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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特立独行不强求被旁人理解，却难掩骨子里的血勇，性情沉默冷峻，却不乏内心的柔软。从这个角色身上不难看出导演管虎的影子，一位雄赳赳硬汉导演，通过各种冷静中又带有敬畏的作品，将自己对时代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用充满蓬勃生命力的镜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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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李立军

由管虎导演，葛瑞、管虎、吴兵编剧，彭于晏、佟丽娅领衔主演的电影《狗阵》已于6月15日在全国公映。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2008年的西北小镇，刚假释出狱的二郎（彭于晏饰）重归故土，面对旁人的偏见和防备，不知该如何开启新生活。他迫于生计加入打狗队（大量家庭迁移出小镇，导致很多被弃养的宠物狗变成流浪犬），不合群的二郎拯救了一只性情暴烈的流浪黑狗，他也在和黑狗的相处中由同命相怜逐渐发展到互相救赎。当人性与潜藏的动物性，伴着凛冽西风和雄奇日食，在西北的旷野中神性般交融，最后在荒原上穿破狗阵从容而出时，一直倔强的二郎突然露出微笑，骑着摩托带着小黑狗坦然向前，不再回头。如同片尾的致辞：“献给重新上路的人们”。

▲《狗阵》“互相救赎”版海报。

《狗阵》曾获得今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大奖，被誉为“拥有令人惊叹的诗意，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导演力。”这也是对这部充满作者色彩影片做出的精准肯定。二郎特立独行不强求被旁人理解，却难掩骨子里的血勇，性情沉默冷峻，却不乏内心的柔软。从二郎这个角色身上不难看出导演管虎的影子，一位雄赳赳硬汉导演，通过各种冷静中又带有敬畏的作品，将自己对时代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用充满蓬勃生命力的镜头展现。管虎曾多次说过，“容许一部分不同的人存在”，接受新京报的专访时，管虎再次表示，这部影片实际上是讲述关于大时代动荡中人的命运的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有的人上车了，有的人没赶上，而大城市之外的这群人的生活，也值得被记录，“不把摄影机摆过去，我觉得是特大的一个缺憾”。在管虎看来，关注另外一种人群，另外一种人生，也算是功德一件。其实这也是他作品里一直试图表达的精神内核。

▲管虎在《狗阵》拍摄现场。

片中“挺起了胸膛向前走，别回头，前面有天空、树木和沙洲”的诗句唤醒了管虎的遥远回忆，他聊到电影和现实中的微妙父子关系时，语调逐渐柔软。而谈起对冷峻现实的关注和“再上路”式寓言的创作初衷时，管虎话语间的张力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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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缺少沟通是一种遗憾

管虎的父亲管宗祥2023年11月去世时，《狗阵》正在做后期。这部电影上映后，结尾写着“谨以此片纪念我的父亲”。电影中，二郎和父亲都不善言辞，有一种沉默的对抗。管虎说，几千年来中国式父子关系都差不多，包括他自己，基本上男孩在叛逆期开始对抗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父亲，这种关系可能会延续一辈子，最后大家都想沟通都想交流，但是中国男人不善于说出来，基本上都藏在心里，这是很遗憾一件事。

新京报：电影片尾写着“谨以此片纪念我的父亲”，为什么想到以这样一部片子献给自己的父亲？

管虎：我父亲走的时候已经100岁了，拍《老炮儿》的时候他95岁，因为得快速从一个点位到另一个点位，需要有人背他，别人不敢，只能我背他。父子之间多少年没有肢体接触过，一接触突然发觉怎么那么轻，他年轻的时候可壮了，这是一种生命在流逝的感觉，我当下心就软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到最后也没有表露出来，所以有一种遗憾。

▲管宗祥、管虎父子在《老炮儿》拍摄现场。

新京报：你的电影里用较重的戏份呈现父子关系的，好像就是《老炮儿》和《狗阵》。一个是父亲的视角，一个是儿子的视角。为什么这两部电影会聚焦父子关系？

管虎：《老炮儿》这部戏能成立，父子关系是躲不过去的，它就是以父子为主线。《狗阵》中我要截取二郎这么一个30多岁刚出狱的男人的生活，父子关系也是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横加干涉，把这事儿拿掉，我要忠实记录，包括以我的经验履历、跟朋友聊天，想象原来他们是这样一种呈现方式，我就忠实记录下来。

