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224位真人故事

我，1987年出生的哈尔滨姑娘。

当年申请美国哥大硕士时，我在文书里写到：“我要走世界！”没想到，我的理想主义不归路，一走走了十几年。

我辞去纽约华语电视台新闻主播的职位，深入神秘的坦桑尼亚，采访在那里的中国人，将他们的故事制作成了七集纪录片。

接着又去了向往已久的以色列，用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在当地的中国建筑工人，在哈尔滨出生的犹太人等。后又带着一群中国学生，重回以色列，拍摄并制作成了关于以色列的纪录片。

这一路很精彩，但并不平坦。理想和现实不断冲撞，尽管我跌得头破血流，但我依然留恋这世上的每一道风景，还有这风景中的每一个人。

(独立采访拍摄)

小时候有人问我，你想去哪儿旅游啊？我直接脱口而出：“埃及。”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里知道埃及这个地方的。但冥冥之中，当年的这个小小细节，预示了我长大后的走向。

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家庭，一路从公立小学到公立中学，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在国内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但高考前半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美国普渡大学盖莱默分校，到我们学校招生，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直接去美国上大学，而且还提供奖学金。

我当时的成绩，在国内够上人大、复旦，心想也可以试试去美国上大学吧。至于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现在也不记得了。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着出国，爸妈却强烈反对。因为那个分校是一个社区大学，在他们的观念中，能在国内上复旦，为什么要去上一个社区大学？

（在波士顿学院毕业时穿旗袍庆祝）

但我铁了心要出去，还打听到去了以后可以转学，我信誓旦旦地说：“我去读一年就转学。”

爸妈开始以为我在开玩笑，看我已经下定决心，便不再说什么，虽然觉得非常可惜，但还是表示支持。

接着爸妈到处托人打听，最后听说会计工作稳定，收入高，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我听从他们的建议，选择了会计专业。

就这样，在家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我坚持己见，到了普渡大学。

到了美国之后，我像在国内一样拼命学习，一年下来，所有学科都拿到了A。

课余，我到副校长办公室兼职做助理，参加学校合唱团，在学生会当议员。那一年，真的是自信心爆棚的一年，想干啥都能干成。

虽然在普渡过得顺风顺水，但因为大学在小镇上，去哪里都不方便。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还是渴望能去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加上爸妈对社区大学不太满意，出国前我曾信誓旦旦地说，上一年就转学。

（在哥大和同学的合影）

于是我考托福，考SAT，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全A的成绩转到了波士顿学院商学院。到波士顿后，天天被教授和同学们的“选择你的挚爱，才能过上更好生活”给洗脑。

我开始考虑，会计是否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尤其在接触到了一些传播课程之后，发现会计我可能做不来，传播专业才是我的挚爱。

于是我申请转到大众传播专业，当时周围的人都觉得我一定是傻掉了，因为波士顿学院商学院在全美排名前十，但大众传播专业却没什么名气。大家都是想尽办法往商学院里转，要不是傻掉了，谁会转出去呢？

我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转到了我挚爱的大众传播专业，第一年就被虐得体无完肤，自信心严重受损。

之前在普渡的时候，干啥都能成，到了波士顿之后，就是干啥都干不成。

（在哥大和同学的合影）

去学生会需要竞选，还没钱；参加了七八个小型合唱团的试唱，都不成功；申请了七八个志愿者旅行，最后一个都没通过。

接连失败深深打击到我，年底给爸妈打电话时，忍不住哇哇大哭，感觉自己到了这个学校，啥也不是了。

爸妈耐心地安慰我说：“既然学校录取了你，肯定证明你是能在这个学校有一番作为的，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要你的。”

我想想，觉得爸妈说得有道理，心里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咬紧牙关，继续努力。又过了大半年，我逐渐适应了。

我铆足了劲学习，课余还去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打了三份工，还在校园里开设了一档中文节目，采访身边的中国小伙伴。

后来又通过面试，成为波士顿学院的小型室内乐团的钢琴手之一，每学期都和弦乐器手合作演出。也终于通过选拔，两次参与志愿者旅行，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去密西西比，修复被飓风摧毁的房屋，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照顾残障孤儿。

就像爸妈说的那样，既然学校录取了我，就说明我能够在这里有一番作为的。

（在哥大和同学的合影）

老师们看到我学习劲头足，也很鼓励我，支持我。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太合适的实习机会，我又开始着手申请研究生。

