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纵横》杂志，作者：项苏云，原题：《我的父亲项英》。

核心提示：叶挺的两个儿子都是我们“4821”的，二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老大叶正大，我们到现在关系非常好，他经常拍着我肩膀跟我说：苏云，父辈的问题别人愿意去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相信我父亲和叶挺如果活着的话，也会拍肩膀，叶挺好几次讲话都表扬我父亲，说新四军由于项英的领导……从来没有说项英怎么排挤他。

1941年年初，抗日前方，战事正急。而国共两党突如其来的一场纷争，却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嗟叹不已。这就是皖南事变。十天之内，国共双方兄弟阋墙，新四军9000余人的部队一战殆尽，军长叶挺被俘。至今留下的是周恩来“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慨叹。而从此之后，人们关于皖南事变的回顾和反思里，再也少不了他的名字，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尽管在皖南事变中，他死于国事，是死难者中新四军方面最高级别的将领。但关于他，关于皖南事变，留给今人的仍是种种疑云。

一

项苏云，项英的女儿，和其他很多革命子女的后代一样，母亲十月怀胎时，就已经与项英分别。而她的幼年记忆中，从不知父母是谁，她在陶行知开办的上海劳工幼儿园里长大，抗战爆发后，她被一位老师辗转带到延安，作为干部子女，进入“保小”学习生活。

项苏云（以下简称项）：我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念书，那个时候延安的生活都是集体的，吃住都在一起，单位、学校都是这样，大家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我们那时候吃饭分小组，每天吃饭的时候一个组给一脸盆菜，每个人分两个馒头，大家都蹲在脸盆旁边盛菜，挺好的。

在延安“保小”，项苏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大人们的谈话中，她逐渐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就是新四军的重要将领、大名鼎鼎的项英。但也仅此而已，父亲在当时幼小的项苏云心里，也只是个陌生的名字。直到1938年9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父亲来了。

项：忽然有一天，我们正蹲在地下吃晚饭，郭老师就走到我跟前说：苏云，你爸爸来了。我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苏云你过来，你不是要找你爸爸？我说对啊。他把我领到朱老总旁边坐着的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前说：老乡，这是你的女儿。

多年之后，项苏云回忆起第一次与父亲相会时的情景。她说当时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也许是因为还不习惯，她一时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这个风风火火的军人和爸爸联系在一起。直到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项：我父亲很高兴，就把我抱在他腿上。我看着他，很好奇，我没见过。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现在念书了吗？……”他问什么我答什么，老看着他。

当时的项苏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陌生人、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中共党内资历显赫的大人物。他1922年入党，领导过“二七”大罢工，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第四次反“围剿”之后还曾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受命以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且在抗战开始后，带出了一支威名赫赫的队伍——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担任副军长。而这次和女儿的相聚，也是他作为新四军副军长第一次来到延安。

项：头几天里，由于白天他办他的事，我上我的学，我们交谈得很少。他对我特别耐心，特别慈爱，穿衣服、脱鞋、穿袜子、洗脚，什么都替我干。有一天，我去躲飞机轰炸回来，郭老师对我讲：今天你爸爸来看你，他有任务走了。我也就是7岁，后来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郭老师就告诉我说，西安有人来给我送来了一筒金鸡牌的饼干、一双毛线手套、一封信，是你爸爸托人给你带来的。

从最初的相认，到父亲的不辞而别，项苏云回忆说，这其间她和父亲只有12天的相处，然而就是这12天的相处，却成为他们父女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记忆。

项：皖南事变后，我在“保小”的安塞那里听到消息，人家告诉我说我们牺牲了好多人，你爸爸下落不明，叶挺被捕。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不是很难过，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好多孩子家长都在前线打仗，说牺牲就牺牲了。

二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省泾县云岭地区出发，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部包围和袭击。战况迁延至1月12日晚，叶挺等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叶挺赴敌处协商时被扣押。新四军全军约9000人，除2000人突围成功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而项英，却连他的生死都是扑朔迷离。

项：我父亲第一次突围出来后，听说叶挺没突围出来，他想回去救叶挺。得知叶挺已经被国民党拘留了，他又突围出去，带了一些警卫员，和周子昆一起躲到安徽云岭的蜜蜂洞，在那待了一个多月。一边了解军情，一边跟当地的地下党联系。我父亲说再重新建立起根据地打游击，天天派警卫员下去了解地下党的情况，一些警卫员下去了，在他跟前还留有警卫员，一个姓黄的，是周子昆的警卫员，另外一个叫刘厚总。

关于刘厚总，有人说他是项英的副官，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警卫员。但有后人考证，刘厚总1926年便参加革命，以勇武著称，也以彪悍和不服管教闻名。项英曾对别人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可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做下一桩惊人之事。

项：这个人是军部原来的一个马夫，当时跟他们一起突围出来。他个子很高大，据说上山的时候刘厚总扶着我父亲。当时他们就反映他情绪有些波动。

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部队所辖9000余人。而自1941年1月12日的那场7昼夜的大战之后，战况惨烈，主力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之外，大部损失殆尽。副军长项英仅率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十数人躲入皖南石井坑一处山洞中。

项：我父亲和周子昆带了一点金子，说带点军费要重新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就作为费用。他们有时在外头晒太阳、捉虱子，叫刘厚总看见了，刘厚总就起了图财害命的歹意。有一天他趁着只剩下周子昆、项英、姓黄的警卫员和他四个人的时候，他就开枪先打死我父亲和周子昆，再打伤姓黄的警卫员，把金子抢走了。下山的路上，碰到有警卫员上来，就问他：怎么山上有枪响？你干嘛去？他说：首长派我有任务，大概首长在上头打狼吧。警卫员一回来，看见三个人都倒在血泊里，姓黄的警卫员没有死。刘奎和几位警卫员把周子昆和我父亲的遗体掩埋，抬着姓黄的警卫员离开。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四军的高级将领都成为国民政府悬赏通缉的对象，一时间，皖南山区传遍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新四军军长叶挺奖十万元，活捉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各奖五万元。项苏云认为，刘厚总希望以项英的首级铺他发财之路。

项：听说后来刘厚总还带了国民党的队伍来找我父亲的尸体，但没找到，因为他跟国民党去报功，说他杀了项英，人家要看到尸体。他没找着。我父亲的遗体能移到南京烈士陵园，就是因为刘奎。他以后在安徽做警备师师长，听说现在也去世了。他带着我弟弟，受刘伯承元帅的委托，把周子昆和我父亲的尸体搬到南京去，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