新京报：你自己跟父亲之间的一些相处细节，有没有放到影片中来？

管虎：电影中二郎有句台词：“挺起了胸膛向前走，天空树木和沙洲……”这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教学生朗诵的诗，当时印象特别深，后来就忘了，到了弄剧本的阶段，又想到了这句诗，找出来发现是俄罗斯当时挺有名的一个诗人涅克拉索夫写的，我一看就跟这个故事的主题很贴合，这是我父亲给我特别重要的一个印记。

▲二郎和病中的父亲隔墙而坐。

新京报：你现在也是一位父亲，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更能理解父亲这个角色？

管虎：理解，真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我儿子跟我差不多，也是不太爱交流，强迫说话都很难，所思所想我也不太了解，要通过别人去了解，这过程也挺痛苦的，我就想我当年好像也这样。我会经常回忆这事儿，我就老给他讲，咱别弄成中国式父子，最后是能做好朋友这种，尝试另一种方式的交流。

新京报：听说你还给孩子辅导作业。

管虎：那是在他小的时候，现在辅导不了了，他辅导我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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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原则：对生活不横加干涉

《狗阵》整部戏在剧情和人物上都是做减法，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很克制，镜头基本也是中全景，甚至大远景，只有结尾才给二郎一个特写镜头。拍《狗阵》，管虎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截取一段生活，导演和摄影机不要横加干预，不要用过多的手段让它戏剧化，要尊重真实的生活片段。就像片中二郎和葡萄（佟丽娅饰）之间，灵魂相近但很难为对方停下脚步，在管虎看来，很多人生就是交错的，擦肩而过的，缘分使然。管虎是这样看待感情戏，二郎在监狱里生活了十年，出来之后很难看到未来，爱情是他无法承载的，所以他决定放弃。“如果你以一种悲悯的态度看的话，这就是一种很遗憾的人生，实际上是缺失了动物性造成的”。

▲片中二郎和葡萄的感情戏很隐忍，又很现实。

新京报：二郎每次去看父亲，都是骑着摩托车处在一个很高的亭子上遥看，突然有一天他真的去见了父亲，这个触及点是什么？

管虎：我们当时聊过这件事儿，就是说有几种可能性，有一种是他永远在亭子那里不下来，它跟个人创作有关，但不是我喜好的，我咬牙跺脚也得让父子见一次。另外从疏解角度，父子俩在病房，最后有一个快疏解没疏解出来的过程，那么有时候就需要接触。至于父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抗成这样，都不告诉观众。就像那黑狗，跟你好好的突然又咬你一口，这种时候很难说它的动物性在哪。我写的是一个动物性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动物性，只不过不同而已，你像猫、你像狗、你像狐狸……而二郎（心里潜藏）的狼性被尘封了很久，失语不愿意跟人交流，通过狗把动物性激起来以后，他做什么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与你之前导演的作品相比，这部电影的情感表达很克制。

管虎：人有多面性，我有张扬血性的一面，也有非常柔软脆弱的东西，我没有有意地去克制，只是展现身体里的某一面，尽量真实的不加干涉，给到观众这个角色的一个人生体验。就像字儿带着笔走一样，不是说我有意写的，它就那么着了。所以你要是解释的话，我觉得是身体里流出来的，我一部分真实的东西是这样的。可能我的外貌比较容易让人误会，觉得我脾气急之类的，其实我从来就没发过火，也不跟人急什么的。

新京报：包括影片用的景别，基本都是一些中全景，甚至大远景，其实也是在表达这种克制吗？

管虎：其实我做这件事之前，真的没想到“克制”。我知道在大自然的浩渺之下，人的微不足道，想要对它进行表达，给到观众这种感受，是需要环境给予的，它是电影语言上的一环。为什么最后给二郎一个大特写？是想表达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命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结尾要给到他这个句号，这是有语言在里面的。我也跟摄影师商量过，都觉得这个风格是得体的，而且确实符合我们“不横加干涉”的原则。

新京报：影片结尾有没有想过让重新出发的二郎骑着摩托带着小小黑一跃而过？

管虎：其实我也拍了，跃过去（的感觉）怎么都感觉不舒服。我们没想特别多，就是有关勇气的事儿你得试试，但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儿，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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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动物戏：把狗当生命对待，别当宠物

