两年解放战争锻炼，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冀中、北岳两区党政军民，几乎在敌出动的同时，已经紧急动员起来。且看:

在孙毅、林铁同志指挥下，冀中军区七纵队和上万民工，到达望都、唐河两线，构筑抗阻阵地;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带领所属部队和二十万民兵，开到了平汉路上，对进犯之敌可能通过的各条道路展开破路断交，埋雷设障，并准备待敌到来时，给以猛烈袭击;

广大人民群众也已众志成城，在敌可能经过的村镇、路口，实行村村联防，空室清野;他们埋藏了粮食，掩盖了水井，转移了家畜，准备以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迎击进犯之敌。

十月二十六日，突袭之敌自琢县南北地域沿平汉线向南进犯。先头的九十四军当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定兴，而后换乘汽车向保定开进。抵近徐水时，因未遇到“麻烦”，一二一师师长韩迪，颇有些得意，向其上峰报告说:进展顺利，日内可达保定。孰知，刚过徐水，道路断了，地雷响了，汽车瘫了，马匹惊了，顿时人马乱作一团。

正在这时，预伏于路西的我北岳三分区九团、五分区部队和数百名武装民兵，突然冲向敌阵，向慌乱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战至黄昏，敌遗尸过百，损坏汽车三十多辆，无法继续南犯，只得返回徐水以北，第二日另谋他途。这样，敌原定集结保定的日期，被迫推迟了一天。其实，从定兴到保定不过六七十华里，敌乘汽车竟走了二十六小时之久，平均每小时只走二里多。这种速第六章保卫石家庄度对于用汽车输送的部队来说，实在是可悲的。

二十七日晚，敌艰难地到达保定;二十八日，兵分四路，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齐头向石家庄奔袭。其右翼军一五O师及九十四军直属队、汽车团、第五师一个团向方顺桥开进，由于路断和常常触响地雷，七小时只走了十五公里。这时，我北岳五分区部队和民兵，突然从大固店方向向该敌袭来，正激战时，敌机盘旋而至，以超低空向我军民扫射。我军民即以步枪向敌机实行集团射击，果然击中驾驶员，该机坠落烧毁，其余敌机急忙向高空遁去。我军民的斗志更加振奋了!他们不畏强敌，敢于同敌反复厮杀，战至深夜，迫敌畏缩一团，始终不能从大固店南进一步。

同日，敌左翼军以骑师、骑旅开路。他们仰仗骑兵不受道路、地形限制的特长，纵马驰骋。但他们未曾料到，刚出保定进入清苑境内，便如坠地网。原来，早在敌骑兵未到保定时，我十分区政委吴起瑞同志，根据打日本骑兵的经验，已把各村民兵三五人为一组编起来，进行了打骑兵训练。冀中平原，村庄密集，人口众多，这成千上万的战斗组，预先埋伏在敌骑兵经过的各自的村庄、路口四周，当敌骑一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各战斗组立即从四面八方发起火力攻击。一阵攻击，人亡马惊，四下逃散，敌骑一散，更便于各处截击。

这天上午，敌骑四师向清苑县开进途中，仅北大冉、中冉两村民兵，就将其打散五次，打中战马六十多匹，毙伤骑共兵三十六人，有效地阻滞了敌人的行动。这种打法，很快被冀中军区推广到敌骑将要路过的望都、鑫县、安国、定县各村镇，随即在这一广阔地域，开展了一场打骑兵、捉战马的竞赛。敌骑前进受阻，整个左翼部队均不得南从华北到西北犯，直到二十九日，大部还徘徊于望都以北，只鄂友三旅绕过安国，突进至唐河。当晚，其先头的三十四团人困马乏，刚在定县的北旺村宿下，我七纵一部和周围各村民兵闻讯赶来。经四十分钟激战，该敌被打死打伤一百五十余人，伤亡军马数十匹，迫使其仓皇回逃。

对此，敌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大伤脑筋，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解放区军民防守甚严，此举“谏请钧座考虑”。刘副总指挥已经急于班师回朝了。

