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我和龙哥有个约定，出狱那天去接他｜故事FM

周浩：我和龙哥有个约定，出狱那天去接他｜故事FM-风君娱乐新闻

爱哲按:

说起周浩导演，喜欢纪录片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周浩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十几部记录长片，其中的《棉花》和《大同》连续两届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纪录片《大同》时震惊，从来没有人这么近距离地跟拍过一个中国官员的日常，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

周浩的拍摄题材极广，从官员到边缘人群，都能够被他的镜头「捕获」。

入门拍纪录片

我是周浩，1968 年生人，一个纪录片导演。

真正激发我开始做片子的具体时间应该是 2001 年。当年南方周末在北京支持了一个独立影展，影展的名字叫「首届独立映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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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首届独立映像展全体评委合影(周浩/摄)

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评的纪录片就两部片子，一个是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还有一个片子叫《盒子》，是一个女导演英未未拍的。当年她在 BBS 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想拍同性恋，有没有愿意让我拍摄的人。然后大概是在沈阳有两个姑娘同意了她的拍摄。然后她就在她们两个很私人的一个小出租屋里，拍了这部片子叫《盒子》。

当时评奖的时候，因为南方周末是承办方，他们并不参与评奖。评奖应该是张亚璇、杜庆春他们在评片子。他们当时就把头奖给了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因为对我们做记者的人而言，去拍一些在铁路边流浪的人好像有点司空见惯，并不觉得那个题材有多么的新颖。

我们觉得同性恋的片子挺好，因为那个年代很少见到同性恋，特别女同性恋的片子，我们觉得大奖应该是给英未未的。

当然我们会尊重评委的意见了，最后当然还是给了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我是贵州人，贵州人有一个话叫冲报，就是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憨憨大大的那种。我当时是一个图片摄影师，去配合南方周末做报道的，我就说：这种片子我也能拍，你们给我三年时间我也拍得出来。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张献民说，我们期待你能够拍一部片子出来。

回来正好就十一假期，我那时候钱也不多，但南方周末的收入不差了，我就买了个 PD150 ，索尼最早的一款很经典的摄像机，用一种直觉开始了我的纪录片的创作。

拿着这个 PD150 ，周浩开始拍起了纪录片。 2001 年到 2002 年，他扎进了东莞一个叫做「厚街」的小镇，拍摄聚集在出租屋里的农民工的故事。《厚街》成为了周浩的导演处女作。接着他又去了福建的一所普通高中，拍摄了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后来周浩拿着《高三》这部片子，参加了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的角逐。

其实香港电影节的规模是很小的，纪录片单元总共入选也就三五部片子，评委也就三位，这么多年来它的评委一直只有三位，然后当年评委里就有吴文光。那年入围的还有非常有名的一部片子叫《China Blue》（中国蓝），讲中国人做牛仔裤的故事，是一个以色列裔的美国人拍的。他用当年极其西方的那种夸张视角，用了很多音乐，断章取义地使用女工的日记，做了那个片子。反正我觉得那是让我们这些做媒体人觉得很不舒服的一部片子。

后来我看到吴文光写过一个回忆，追溯这件事情。当年除了吴文光还有有一个澳大利亚评委，一个香港评委。澳大利亚评委喜欢《China Blue》，吴文光是喜欢我的《高三》，因为中国人很难去喜欢一个西方人那么去解读中国，所以1:1，还剩一个香港人在中间摇摆。

然后他们就在这过程中间上厕所，据说吴文光就在小便池旁威胁那个香港人说，你必须投给《高三》，你不投这票我以后跟你绝交。然后就这样2:1，高三就获奖了。

我当时跟吴文光住在一个宾馆里，他是评委，他也认识我。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天下电梯的时候还碰见贾樟柯和他太太，到大厅里就碰见吴文光了。那天晚上就要颁奖，评奖是前一天都已经评出来了。然后我叫了声吴老师好，我们就分开了。我都已经走出宾馆，要过地道，都下了几个台阶了，吴文光从后面追过来叫我。

我说吴老师好，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想不想知道结果。

我说想。

他说，你第一。

我说吴老师特别感谢，这是我第一个国际电影节的奖。

我知道自己获奖了，就专门把前老板叫去现场了。他去了第二天就在 21 世纪经济报道，发了一个整版的祝贺广告。我觉得那个时候媒体的气氛还是比较好吧。

遇到龙哥

《高三》拍了以后，我要想下面拍什么题目，就会大量的看媒体上的各种报道。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广州日报的通栏上看见一则消息，说广州有个烂尾楼，那里有很多吸毒的人，没人管理，希望警方干预。大概是这么一篇报道。

那个年代广州的摩托党也很厉害，我身边的女人们很少有没被抢过的。你站在路边上等车，一个车过来啪一把就来抢你的东西，那个时候社会治安还不是那么好。特别是在广州火车站，它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我就自己带了一个摄像机去看。

