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侍VS异人，超级英雄走向何方

文｜新声Pro，作者 | 霍四究

漫威出品的《死侍与金刚狼》跟国漫真人电影《异人之下》在7月26日同日上映。

前者集结漫威宇宙和X战警系列的高人气角色，是迪士尼在其超英系列下寄予厚望的巨制；后者虽然在宣发口径中强调漫改，但包括超能力、阵营战等在内的元素都遵循了超英电影的基本类型要求。在《异人之下》电影中，主创团队甚至借柳妍妍之口调侃了这种对垒，当听到其他人惊呼公司的人来了的时候，柳妍妍疑惑发问：「谁是公司的人，是漫威？还是DC？」

沉寂已久的超级英雄电影因为中外两部头部IP电影的同时上映在这个周末重回大众舆论中心。事实上，根据《好莱坞报道者》对过去一年超英电影的总结，除了漫威的《银河护卫队3》，其余无论出自哪家片厂的超英片都表现不佳——「『超英疲劳症』这个词已经从部分影迷所使用的术语演变为业界勉强接受的现实」。

但超英的确曾经是全球最卖座的商业电影类型，且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开发潜力，《超异能族》《黑袍纠察队》等反超英作品的走红，本质是对其类型叙事的解构，是新的社会气氛和文化语境下对超级英雄的再造。

《死侍与金刚狼》和《异人之下》延续了「反英雄」的叙事，前者是陷入中年危机的死侍，后者是胸无大志，只想活下去的张楚岚。此外，二者都叠加了大量的娱乐化内容：从2016年的《死侍1》开始，密集的搞笑梗就成为死侍系列的特色；《异人之下》则强化音乐、摄影、美术、视效方面的视听体验，主打观影时的爽感跟快感。

与此同时，改编自头部国漫，以传统文化为创作灵感的《异人之下》提供的启发在于，在全世界走向文化分野的今天，基本类型模式可以在不同国家、地域完成本土文化改造，考虑到超英电影往往超越电影本身的影响力，这不仅意味着本土市场对新类型的拓展，还意味着我们是否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流行文化场景。

反英雄的兴起

从票房上看，超英电影正在被观众抛弃。去年上映的《惊奇队长2》全球票房2.058亿美元，创下漫威影业最低票房纪录；竞争对手DC的《闪电侠》全球票房2.68亿美元，而该片制作成本接近3亿，随后的《蓝甲虫》全球票房1.286亿，成为DC最不赚钱电影。

事实上从2020年的《猛禽小队》开始，DC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已经达成了7连亏成就，直到今年年初的《海王2》才实现盈利，但其票房相比《海王1》也整整少了7亿美金。今年初的另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蜘蛛夫人》则口碑票房双双失利，全球票房仅为9700万美元。《好莱坞报道者》表示，「这是好莱坞历史上超英最低谷之一。简直是切尔诺贝利级的灾难」。

传统超英片票房惨淡，以反英雄为叙事核心的超英电影/剧集却大受欢迎。2019年首播的《黑袍纠察队》在IMDB上平均收视率高达8.9，超过了亚马逊Prime Video上所有其他电视剧。前不久刚刚收官的第四季首周末观看人次创系列新高，第8集IMDB评分更高达9.3。

从第一季开始，《黑袍纠察队》就不断解构着超级英雄这个概念。剧中所谓的「超级英雄」是被大公司人为制造、商业包装出来的产物，他们道貌岸然、作恶多端，造就了一群被他们深深伤害的普通人。就像网友评价的那样，《黑袍纠察队》是「对英雄叙事不遗余力地践踏和辱骂」。

但反英雄并非是《黑袍纠察队》的首创，这一叙事逐渐兴起乃至于成为收视密码，既是创作者对超英这一类型不断探索、革新的结果，也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变动发展互为因果关系。

2009年《守望者》上映，标志着反英雄首次成为超英电影的叙事核心。电影模糊了正邪之间的区别，故事主题也不再是惩恶扬善，超级英雄本身甚至成为了邪恶势力的代表。主创借反派阿德里安之口表示，「醒醒吧，我的新世界不需要这么多英雄主义。你们那一套多余了」。用布拉德福特·赖特的话说，《守望者》是超级英雄观念的讣告。

《守望者》对超级英雄的解构跟消解极大地挑战了观众以往的价值评判体系，其「反英雄」的叙事核心打破了超英电影的类型边界，对当时的观众而言过于超前：电影上映第二周票房下跌73％，最终全球票房仅有1.8亿美元。