在我军民的节节抗击下，敌突袭主力九十四军所部，二十九日下午方进到清风店地区，当晚傅作义电令郑挺锋，要他三十日突过唐河，向石门进袭;同时令后梯队三十五军自琢县出动，乘汽车进至保定策应。由于我第五、第十两分区军民埋雷、破路，该军两昼夜才进至徐水以北的田村铺，走了不到一百二十华里。

三十日上午十时，郑挺锋先令炮兵向唐河南我七纵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一小时发射炮弹三百四十发;而后令暂三十二师为东路，一五0师为北路，一二一师为西路，齐头并进向河南攻击。七纵经过顽强抗击，将暂三十二师击退，歼其一部，其他两路因唐河水深近米，改从东、西、北三面迁回进攻。我七纵经过六个小时的英勇阻击，打退敌多次进攻，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后因工事较弱，被敌突破，迅速转至沙河防线，准备作新的抗阻。敌先头部队已进至唐河南之奇连屯、小奇连一线，离石家庄只有二百余华里。

情况相当危急!人们都在引颈而望，等待着三纵队的到来。

在周副主席指挥下

十月二十六日近午，我按照兵团首长的意图，正组织三纵的三个旅，准备围歼被诱至平绥路南侧的矾山堡到琢鹿一线之敌暂三军一部，突然北岳军区总机找我，说聂总要我听电话。我一拿起话机，聂总就问:

“郑维山同志吗?”

“是我·”

聂总听准了我的声音，扼要讲了敌情后说:

“周副主席命令你带三纵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四天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七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

聂总讲完，我复述了任务，问还有什么指示。聂总说:“可走紫荆关，翻山抄近路，昼夜赶，不要怕疲劳。出动后，设法同我联络，周副主席等待你们出发的消息。”

我考虑了一下，正准备下达收拢部队的命令，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派人送来军委要三纵执行紧急任务的电报，并附信指示我们作好动员，及早出发。我匆匆给杨、罗首长写了回信，除告聂总已来过电话任务已经明确外，扼要汇报了我对执行紧急任务的决心。而后，我即与各旅旅长通话，首先传达周副主席的命令和聂总、杨司令员的指示，接着下达纵队的决心:放弃原作战计划，立即收拢部队做准备，下午三时开始行动;立即组织机关干部去各连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作简短动员，号召部队誓死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为加快开进速度，部队要轻装，各级后勤轴重，统统随部队从后卫跟进;纵队直属队和各旅立即派出先遣组，保障部队顺利开进。

指战员们一听说敌人要突袭石家庄，都知道情况的严重性，用不着多作动员，个个义愤填膺，急不可耐，一切准备工作都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着。下午三时，部队准时出发了。

由矾山堡到满城，不下五百华里，四天赶到，每天要走百里以上，如果是阳关大道，不在话下。但是，我们所能走的路，是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加上七个月来部队在察绥、热西和冀东等地连续征战七千余里，极度疲劳，要圆满完成这次任务，自然是相当艰巨的。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既怕不能按时赶到而使党中央遭受危害，又怕我纵的行动暴露而使敌人跑掉。

为了便于随时处置开进中出现的问题，我带几个参谋走在部队前面，以“飞行”方式了解情况。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谈笑声，只能听到人们急促的呼吸;看到的是一副副严峻的面孔，一张张淌着汗水的脸。我跃马登上高处向后望去，队伍像一条无尽的长龙，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起伏的山岭间，蠕动着，翻腾着。我虽然只能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但却似乎也看到他们一副副严峻的面孔，一张张淌着汗水的脸，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

十月末的季节，天黑得特别早，夜幕一降临，便是一团漆黑的世界。人们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一个跟着一个，即使脚上打了泡，累得眼前金花四溅，也不愿掉队一步，一旦有人掉队，前后的战友立即搀扶着，跟上去，只要跟上前去，便甩开战友，自己坚持继续前进。我想命令部队原地休息片刻，但是，不能。一想到任务，侧隐之心立即变成钢铁般的决心:咬紧牙关，走!不过，我还是不断地慰抚战士们:“累吧?”他们每每只是向我摇摇头，对我作着无声的回答。在这无声的回答里，显示了力量，显示了决心，显示了人民战士光彩夺目的崇高思想。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部队仍在无声地前进着……