从《斗牛》（2009年）开始，管虎执导的很多电影中都会有一些动物出现，而《狗阵》里的动物种类和数量是最多的，除了有近400只狗外，还有老虎、孔雀、猴子、蛇、狼等。如此数量庞大的动物演员“团队”，对于拍摄是个巨大挑战。管虎导演请来了曾在电影《忠犬八公》中做动物训练的团队，提前为每场戏排练。“如果我们培养好了足够的信任，把它们当独立个体对待，别当宠物，它们一定会带来惊喜，超过你想要的”，管虎特意强调，片中所有的动物全是实拍，就是靠耐心。

新京报：听说你家养了好多狗。

管虎：有5只狗，好几只是大狗，我最喜欢的德牧现在都8岁了。

▲管虎与片中的“主演”在一起。

新京报：所以你肯定非常了解狗。

管虎：每个人都有特别痛苦或者烦躁的时候，不愿意跟人交流，就是愿意自己关屋里呆着，这时候狗趴在那，眼睛水汪汪的，含情脉脉地盯着你三小时，就守护着你。你就觉得冥冥之中两个生灵之间一定有某种东西是可以互相有交流、互相理解的。所以我就觉得，肯定得写人与狗交流的这么一个故事，人与狗之间，虽然不能用语言交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新京报：导演好像特别喜欢拍动物，之前黄渤在《斗牛》有大量和牛的对手戏，还有《八佰》中的白马，《老炮儿》中的鸵鸟，这次彭于晏和狗有不少对手戏，并且狗的数量不少，为什么这么钟情于拍摄动物？

管虎：其实都是现在回过头的总结，感觉我喜欢拍动物，其实都是创作当下的“真实发生”，甚至是巧合。比如拍《老炮儿》的时候，拍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一只鸵鸟在马路上狂奔”的新闻，就在电影里用上。《八佰》中的马，是因为我觉得需要一个希望和勇气的图腾，能带来诗意化的象征，不是特别要拍动物。《狗阵》确实是写动物性的，但实际上是把二郎心底尘封的动物性给唤出来的过程。

▲从上至下剧照分别为《斗牛》《老炮儿》《八佰》中出现的奶牛、鸵鸟和白马。

新京报：片中的狗数量大，戏份比较重，这些狗是如何训练的？

管虎：这需要经验。之前我到冯小刚导演出演的《忠犬八公》剧组探班，就碰上训狗团队了，这个行业是新兴起的，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这二三十人的团队，根据故事，专门提前训练，每场戏都要准确地排练。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完成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提前要想得特别仔细。

我们在当地收了100多只，再运了200只左右，差不多有三四百只狗，全都在一个有空调的场地养着。片中主要演员狗是从18条征召来的狗里边选择到的配合度最高的，它完成大部分戏。

▲片尾壮观的“狗阵”一场戏，管虎和剧组拍了4天。

新京报：片尾有一个镜头，很多狗站在山坡上，特别壮观，导演是怎么让这么多狗老老实实站在那里？

管虎：那场戏差不多有400只狗。有训练师帮忙，分层拍摄的。先拿20只狗放准位置，保持它们的稳定性，10秒钟就够了，但有时候狗噌的一下就跑了。拍完20只，再换一批在不同位置，我记得那场戏拍了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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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表演：彭于晏台词少，但表演难度大

在《狗阵》中，导演管虎做了很多留白，隐隐约约的不想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特别明确。片中，二郎母亲的遗像后面，其实有个二郎神。而二郎神杨戬带的狗，就是细狗。这就与片中二郎和那条黑狗形成了一个互文关系，是个小隐喻。二郎身上隐藏着一种狼性，等待着破阵而出。二郎和黑狗在各自的群体中都算边缘，二郎出狱后处于失语状态，与外界格格不入，而黑狗也因疑似带有“狂犬病毒”被驱赶，他们都是孤独的另类，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帮扶，互相救赎。彭于晏饰演的二郎，片中台词极少，但表演难度很大。