虽然《守望者》票房不佳，但反英雄作为超英叙事的变奏，却在2016年的《死侍》中大放光彩。死侍「每一个改变叙事的重大抉择都源自潜意识中的个体欲望」，生存、容貌以及女友成为英雄旅程的重要转折点，「《死侍》刻意丢掉了传统超级英雄死死把守的有关正义、国家以及人类的宏大叙事格局与严肃主题」，反英雄再次主导了整个叙事。

如果说《守望者》的反英雄叙事在2009年太过超前，那么到了2016年，当观众对于传统超英片已经熟极而腻，《死侍》对超级英雄的颠覆跟解构就刚刚好，最终电影全球票房高达7.831亿美元，击败了《银河护卫队》《蚁人》《钢铁侠1-2》、所有《X战警》系列、《超凡蜘蛛侠1-2》《蝙蝠侠开战时刻》等超英电影。

从《死侍》到《黑袍纠察队》，反英雄之所以在今天成为超英电影的叙事主线，则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变动息息相关。当经济持续增长、乐观主义情绪弥漫时，超英电影被消费者广泛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大片以及英雄式传奇叙事正是这一上升经济局面的折射：自信、充满昂扬的张力」。

而在经济下行、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的当下，对战争和灾难的恐慌，对秩序崩塌的焦虑从未如此强烈，于是反英雄便成为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所特有的文化解药。学者赵轩指出，「超级英雄神话中出现的结构嬗变甚至自我结构，无疑是好莱坞应对观众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普遍存在着的失望、焦虑，甚至是愤懑不满情绪的最佳选择」。

超英的本土化创新

随着超英电影的故事程式、创作惯例逐渐成熟，其类型整体的创作活力开始下降，表现之一就是超英电影的同质化、套路化。《银河护卫队》系列导演詹姆斯·古恩在谈及「超英审美疲劳」时表示，导致这种疲劳的更主要原因不是超英电影数量太多，而是创作者的懒惰。

「人们有点变懒了，拍超英电影时总是觉得『我不在乎角色』，而且模式变得通用。许多超英电影都有相似的类型基调，而不是有非常不同的类型。我喜欢看不同种类的故事，而不是同一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

罗伯特·艾伦已经指出，「如果好莱坞电影这一概念从历史角度讲十分有用，那么我们就不应把它理解为一种静止僵化的实体，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套与历史同在的实践。」回顾超英片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超英电影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创作者对这一类型的创新跟改革从未停止。

1978年《超人》上映，开创超英电影这一类型先河。在超人身上，集合了人类的所有优点：捍卫正义、善良、永不妥协、勇往直前。《超人》偏重英雄史诗的叙事，强调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正值冷战，这一时期的超级英雄常常以世界拯救者的形象出现，比如《超人4》中就有超人处理核导弹危机的情节。

1989年，由蒂姆·波顿执导的《蝙蝠侠》上映，一个全新类型的超级英雄在荧幕上出现了。蝙蝠侠是因为幼年目睹至亲被杀才决定成为超级英雄，这一设定让他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相比超人，蝙蝠侠的个性也更为丰满、复杂、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和个性层次，且有普通人的弱点。二者的区别就像漫威系列原著作者斯坦·李指出的那样，

「超人不接地气，我从未对他感兴趣，因为我从来不为他感到担心。如果你不担心你的英雄所处的困境，就不会产生认同感。」

2002年的《蜘蛛侠》继承了《蝙蝠侠》的创作思路，在成为蜘蛛侠之前，彼得·帕克是经常被同学欺负，面对心仪的女孩畏畏缩缩的高中生，「蜘蛛侠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各式各样的敌人，还有现实生活的残酷。」2004年的《蜘蛛侠2》中进一步渲染了超级英雄的现实困境：被解雇、付不起房租、爱情危机。

可以看到，从1978年的超人到2002年的蜘蛛侠，超级英雄的人物塑造呈现出由神到人的转变，对超级英雄所面临的困境也有了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描绘。《超异能族》继承了超英电影的这一发展方向，并与韩国的政治文化相结合，在类型框架中进行本土化创新。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预言道，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小叙事」。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宏大叙事无法再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也让以宏大叙事为核心的超英电影出现了「叙事功能的合法性危机」。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地缘政治形势紧张的当下，相比超级英雄们的壮阔航程跟远大目标，观众更关心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文艺领域现实主义创作的回潮，以碎微化的社会景观描摹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成为票房保证。

