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现实主义-风君娱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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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人生》上映,网上的评价比较分裂。抽空去看了,说点看法。

有人说,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不易,是一部反映现实、致敬奋斗者、传播正能量的佳作。

电影是肯定想传播正能量的。整部电影的多数街景都是高色温的灰蓝色调,暗示着暗沉、阴郁的风格,这正好把骑手亮黄色的制服衬托出来了,使人感觉温暖,兴奋和愉悦。

这符合电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击,仍然积极向上。

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分富人拍给穷人看的电影,虚伪做作。先不说这种说法对不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

电影在技术上是优秀的,摄影、节奏、结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电影的故事情节,拼凑痕迹太重,因此缺乏灵魂,人物形象生硬。

电影男主角高志垒入职11年,裁员赔偿70万,反推他的工资,应该是一个月6万,再加上年终奖等等,差不多一年有70~100万。

为什么这样的收入状况完全无法应对危机?这是因为电影给高志垒加上了所有网络上流传的苦难。

电影中的高志垒,符合经典画像。现在网上流行所谓的新时代中产“作死三件套”——高额房贷、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高志垒精准地满足了这三点。

电影为了强调这一点,还用高志垒的父亲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电影还加上了P2P损失了几乎全部存款,以及父亲生病的情节。

这个起始设定,迎合了网传的形象,网感非常强,但这导致电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却变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实,成了一部缺乏灵魂的苦情戏。

如果以我作为一个新闻评论人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是新闻评论的电影化——因为它具象了诸多的新闻点。这并不奇怪,当几个编剧在一起攒故事,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以往的新闻点,就会成为他们不愿舍弃的东西——这些新闻点能引发共鸣、带来流量。

但是,当一部电影像新闻评论,它就既没有了时评的深度和见解,也失去了生活细节带来的冲突、张力、人性、矛盾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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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峥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演什么像什么,不会让人出戏。但电影剧情却让人出戏,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流传的说法:“有钱人花时间演穷人来赚更多的钱,穷人却花钱买票看有钱人演自己”。

其实,几乎每一部电影中的穷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现了这个评价,就是因为电影缺乏生活的真实,让人出戏。

豆瓣上有人说:裁员不是这样,送外卖不是这样,人性不是这样,家庭矛盾不是这样,中年危机也不是这样,人生也不是这样。不要刻意把一个人的生活拍得这么无辜又这么受害,这就是消费苦难和制造焦虑。

首先,一个资深程序员,一个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并不那么容易被裁,更不会故意被羞辱。

外行一般认为,程序员是码农,既然是农,就是一种体力活,吃青春饭,靠的是加班、拼时间。

但实际上,作为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对已有公司业务技术的熟悉,领导力,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甚至那些在代码中埋下的雷,都使得一个技术领导人不会被轻易裁。

起码,不会被羞辱性裁员。

后来,高志垒去另一个公司面试,因为HR工作失误,看错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面试者要拒绝,那也会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不会直接对年龄产生侮辱性的评价。

即便被裁,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要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并不会太难。接外包、做一些零碎的私活,总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得那么快,她的老婆也不会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业。这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符合中产家庭对家庭地位的维护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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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非体力的,需要经验、积累的行业,年龄是一个负担,并不是因为体力下降,更多的是因为经验多、人脉广而难管理,薪资高。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职,企业也会担心不稳定。

所以,对高志垒这样的人而言,稳定工作难寻,临时性、分散性收入却不会太难。

而且,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志垒这类的职场人,被裁员之后,很难再恢复到原有职位和薪资,那么,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实际上也会变得并不难管理,也不会不稳定。

所以,像高志垒那样的失业,本质上仍然是摩擦性失业,是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认知之间的时滞造成的。

一旦行业认识到新的人力资源特质后——更直白地说,当公司人明白,市场上有一大批经验足、降薪求职的人,而且这些人也明白这一点后,稳定就能达成。

这时,摩擦性失业就会消失。

电影这么拍,是为了把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中年、中层失业,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实,完全不必堆积苦难,一个真实的中产中年,即便缓慢的滑落,同样也充满真实的痛苦。

比如,失业引发的家庭经济困境、夫妻矛盾、对自我的怀疑,以及失业引发的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这往往才是一个中产男人面临的更真实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书中揭示了,中产家庭面对失业等经济危机时,心理代价更多地源于声望、社会地位的下降;父亲地位下降引发的家庭冲突;对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

电影忽略了这些真实的痛苦,但又没有直击痛点——甚至就连最终没有能保住房子,电影也做了弱化。

于是,最终,电影就成了那些关于中年失业的段子、社会新闻的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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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另一条线是骑手。电影对骑手的职业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让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骑手这个职业不为人知的一面。但电影对骑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中国社会对骑手的认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两端的。

一方面,中国社会舆论认为骑手是被剥削的、被压榨的,具体来说就是“困在算法里”,但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中国社会却会吝啬自己的宽容。在这些细节方面,电影有所表现。送花的那一场戏,才因为真实而打动人。电影也为此,为消费者和骑手之间的和解与体谅,开拓了空间。

但电影仍然陷在过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骑手要微笑,是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两三处情节都在渲染这个梗。这个梗源于《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塑造了中国骑手的悲情形象,但却有意识忽略了很多真问题。

对骑手的面部识别,并不是为了微笑,而是安全。网约车司机都要经常面部识别,以保证没有被冒名顶替,送餐这样涉及无数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实名上岗的,否则,用什么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风险。

在更大层面对骑手的社会定位上,电影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国舆论的主流,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能发声影响舆论。他们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们教育中的被剥削的、底层的形象,唯一的群体就是骑手。

更何况,骑手的统一制服强化了这种形象。

但是,骑手的真实社会定位是什么?不是底层,而是中产。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当骑手,家庭月收入2万元,一年收入24万元。这就是标准的中国中产。

而且,骑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质,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在承受,这就是职场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奋斗者计划,3个人干5个人的活拿4个人的工资,人力资源评分、同事之间的内卷,哪一项白领没有感受呢?

实际上,被用来论证骑手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保问题,并不是因为骑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为骑手的自由度让他们有了选择。

根据经济学原理,没有缴纳的社保,实际上是作为劳动报酬给到了骑手的。如果真能选择社保方案,很多白领,是情愿以老家标准交的。

最近我一个白领朋友就抱怨,工资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一些县城,骑手是当地最高档的商品房的购买者,也是当地教育培训的主力消费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实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电影中骑手的苦情,一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灾难。不然一个月入两万的家庭,怎么才能变得苦难呢?

但正是这种堆积灾难的做法,使得电影变为一场不太真实的苦情戏,才有了消费苦难的评价,让人觉得“富人演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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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新闻评论人的看法。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电影给出的信息迎合、补充了他们的惯常印象,肯定是受欢迎的。

现实主义电影,给现实再蒙上一层面纱,它就不再是现实主义了。

徐峥之前拍的《我不是药神》,源于真实的案例,最后引发了法律的改变。现实主义的电影的生命力在于生活的真实。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蕴藏在生活细节中的冲突、矛盾与挣扎。

现实主义电影也就变为了社会新闻的拼凑,迎合刻板印象和廉价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现实主义本身。

No.592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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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