找到那个楼以后，我看见有人爬进去，我就跟他们一样爬进去。而且我第一次爬的时候还爬得满手是血，让我着实紧张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那帮人中有很多是有艾滋病的。

那个楼里面满地丢的是针头，衣衫褴褛的人或者在地上发作的人。这个时候我就碰见一个相对而言穿着很光鲜的一个人，阿龙。他跟别的那种落魄的人不太一样，我感觉他在那个楼里卖毒品给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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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是大连人，早年因为跟爸爸吵架，到广州自己来闯世界。他具体做过什么事，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是混江湖，后来不知道怎么混的就染上毒品了，最好就开始以贩养吸。

然后一次两次我们熟了，我就可以开始拍他了。

拍摄中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手机号码经常换，突然你给他打电话，发现电话停机了。反正那个时候经常会找不到他，但当我差不多这个线索要断掉的时候，他都会回过头来找到我。这就是我跟他将近 20 年的缘分，后来若干次都是这样。

刚认识阿龙的时候阿俊就跟他在一起。

据他们自己描述，他们俩认识是因为他们曾住在一个出租屋的楼上楼下，阿俊那个时候是酒吧陪酒女郎，晚上会玩得很嗨，很闹。有一天半夜也许是喝完酒以后就有点在那儿哭闹，然后阿龙就出来骂，他大概在睡觉被吵醒了，然后两个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就在一起了。据说阿俊还怀过阿龙的孩子，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打掉了，这是阿俊恨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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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旅馆舍友

龙哥这部纪录片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一些小旅馆里拍摄的，初到大城市，这种价格低廉的旅馆往往是打工者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小旅馆中也有和龙哥一样的吸毒成瘾者，有观众甚至表示，片子中呈现的一些吸毒场面，让人生理性不适。

旅馆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广州是一个劳务聚集的地方，很多人会在这里捞世界，就会有人就把那种城中村的房子改造成一个个的高低床式的小旅馆，叫 10 元店，10 块钱就可以住一晚上。然后有一次阿龙告诉我他和阿俊住到那里去了，我也就去了那里。

那个片子里有一个「小迷糊」，他去卖鞋，然后鞋被别人偷了。吸毒被抓后吞了打火机。反正片子里的很多人我都没有再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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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我听龙哥多次强调说你在那个片子里拍过的一些人，可能都死掉了？

周浩：对。因为很多人如果不戒毒的话，毒瘾发作的话，而且卫生条件又不好，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会走掉的。

爱哲：我当时看的时候，忽然意识，也许你拍到了很多人生前最后的影像。

对，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像阿龙这种进监狱的，反而也许是命好，因为进监狱以后他自然毒瘾就断掉了，因此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了。

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阿龙告诉我说他去任何一个陌生城市，他可以在 24 小时之内找到毒品。但如果是我们，哪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世界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就像我放片子问答环节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家以为世界静好，但也许离我们这个地点 500 米或者一公里的某个房间里面正在发生这样的故事。

要钱

拍摄龙哥这样一个混江湖的人物，周浩有时候需要跟他斗智斗勇。你永远也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所以周浩和龙哥的关系也成为《龙哥》这部片子中重要的线索。这个片子中最常出现的情节，就是龙哥和阿俊向周浩「借钱」。

爱哲：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感觉他不断地把一些道德压力放在你的身上，这个也是这个片子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很多片子导演和受访者之间需要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片子里我其实看出来你们俩关系的一些纠缠，您最早跟他认识时，有没有想过跟他会有一段什么样的关系？

周浩：没想这么多。那个时候他不断地变着法地问我要钱，其实他每次要钱的时候，都是蛮有尊严的。他并不是那种死皮白脸的过来说给我钱，或者地上一跪你给我钱，抱着你大腿不给我钱我不走，他不是那种。他每次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送你个相机、比如说他有次偷了一个日元还是什么，让我换成人民币。但我告诉他你拿钱去中国银行也能够换到。

我那时候觉得要赌一赌。我反正每次准备的钱也不多，就 200 块，我觉得好像这还是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我愿意借此把这种关系维系下去。

甚至有时候我出差不在广州，他没钱了，他会跑到南方日报门口去。

有一次我的一个女同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是 21 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图片编辑叫陈思丹，我出差，我说你拿 200 块下去给这个人。因为她知道我跟这个人的关系，那个姑娘下去以后就痛骂阿龙。

她说，你知道吗？别人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你每天来问别人要钱，你好意思吗？你又不是不能够挣钱，不能自自食其力。

阿龙把钱收了，转身什么话也不说就走掉了。这就是我早期跟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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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喜欢跟人打交道，希望有人能够去听他的诉说。而且我如果不嫌弃他，又很耐烦的听他讲他的故事，这样的朋友他是可以接受的。

爱哲：但是我在想他怎么那么容易向你打开。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南方周末的记者，你在片子里也多次提到，他多次提到，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周浩：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南方周末的原因，我当年南方周末的篇末有很多感谢的名单，因为我很多同事都会跟我一起去见他。