位于西柏坡农舍里的我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三纵的行动。后来得知，在十月二十七日四时半至七时的两个半小时里，周恩来副主席三次向毛主席书面报告三纵行动的情况。

第一次:

主席:

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三纵连二十六号在内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他说以五天赶到，每天已将近百里，我要他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三纵司令)，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四天行程赶到。七纵主力今二十七日夜到达完县、方顺桥、高阳以西之线布防。军区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两线，以待三纵到达。其他一个旅，则尚在来沙河途中。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三纵。三纵今(二十七)日，可能赶到紫荆关以北。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

周恩来

二十七日四时半

第二次:

主席:

三纵昨二十六日上午方得到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总须下午才能出发，侯叫通电话后，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

周恩来

二十七日六时

第三次:

主席:

顷与聂电话，三纵昨天多部分时间，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问题。今天，得催其三天(今天起)赶到满城当更会白天走。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命令，已告。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望都、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九地委在直接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县，则由四地委在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肖克指挥。聂经过他们三处，与各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路要点及纵深的破坏情形与民兵日夜的袭扰。聂总认为如三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阻敌三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

周恩来

二十七日七时

部队连续走了两天两夜，行程二百七十余里，终于翻过紫荆关，作第一次休息，准备天黑后继续赶路。

趁此机会，我骑马赶到紫荆关西南的小兰附近的纵队后方基地，电话向聂总报告部队到达位置。聂总听了高兴地说:

“周副主席刚来过电话，问你们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你们提前到了，我立即向他报告。部队要恢复下体力。”聂总还告诉我:“周副主席昨天向毛主席报告了三纵出发的情况，主席很满意。主席指示你们过紫荆关后，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聂总解释道:“主席的意思是说，白天视度好，要你们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尽可能地加快速度”，这意味着敌情是相当严重的。

我反复思索着主席的指示，准备吃点饭，立即赶回部队。饭间，聂总又转来电话，说:

“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七纵和九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三十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我计算了一下紫荆关到望都的里程，估量了一下部队的体力、情绪，觉得二百四十里的路程，有把握按时赶到。

我回到部队，已是日落西山，部队已休息三个多小时了。我简短传达上级指示后，立即上路。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先头部队到达满城西南的康关，这里到望都不到八十华里，我便命令部队原地打尖。此时又转来军区电话，说周副主席再次问三纵能否如期到达，并告诉我们: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和十六军已出动，今晚可到保定。军委已令二兵团主力南进，要三纵与七纵会合后正面阻击敌人，准备与二兵团主力南北合击打一个大歼灭战。

歼灭进犯之敌，这是最富有诱惑力的新的动员令。任务传达下去，部队立即活跃起来，几昼夜行军的疲劳为之一扫而尽。有的猜测歼灭战在什么地方打，吃掉哪股敌人;有的计算里程，提议强行军，提前与七纵会合;有的还送来决心书、请战书，要求担任最艰巨的战斗任务。我考虑了指战员们的意见，决定再次轻装，组织强行军，主动丢下了背包、米袋及一切生活用品，只剩下枪支弹药，天一抹黑就又踏上征途，终于在三十日拂晓，提前一天到达望都。这时接到侦察员报告，说敌九十四军右翼师突破了望都防线，正向唐河以南进犯，我七纵已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

这个新情况，使我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唐河到沙河四十五华里;沙河到石家庄仅一百华里。如果敌人强行突进而我七纵又在沙河防线立足未稳，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暗下决心:不管多么疲劳，必须再次动员部队，以更快的速度赶往沙河一线，会合七纵，坚决把敌人阻住。我立即派参谋下达新的命令，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向沙河急驰，终于在三十一日凌晨，赶到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地域。聂总一听，非常高兴，说:

“你们主动赶到了敌人前面，很好!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九十四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韩迪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四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聂总的话，使我感到莫大的快慰和满足。部队昼夜兼程四天跑了六百多里路，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这个目的是完全地实现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立即向各旅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听了也同我一样，庆幸代替了担心，喜悦抵消了疲劳……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进行新的战斗准备，得知突袭之敌已全部回窜，先头已过保定，一二日内就可逃到北平。这本是个好消息，然而指战员们却感到不甚满足，原因是嫌敌逃得太快而没有能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

我国农家形容自作聪明的蠢人有句名言，叫作“偷鸡不成反蚀米”。总结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谋，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已经枯竭了的兵源、财源，又丧失官兵三千七百余，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尤其不妙的是，本已离散了的军心，又蒙受了一次打击。据刘化南后来说，“部队返回原防地时……对剿总产生很大的怨恨”。这岂不是适得其反?

粉碎敌人突袭阴谋后的不多几天，即十一月十二日，恰好是我军解放石家庄一周年。聂总以《石家庄永远是人民的》为题，撰文纪念，节录如下:

今年五月，人民解放军以迅雷般地打击，粉碎了阎匪赵俊义的第一次偷袭;而这次人民解放军和平汉路沿线广大民兵，又以英勇地阻击和广泛地破袭，粉碎了蒋傅匪的第二次偷袭。石家庄，这人民的城市，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对蒋傅匪来说，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正标志蒋傅匪万恶的统治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的一切穷极无聊的妄想，只不过是它垂死前可耻的插曲。而华北军民将以石家庄为出发点，迈向平津解放、全华北解放，以及配合其他友邻区人民解放军，迈向全中国解放的胜利大道!

聂总的文章言简意赅，是保卫石家庄一役的最好总结。

郑氏兄弟之间

还有一些并非闲话的闲话，想借此一叙。

辽沈战役一开始，敌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就十分关注东北战局，随时收听我方电台的广播。当敌军开进途中渡新骆河时，郑将军的脸上突然有点失神变色。原来他正在收听着一则新闻: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八日八时急电:被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地区的廖耀湘所率五个军十二个师，已于今晨全部解决。该五个军十二个师为新一军两个师、新三军三个师、新六军两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四十九军一个师及归四十九军指挥的另一个师，与二0七师一个旅。素称精锐的廖耀湘所率各军，在作战中一触即溃，狼狈不堪。俘虏官兵变成了人山人海。在俘虏中已查出师长六名。美国制造的汽车、大炮、军火在战场上到处堆积。战场上人民群众与解放军连成一片，欢声雷动。

郑将军为什么如此关心东北的战局呢?后来人们才知道，除一般原因外，还有个特殊原因，那就是，同他关系甚好的堂弟郑庭岌，正在廖耀湘兵团所辖之四十九军任中将军长，他堂弟的命运如何，才是他至为关心的。听到广播，先则使他震惊:廖耀湘兵团完了，四十九军完了;继则使他忧虑，俘虏中没有军级长官，难道是战死?因而情绪骤然变化，一度属下向他请示任何问题他都默不作答。突袭未逞返回驻地后，大概恐怕上峰责怪他指挥不力降下罪来，于是便向蒋介石和傅作义谎报战果，说什么“此次部队行动，在经过解放区的村镇时，烧毁棉花二十余万斤，炸毁各种工厂四十余座”，云云。

不料，华北“剿总”竟然发出通令，宣称:“郑挺锋军长指挥部队向石门进军，颇奏功效，提升为兵团司令;鄂友三旅长行动迅速，按计划完成任务，由旅长晋升为骑兵师长，对刘化南师允许扩编成军，刘并兼任保定警备司令职务。”按说，傅作义是个聪明人，但此事做得实在不算高明，本意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掩盖失败，可惜效果不佳。因为这纸晋升命令不过是画饼一张:命令晋升的，望眼欲穿，等待就职，但一直原职未动，岂不又要引起怨恨?不过，此事亦可解释成这正是傅作义精明之所在。因为他知道郑挺锋给他的“战果”是画饼一张，他再送还郑、鄂、刘画饼一张:画饼往复，等价交换，有何不可?