新京报：彭于晏在片中台词很少，这种没有台词的表演会比有台词的表演更难吗？

管虎：会很难，对演员来说等于增加了一个叙事要求，剧作带来的故事推进力是一方面，表演还有一个故事推进力，他得推进故事，最重要他要用形体去表达爱恨情仇。确实我也得帮他，这难度特别大。还有跟狗之间的对手戏，对他的心理要求可能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要求这么高。

新京报：原剧本中二郎这个角色台词就是这么少吗？

管虎：原剧本二郎是哑巴，一句都不说。后来临拍之前觉得，一句都不说太有设计感了，还是觉得让他失语吧，他是不想说，而不是不能说。

▲二郎在影片结尾露出难得微笑。

新京报：片中二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表情，只有少数的几次笑，有什么寓意？

管虎：彭于晏身体比较挺拔，身材好，小镇里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一定要融入当地的气氛，同时身体里一定要有不同（气质），这个与众不同就是彭于晏带来的，我说分寸拿捏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身形，第二就是笑容。因为出狱后，他跟谁都交流不了，但跟狗可以笑，弹琴的时候笑，结尾的笑也是有他自己的设计在里面。我们这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不演戏”，就是要真实，所以他那些笑基本上是设计经过内化之后的自然流露。

新京报：贾樟柯在片中饰演队长耀叔，演得特别松弛自然，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好找他演了吗？

管虎：没有，是到了当地以后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哪个演员能演。最后我直接给他发一微信，他说行，挺帮助我的。他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能够融入环境，跟表演没关系，他是人到那里待着，劲儿就足够。

新京报：你给贾导发微信的时候，也给别人发了吗？

管虎：没有，就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人选。贾导回得特别感人，就是愿意帮忙，他剧本也不问，故事也不问，还特地留了胡子来配合角色。

▲贾樟柯在片中饰演耀叔，为了贴近角色还特意留了胡子。

新京报：片中贾导说的是老家山西汾阳的方言吗？

管虎：对，他说的老家话，因为我跟所有人说，片中石油小镇上的人事实上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你看（客串出演）的张建亚导演说的是上海话，这没问题。

新京报：二郎和姐姐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梁静老师的吧？

管虎：你听出来了，是梁静，梁老师演出还是不错。姐姐的设定是去了大城市，比如说兰州或者上海这些地方，混得也不太好，看家里拆迁了才打电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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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初衷：关注另外一种人群，另外一种人生

电影中，二郎入狱之前玩过摇滚乐，玩过摩托车，他身体里头有不知足的东西，他想要改变人生，但他出狱后重新回到社会，又要面临着生存困境，父亲的样子可能就是他自己未来的样子，一眼看到头的生活，面对社会茫然不知所措，管虎觉得，这种状态是挺让人悲悯的。这次，他将摄影机摆在了大城市之外的小镇，去关注另外一种人物，另外一种人生。

新京报：这次导演把视角对准了小镇上的小人物，创作初衷是怎么来的？

管虎：除了刚才说的跟狗的关系之外，西北的整个场景环境让我很迷恋。2008年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全世界都在瞩目的时候，那会儿我正高高兴兴地和朋友们看着奥运开幕式，突然接到山东老家的电话，有位亲人去世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在大城市以外，那些人的生活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的摄影机有责任摆到那边，别老是拍北京上海了，关注一下那些人，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也算是责任，也算是摄影机的另一个角度应该给到的，我就一点点延伸出来，觉得还是要做这么一个故事。倒不是关注小人物，是关注另外一种人群，另外一种人生。

▲在管虎看来，虽然小镇逐渐走向衰落，但这里的生活还留有温度，它是有记录价值的。

新京报：为何将电影的取景地放在西北地区？

管虎：多年前我们就走上西北大地勘景，发现一些曾经繁荣却慢慢被“遗弃”的小镇。它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特别繁荣，是以卡车运输为代表的公路运输时期的中转枢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火车运输网逐渐成熟，它就失去交通枢纽这个功能，所有人开始迁徙，小镇逐渐走向衰落。但即使在这个环境下，小镇所有的设施还是非常齐全，宾馆、饭店、银行、医院都有，就是没人，建筑却还有温度，见证着历史。这样的场景，它是有记录价值的，电影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我就想在这拍个电影。如果不把摄影机摆过去，我觉得是特大一个缺憾。

值班编辑 古丽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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