那时候我去过伊拉克巴格达，我带回了伊拉克的货币底拉里。票面是 100 块钱，上面是萨达姆的头像，大概人民币值一块钱一张。我就带了很多回来送朋友，我也送了一张给他，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就会给很多朋友拿去炫耀，看，这是我朋友带回来的。

他钱包里面一直都会有什么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的名片，那是我带我的记者朋友跟他一起去见面的时候，他留下的。所以他每次被派出所抓了搜身的时候，警察会说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5-

龙哥入狱

其实龙哥在我拍摄期间他已经被看守所关过一次了。他是偷摩托车还是干嘛，然后被关了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期间，阿俊就跟一个司机走了，离开了阿龙。

阿龙从看守所出来，他给我打电话，问阿俊去哪儿了。我不能告诉他，只说阿俊走掉了，你别等她了。

然后那天晚上阿龙就喝得很醉，很伤心。过了没多久，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应该是带《高三》去香港电影节，从罗湖过关的时候就接到阿龙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要去云南。

我们都心照不宣他去云南是干嘛，我说你想清楚。他说没事，我跟朋友这边做生意，要去帮帮忙。

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 X 小龙，他可能要被敲（枪毙）了，他在这里的看守所。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持这种毒品 50 克就会被枪毙的。阿龙自己的描述是他的背包里被别人放了几百克毒品，也许是他主动要把毒品带出来，他在携带毒品的时候就被公安给盯上了，最后他在上车的时候被抓住了。

电话那头就说你有机会来看看他吧。我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但这种毒贩在审判期间，是不能够见家属的，他只能见律师。而且我又不是他的直系亲属，我怎么能够见到他。

最后是看守所的所长说你来吧，我帮你安排一下，然后我就去了那里。当年南方人物周刊还有个记者跟我去了，然后有一个非常详实的报道，我们当时用的都是化名，就讲了我和他的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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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电信诈骗，你要接这个电话，其实你很难相信这个人的。但那个所长告诉我，比如说三天后的中午你在瑞丽街头的某小饭馆在那等我，然后我就去等他，果然他跟一群人在那吃饭，然后他就把我带到看守所。

当时我想拍点画面，但是你隔了探视窗子，窗玻璃又没有擦，又隔了铁丝网，你肯定是看不见里面的人。所以我就用了录音的办法，影片最后那段录音，实际上是我和他隔了探视窗录下来的。

见了以后，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大概我应该还留着。因为公诉方帮他请了那种法律援助的律师，律师告诉我说大概交 10 万块钱罚金，他就可以免除死刑，当年是这样的。

然后阿龙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俩的交情大概还不至于你要出这个钱。如果你不救我，我也会很感谢你的。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让我在当时很纠结的一件事情。他抱着期待，而且我这笔钱能够救人一命。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我说大家来做众筹，你们愿意吗？我出 80 %，你们出 20 % 就行。大概没有一个观众会愿意出这个钱。最近我看到卓别林的一句话，近景都是悲剧，远景都是喜剧。在看别人的不幸的时候，你是一种看喜剧的心态来观察别人。

幸好阿龙最后没死，他命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正好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的核准权，以后要慎用死刑。所以即使他犯了几百克，最后也仍然是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所以他的命是保下来了。

如果他真的死掉了，我觉得也许我今天会是另外一种心态。

-5-

等他出狱

我是他的亲人了，他进监狱以后，入狱通知书都是寄给我的。

我没去过他们家，但我有一次发了一个朋友圈，找大连的朋友。然后大连的一个铁粉，他帮我去看过阿龙的爸爸妈妈，一进门就被他爹赶出来。

但幸好这个小伙子很灵活，陪他爹喝了一次酒，还被认可。但后来他再去，他爹妈就不见他了，因为他是他儿子的朋友。

阿龙大概 2026、2027 年出来，关了 21 年左右。他在里面身体还算好，但是头发全白了。

我们俩已经约好了，他出狱的时候我会去接他，他跟我说肯定是要回家看爸爸妈妈的。但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妈妈身体很不好，有糖尿病又胖，如果他妈妈不在的话，他爸爸是绝对不会见他的。所以我也跟他妈妈说，你要撑到儿子回来，如果你不撑到他回来的话，这父子俩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和解的。

我现在还会给他钱，现在一次是 600 元。监狱里毕竟还是有一些花销，我理解是你去小卖部想买一个东西，想抽点烟，想吃点零食，还是需要钱嘛。

其实阿俊也会联系我。阿俊的状态不好，她应该是在山东的某个地方，近几年有一次她也跟我开口借钱，这是我们俩分开以后若干年来她第一次开口。好像是要了 1000 元，我几乎是秒打给她的。她非常吃惊，说你不问我用来干什么吗？

我说我不需要问，你 10 年都没问我要钱了，你问我要钱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她就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跟她最近的一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