然而，那位郑挺锋军长却有另一番心思:只要上峰不降罪于他，便算如愿以偿了，至于真假晋升，他全不在意，他一直忧虑的是他堂弟的下落。自听到新华社十月二十八日的消息后，他更加离不开收音机了。结果于十一月，终于又收听到一条消息:

新华社沈阳十二日电:上月二十八日我军于辽西全歼敌廖耀湘兵团十二个美械化师之战役中，所俘获敌将级及师级军官现已查明者共二十三名，另有投诚者一名。其中正副军长三名:七十一军军长白风武，四十九军军长郑庭发……

“郑庭岌”三字一出，郑挺锋立即关闭了收音机，同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多少天来郁郁寡欢的情绪为之一变。

郑挺锋的秘书郭天颧是中共地下党员，郑、郭二人虽系主官与僚属的关系，但私交很深。郭天颧平时经常利用时机巧妙地同郑一起谈论时局，甚至谈论国共两党的优劣，久而久之，使郑挺锋对战局愈来愈悲观，对蒋介石愈来愈失望。

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业已人关，平、津、塘已开始被分割，是战是逃均无前途出路可言。正当郑挺锋处于极端苦闷的困境时，十二月十六日夜间，他意外地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弟弟的声音:

锋哥:十月二十八日我在辽西大虎山被解放，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哈尔滨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学习，一切均胜于前，请放心。弟来哈后，回顾前事，感触万端。犹忆二十年前，我们都因受着大家族和地主的压迫，辍学而走广州，入黄埔参加革命工作。

当时的革命军因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所以能以少数革命军部队，战胜了北洋军阀集团。但以后国共合作不幸为蒋介石所破坏。蒋介石不要扶助农工的政策，反而压迫农工。蒋介石不实行联俄、胸，华中为腹，华南为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只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持久几时?国民党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是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长春固守几月，结果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终于六十军起义，郑洞国及新七军投诚。北平今日已处大军重围，更非长春只有几个独立师包围所可比拟。要守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北平守军之训练装备远不如辽西之新一军、新六军，但此两军作战不到六十小时即完全被歼。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今年秋季攻势中，短短五十二天，即解放了全东北，国民党四五十万部队全部覆灭。今东北人民解放军源源入关，会合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扫荡华北国民党军之残余，试问谁能抵抗?必欲膛臂挡车，以卵击石，不过徒作无谓牺牲，于己于人，有何裨益?平津必然变为锦州、沈阳第二，傅作义必然变为范汉杰或卫立煌第二，大批军队投诚的投诚，被歼的被歼。到了那种地步，再回头已晚了。

蒋介石的失败已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语云:“顺天者昌，违天者亡。”蒋介石既然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逆天而行，终必灭亡。解放军忠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举一动均以国利民福为依归，顺天而行，必然胜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孙中山先生说:“凡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这岂非今日人民解放战争之写照呀!时势如此，望吾哥明辨大局，早日率部投诚，以免牺牲多人生命。我兄弟亦可早获团聚。弟现在确已大彻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替共产党说话。实则这些话过去我不懂得说，也不想说不敢说，现在我懂得了，因此也就敢想和敢说了。现平津大战，爆发在即，时机迫切，望断然行之。为祷、为祝。

此颂时绥。

庭发弟手启

于哈市解放军官团十二月十六日

郑庭岌的话，句句撞击着郑挺锋的心弦。郑挺锋听罢，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瞻前顾后，苦辣酸甜，百味俱全。但究竟怎样行动呢?这倒使他为难了。他的胞兄郑介民，是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是蒋介石的死党。停战时期，曾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在他同中共代表团共事期间，发现我方上至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下至一般工作人员，个个艰苦朴素，兢兢业业，朝气勃勃，同国民党代表团的享乐腐化，尔虞我诈，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