当时最想去的是哥大，波士顿学院的教授们都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把自己换专业的事，也写进了申请文书，还写了自己对旅游的热爱。

我说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工作，就是能把旅游和视频结合，因为我觉得视频是很有创造力的。

因此我想学习广播电视新闻，然后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能到处跑，是我未来能想到的最完美工作。最后，如愿以偿，我拿到了哥大的录取通知书。

本以为从此就踏上了成为国际新闻记者的征途，没想到刚到哥大，新问题就摆在了我面前。

当时有同学是有工作经验的，有的甚至到过叙利亚前线报道过，到哥大是为了进修。

跟他们一比，我就像个小傻瓜，工作经验没有不说，英语也不是母语，当时连一些教会的派别也分不清楚。在课堂上发表观点时，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连这也不知道。

（在哥大和同学的合影）

巨大的差距面前，让我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为了缩小差距，我只能没日没夜追赶。

还有文化的差异，也让我吃了不少闷亏。

记得有一次，我的选题被同学抢了，但我不好意思在课堂上跟她对质。教授知道之后，却说那是我的问题，说人家抢了你的选题，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跟别人对质？是你自己弄丢了这个机会。

当时我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中国人讲究不撕破脸，有什么事私下商量解决。到这里来，不敢争取就会失去机会。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搭档，需要完成一条新闻的拍摄报道。她出镜，我拍摄剪辑，晚上要播出来。那天我们俩六点不到就起来，一路地铁转的士，跑了很远去另一个区采访报道。

等回到学校已经到下午三点，又要忙着剪辑。一整天就吃了点在地铁站买的花生米，感觉都要饿昏了。

（在哥大和同学的合影）

结果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教授对我说：“你今天来了吗？我怎么一天都没看到你？”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啥事都别闷头苦干。

后来我就逼着自己，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主动地去争取机会。

经过一年夜以继日的追赶，到毕业的时候，教我们晚间新闻的，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教授，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她教过的最特别的学生。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年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

本以为从哥大硕士毕业后，找份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没有绿卡，找工作处处碰壁，投了一百多份简历，都没有回音。最后在教授的推荐下，到了纽约某电视台扛机器。

每次出去采访，一边肩膀扛着硕大的摄影机，另外一只手要提着同样笨重的三脚架，每走一步，摄影机就会撞击一下我的胯骨。

就这样，穿过几个街区，我两边的胯骨都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常常是新伤摞着旧伤。

（在桑吉巴尔岛）

但是，毕业之后只有一年工作权限，眼看一年期限将到，单位又不给办工作签证，我只得又开始找新的工作。

后来，华语电视可以给我办工作签证，于是我去了华语电视。一段时间后，所有的工作都驾轻就熟了。

那时我才发现，我是全公司唯一一个，毕业于名校新闻专业的员工，而我的工资却是全公司最低的。

我爸妈按照国内的思考方式跟我说：“别管工资多少，先去干，干好了就会涨工资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面试时老板跟你说的只是最低工资，你得在那个基础上去谈，把自己心理预期的工资，在开始就跟老板谈妥。

工资低倒不是我最苦恼的，最让我郁闷的是，没有一个导师可以带着我把内容做好。我一心求质量，老板却希望靠数量取胜，分歧越来越大。

那时我自己开创了一个访谈节目，采访过像贾樟柯导演、余秋雨老师等，从国内来到美国的名人。

（在非洲）

但是台里环境太差了，我不能把嘉宾请到台里，毕竟人家在国内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只能自己在外面找地方采访，回去再自己剪辑，老板也没有给配备摄影师，我只得找小伙伴们帮忙，回头再请他们吃饭。

老板却觉得这都是我自找的，他说直接把嘉宾请回台里，做直播不就可以了吗？

他口头支持我们新人开创节目，却又连基本的支持都给不到位。在工作两年后，我渐渐萌生了退意。

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哥大的同学到学校做分享会，他在非洲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在和我聊过之后，极力邀请我去非洲。

他说到了非洲，我可以采访中国人，还说在非洲，我就是独一无二，最与众不同的记者。而且，在非洲，中国人的地位比在纽约高很多。

他的话句句戳中我的痛点。在他的介绍下，我去了坦桑尼亚一家私人老板自创的报纸。

（在非洲）

到了非洲之后，工资竟然比在纽约还高，还包吃包住，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有不少中国人被抢劫过，其中有个还是我认识的，在那边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太太不幸遇害了。