作为Disney+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韩剧，《超异能族》在口碑跟收视率上的成功，就在于在超英叙事这一基本框架中填充了对韩国社会的现实关照。最大限度地活用类型片框架又兼具深切的韩国社会问题意识——这一向是韩国影视行业的拿手好戏。

在《超异能族》中，超英叙事为表，内里是韩国的社会隐痛：校园霸凌、南北问题、美韩关系。超能力在《超异能族》中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外挂，反而变成普通人的诅咒，在剧中拥有超能力的主角团要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要么被政治集团利用、追杀。这恰恰构成了对韩国社会的一个隐喻：身为异类的个体与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不同的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改编思路也体现在国产片《异人之下》中，原作对东方奇幻的独特设计在电影里继续延续，异人们的超能力来自具有东方风格的修炼，无论是天下会还是全性教，不同阵营的设计都带有浓郁的武侠特色。隐藏为快递公司的异人管理机构哪都通则展现了存在于当下中国生活的日常感和真实感，也是全片中最具趣味性和反差感的设定。

制造游乐园，制造流行文化

马丁·斯科塞斯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谈到他对漫威电影的理解：「漫威电影中有很多我眼中的电影具有的元素，但它们缺乏启发性，神秘感以及真实情感的危险。零风险。这些影片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需要被打造出来，它们被设计为有限主题之间的排列组合。」

这个「特定需要」，指向的就是大众的娱乐需求。在马丁·斯科塞斯看来，超英电影更像是「主题公园」，而不是「人类试图传达情感、心理体验的电影」。「主题公园」这一比喻揭示出超英电影的本质：娱乐性。

实际上，让死侍和金刚狼在同一部电影中出现，本身就是娱乐性的集大成者，这其中不仅包括这两位漫威人气角色的首次组合（特别是在后者已经于自己的主线电影中逝世），甚至也包含了两位主演瑞安·雷诺兹和休·杰克曼二十余年的友情带来的无数谈资。

此外，以「美队」克里斯·埃文斯，和前超人亨利·卡维尔为代表，好莱坞人气明星们的客串让整部电影变成了一场大型综艺，前者角色退场时被死侍吐槽「你知道他客串有多贵吗」，后者则直接扮演了平行宇宙中的超人金刚狼。

尽管经典超英类型元素在美国本土市场和全球都遇到危机，但漫威、DC之外，新的主题乐园可能在本土被建立，而经典超英提供了可复制的类型方法。

《异人之下》导演乌尔善在采访中表示，过去国内漫改电影「在形态上可能不是年轻人最喜欢的，里面的娱乐元素没有那么丰富，不像漫威电影跟DC电影娱乐性那么强」。他希望能通过《异人之下》进行电影类型的拓新。事实上，在接下《异人之下》之前，乌尔善就曾在公司内部策划现代版的封神学院，直到他看到了《一人之下》漫画。

喜剧被定义为《异人之下》基础风格，在前期对演员的培训中，乌尔善提到，「这个电影的表演方式不是封神那样的一种古典正剧的方式，而是一种喜剧表演的训练」，他要求男主张楚岚的扮演者胡先煦练习脱口秀，从而锻炼喜剧节奏感。在动作设计上，《异人之下》「把中国传统武术跟时尚的运动、舞蹈相结合，设计出有喜剧效果的武打场面」。

电影的音乐总监蒙柯卓兰透露，选曲时他们听了上千首歌曲，最终影片融合了中国传统民乐、西方古典音乐、80年代流行音乐、重金属音乐等多种音乐风格。乌尔善表示，他想打造一种全新的音乐结构，观影时「会像有个DJ来为你打碟，希望大家收获蹦迪般的爽感」。

而不仅电影本身注重娱乐性，甚至整个上映过程都是娱乐事件的一部分。《异人之下》电影首映礼在livehouse举办，不仅所有演员身着剧中装扮集体蹦迪，导演乌尔善也上台唱歌。

考虑到超级英雄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对此的尝试不仅意味着对某一电影类型的突破，也包括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流行文化场景，事实上，无论是造星能力，还是潮流制造能力，超级英雄电影在好莱坞一直都是流行文化的制造者和引领者。乌尔善此前也在采访中提到，希望通过《异人之下》让传统文化和潮流元素相融合。

问题的核心在于超英电影是否能够提供观众们所需的娱乐性。《死侍与金刚狼》《异人之下》仅在首日位列当日票房一二位，上映第二日，《抓娃娃》已经重回第一，至少现在看来，这一座游乐园尚不足以吸引更多玩家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