于是他曾亲口同郑庭岌讲过，国民党敌不过共产党。但他同时又是死硬的反共分子。郑挺锋若率部投诚，一来他本人还没有这个胆量;二来困难相当多;三则其胞兄郑介民绝不允许他这样做。但就他自己而言，一天也不想干了，尤其听了堂弟郑庭岌的广播以后。经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南归。郑介民也生怕其胞弟重蹈其堂弟的覆辙，于是急忙从南京飞到北平，亲向傅作义说项，准其弟离职而去。傅碍于情面，只好准了郑的短假。但郑挺锋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段并非闲话的闲话，到此尚未结束。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郑庭岌被第一批特赦释放了，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濓、陈长捷等人。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他们又是高兴，又是羞愧，连称自己有罪。周总理诙谐地说:“也不能完全怪你们，我也负有教育不够之责:在黄埔，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嘛!”周总理接见后，傅作义在西单鸿宾楼请杜、王、宋、陈、郑等人。席间，大家频频为傅敬酒:“祝你在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立了功!我们都是顽抗到底…”

傅先生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那要感谢解放军，感谢共产党!”

傅先生转身对身边的郑庭复说:“你对郑挺锋的广播讲话，对我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解放军广为印发，我虽命令收缴，但我自己还是看了好几遍的呀!说得好，说得好!”

大家都是新世界的新人了，回首话当年，笑语满堂，尽欢而散。

解开了一个谜

现在，再把话拉回正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谋攻》中的名句。这句话所揭示的真理，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所证实，因而也就为占今中外一切兵家所遵循。不过，由于种种局限，实行起来却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别;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因部分地或完全地违背而招致失败的，更是屡见不鲜。

保卫石家庄的胜利，显然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但我始终认为，情报的准确而又及时，是诸因素得以发生作用的前提。没有敌情，任何指挥员都将无所作为自不必说;有了敌情不准确、不及时，也会造成严重后果。试想，假使敌人突袭的情报晚到一天，甚至晚到几小时，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记得聂总给我的第一次电话跟我说的是“据北平确息”，后来看到军委电报的头五个字也是“据北平确息”。

究竟是北平的什么人，怎么弄到这么确实的消息呢?这个问题，当时在我脑子里转了好久，时过境迁，才渐渐淡忘了。

十年内乱，我蒙受冤枉被发配到安徽某农场幽禁。一九七九年一月末的一天，偶然得到一张一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载聂荣臻同志的文章，题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文中提到:蒋、傅策划的突袭石家庄的阴谋，“当天就为我地下党了解，经过地下党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一夜三次向毛主席报告事态进展情况”等语。

这简直是个意外的收获!使我激动，令我感奋!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并投人牢狱的那班“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们，竟是在蒋介石策划突袭阴谋的“当天”便侦知此情并紧急报告党中央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我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驱使，更想把此事弄个清楚明白。

很幸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地暖春回的东风。

随着拨乱反正的步伐，刘仁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不久，“华北山头主义”的沉冤得到平反，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和我先后恢复了名誉，这样就完全具备了了却这一夙愿的可能。

于是便趁撰写此文的机会，几经访查，终于从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了如下情况: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了。十月上旬，蒋介石由沈阳来到北平。似乎就在当天，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奉聂荣臻同志的指示，要北平地下党积极开展工作，了解蒋介石的动向。这显然是一项极为重要但又极为艰巨的任务。

当时的北平，虽有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激烈斗争，但毕竟是一个阴霆密布、黑云压城、豺狼遍野的黑暗世界。特别是敌人的军事形势吃紧之后，他们为了作垂死之斗，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外统治，对内控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要弄到敌人的核心机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由刘仁同志具体领导的北平地下党，在毛主席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