即便如此，很多人在被抢劫，甚至受伤，失去亲人后，还是选择留在非洲。当时我搞不懂为什么？非洲这么不安全，这些人怎么也不回国呢？

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在非洲已经呆了很多年，他们已经把非洲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再加上只要肯吃苦，还是可以赚到钱的，而中国人是最不怕吃苦的。

工作一年多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我准备回国。在回国之前，我续签了三个月。那些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利用这三个月去拍点东西，也给自己的非洲之旅留下一点纪念。

（在非洲）

刚开始，我请了一个当地司机帮我开车，抬抬三脚架什么的，毕竟一个人出去也不安全。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现油箱的油少了大半箱，后来又换了一个司机，实在担心一个人会被抢劫。

小伙伴休息的时候，也会去帮忙。因为没有专职的摄影师，纪录片跟新闻片也不一样，我没有拍纪录片的经验，三个月下来，我拍了4000多G的素材，把我自己都给整懵了。

回国之后，我找了几位老师，帮忙看我拍的素材，有人直接当面说：“你这个东西不赚钱，别做了！”

有人说：“别人是团队拍，肯定比你一个人拍得好，你这个做了没意义。”当时想，可能白拍了，有点沮丧。

后来遇到哈尔滨电视台的老师，和我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素材后，帮我整理出了五集稿子。又找人帮忙剪辑，做成了一个五集的纪录片，在台里播放。

（2017年带中学生走进肯尼亚马赛部落）

回国后差不多耗了整整一年，我才做成了这个纪录片。结果印证了最开始老师们说的，这个不赚钱。

后来，我那个在非洲创业的同学，建议我去做游学项目。于是我带了17个国内的高中生，去非洲做调研，并做成了两集“走非洲”的续集。

非洲的事终于告一段落，爸妈希望我能踏踏实实地在国内找个工作，我甚至还去电视台英语频道应聘过。

但在那之前，我已经报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中东研究项目，主要想拿到学生签证。因为我想去采访那里在哈尔滨出生的犹太人，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家族经历。

到以色列后，我发现了更多值得关注的群体，像在以色列的中国建筑工人，后来在采访的过程中，又发现有几万名非洲难民，还有德鲁兹人也挺有意思。

（在以色列采访中国建筑工人）

我一个人在以色列上学，做调研，呆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明确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那就是特定环境中的少数群体。

前期调研工作做完后，我回到上海，跟国内的几个机构联合招募学生，参加我们的小剧组，用学生交的团费，作为我们剧组的拍摄经费。

最后，我们带着一群大学生到以色列拍摄，接连做了两期，效果非常不错，完成了十集中东纪录片。

可没想到，后来疫情爆发，各种封控，刚刚起步的游学项目被迫暂停。

于是我又跟上海一些教育机构合作，主要带国际学校的学生做视频、小短片、小纪录片、作品集。

我期待的是国门打开之后，能够继续做游学项目。因为跟学生在一起，我很开心，而且做的这些事，也被学生们认可，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带学生游学）

疫情之后，一时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因为做视频，拍纪录片相对比较小众。很多国内家长还是更在意，学生通过游学，能够拿到什么有用的证书。

相比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来说，英语提高多少分，拿个国际比赛的证书，甚至是拿个国外驾照，似乎更有用。

其实，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错，理想和现实总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像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走自己的理想主义大道，在同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升职加薪的年纪，我仍然独自一人行走。

曾经有个同学问我：“你做的这个游学项目，前期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调研，这么辛苦，赚了多少钱？时薪5美元，你觉得有意义吗？”我一时竟无言以对。

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很酷，和学生们一起到国外旅游，采访拍摄，见识不一样的风景，了解那些少数群体的生活状态，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23带学生去印尼）

但是当妈妈跟我说，有人问她：“你女儿有工作吗？”我还是觉得对爸妈有所亏欠。

这些年，他们也试图让我像其他人那样，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发现根本改变不了我，他们就默默支持、陪伴，让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我也希望能让他们安心，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常常事与愿违。我只希望，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他们少为我担心。

虽然一路走来，跌得头破血流，但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为，我是如此迷恋这一路的风景，和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

【口述：步步】

【撰文：未央】

【编辑：醉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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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本账号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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