特别是学生工作委员会，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包括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的子女，在历史潮流和党的工作的影响下，不少人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或民主青年联盟，甚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些盟员、演员本身，就是埋伏在敌人内部的尖兵。同时，地下党还利用有些学员同敌人营垒中某些人的同学、同乡及亲朋关系，或打人内部，或密相交往，以便了解情况。因而刘仁同志的指示一到，学委就通过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刘时平。

当时的北平，反动报纸不少，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益世报》。刘时平同志早年打入《益世报》，并且是该报的采访部主任。有了这个职业，又是采访部主任的身份，也就有了同反动人物广泛交往的条件。同刘时平交往最深的，一个是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一个是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大队长杜长城;还有一个，就是宪兵第三营营长刘建龙。刘时平同他们三个都是绥远同乡;同鄂友三、杜长城还是从小一块长大，中学的同学。他们过从甚密，每逢相聚，开怀畅饮，无所不谈，俨然成了“一伙”。

十月二十三日一早，华北“剿总”总部门前，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行人远避。十点刚过，一些军事要员鱼贯而出。他们有的行色匆匆，好像急于登车赶路;有的喜形于色，似乎有什么好事在等待他们。这其中，就有鄂友三和杜长城。

鄂友三的骑兵第十二旅，在西城的养蜂夹道附近有个驻平办事处，名义上是办事处，实际上是鄂友三搞政治投机的交易所，吃喝嫖赌的安乐窝。刘时平也经常参加他们在这里的聚会。今日得知傅总部开过一个军事会议，刘时平便主动邀请鄂、杜、刘在此欢聚。鄂、杜、刘虽然都是绥远人，但同傅作义并不是一个派系，确切地说，他们同傅是有矛盾至少是有隔阂的。

鄂友三虽是傅系的骑兵旅长，但他出身于黄埔九期，带着蒋系的烙印;杜长城所隶属的国防部保密局和刘建龙所隶属的宪兵部队，其本身就是嫡系中的嫡系，这是一层。再一层，大约从一九二六年阎锡山的势力进入绥远并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以来，直至一九四八年的二十余年间，统治绥远的都是山西人。绥远人对“晋人治绥”素有反感，而傅作义统治的时间最长，自然对傅的反感也最深。这一切，刘时平都是了如指掌的，因而酒席宴上，他一面殷勤劝饮，一面陈词激将:

“老傅升任一年了，继庄瞳之后连吃败仗;满城进剿，弄得你十二旅好惨。唉，咱察绥人真他妈窝囊!”“谁说不是呢!”鄂友三醉眼惺忪，和了一句，接着说:

“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就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为兄的要大显身手了，让他们看看咱们察绥人的厉害。老弟，等着瞧吧!”

刘时平不禁吃了一惊。但立时便镇静下来，杯来盏往，佯作欢狂，把敌人此一军事阴谋，问了个一清二楚。

是时，已是次日凌晨。刘时平心想，必须赶快向上级报告这一重要情况，便趁鄂友三昏睡未醒之机，告别杜、刘，从容离去。

十月二十四日的北平，细雨绵绵，冷风阵阵。同敌人周旋了一夜的刘时平同志，显然很疲乏了。他本打算径直找李炳泉同志汇报，但一走上街头，被冷风一吹，顿时清醒了许多。于是转而想到杜长城曾说，他的爆破大队已在西直门车站装好了车，待命出发，便决定亲自去看看，以防万一有诈。刘时平同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加上心急如火，很快就跑到了西直门车站口。他利用采访主任的特殊身份，顺利通过盘查，进入站内。只见站台上军人们往来匆匆;满载军事物资和车辆、马匹的列车，已进行了伪装，整个站区人喧马叫，完全是一幅军旅待命出征的景象。刘时平巧妙地弄清了部队番号、列车的发向和开动时间，而后怀着一种胜利的满足，立即折身回返，向李炳泉同志住处急奔而去。

当日上午八时许，学委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知的情况，拟成电稿转给崔月犁。崔月犁同志和地下电台的同志们，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十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的军事情报，就变成无形的电波，传向城工部，传向华北军区，传向中央军委……

“据北平确息”的谜解开了。对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们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