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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武王伐纣是一次后果很严重的折腾。其说曰：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后来一个叫汤的野心家率领一个集团通过发动战争，推翻了夏朝，建立商朝。按照这个说法，商朝是中国第一个靠暴力夺权的朝代，是第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后来，武王如法炮制，建立周朝。中国历史折腾的基调，也就是在殷周之际确定下来的。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后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朝代更替的历史，每个朝代更替都是“武王伐纣”的翻版。当时的贵族评价武王的行为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周朝“以暴易暴”的行为，不但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很生气，而且后果确实很严重。周朝打下江山后，加强了中央集权，确立了“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周朝的“以暴易暴”，开启了中国朝代暴力更替的先例，为后人制造了一个思维上的定势和陷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历代的共识。从此，中国开始了以暴易暴、一治一乱的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历史成了无休止的折腾。

但也有人说：“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迎风飘扬的正义旗帜，是传统中国人革命权或反抗权的集中表达，在民不聊生的艰难时刻，人民有天然的揭竿而起的权利和义务，重新组建政治国家的领导机制和执政团队。汤武革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此崇高伟岸，《易经》的微言大义说得深邃经典，‘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代表了天命的真谛和人心的趋向。革命意义之重大，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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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武革命的是非古来就有争议。据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在西汉景帝之时发生了一场辕固生和黄生的辩论，双方的观点颇有针对性和代表性。

黄生认为汤武革命是臣弑君的大逆不道，原因是“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顺着黄生的逻辑推论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可是汉家的开国皇帝，黄生没有胆量推倒辕固生的结论，除非他不想活了。而辕固生力主汤武革命的合理性，认为：“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

黄生和辕固生的观点对于专制政权都是难言的苦衷。黄生认为汤武革命是“以下犯上”的暴乱，这可能挖空汉朝刘邦之流造反的正义根基，辕固生已经点明要害和危害。而辕固生肯定革命之正义性，倒是可以为刘邦造反背书，而问题是下一个抢夺刘氏政权之人也可以借助“桀纣虐乱” “天下之心”“ 不得已而立”等理论，进行下一轮的革命、起义，革命成为无限制的政治运动。

高度智慧的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皇帝既要肯定自己祖宗革命的正义性，又旗帜鲜明地否定臣子造反的狼子野心，这是历代专制者相同的政治心态。

事实是所谓正义人心的“革命”是一把锋利的刀，既可以自己拿来砍别人，有一天，有篡权野心的不轨之徒也可能如法炮制，拿起刀来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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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的目的和内容。当需要革命的时候，当然要革命。但这革命绝不只是为了抢夺政权，而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更为自由、平等、人道和文明的社会。否则的话，那革命就是假的，即使有革命之名，亦无革命之实，甚至是反革命的。

历史上的汤武革命显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真革命，不过只是为了夺取政权的改朝换代而已，这样的所谓革命无非是翻烧饼罢了，对人民来讲并无意义。对于这样的革命表示厌恶甚至憎恨都是可以的，告别它也是应该的。但因此抛弃真正的革命显然是错误的。

李劼在《商周春秋》自序中对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所作的精辟解读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汤武革命实质的认识——

其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该文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凭这一句话，就显出了王国维的过人之处。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秦始皇的统一，看作是中国历史最为重大的转折，唯有王国维慧眼独具地发现，商周之变才是关键所在。

其二“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别小看这地理上的不同，地理文化的差异，可是相当饶有意味的。当时的东方之人与西土之士的差别，可能就象当今天下的上海人和北京人的不同一样，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化异同。

其三，“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弟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可说是《殷周制度考》的一个大纲，也是为什么王国维认定中国历史文化的变革莫剧于商周之变的一个关键论述。有关这个论述，请继续看看他的进一步阐说，便可明白其石破天惊之处。

其四，“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而是由于周武王的灭商而奠定的。假如说，在周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存在着回归到禅让的可能，那么周之后这种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因为诸侯之间已经没有了联盟的意味，而全然变成了君臣关系。王国维此见之高，高于巍巍昆仑山。

其五，“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 ” 。“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从王国维的这段论述里可见，在周之前，刑律是和道德不相干的，而周之后，道德便和刑律互相补充互为依托。后人所谓的王道霸道并重，即始于周。并且，“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

其六，从以上论述，人们回过头再想想后来的孔子究竟想干什么，究竟向往什么梦想什么，也就一目了然了。孔子着急的不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回不到周之前的那种状态里，即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天子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后来选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开放，上上下下都可以轻轻松松谈情说爱，饮酒高歌，如此等等。孔子担心的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又要回到周以前的状态里，从而使周公的努力以至于周朝的全部历史意义丧失殆尽！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汤武革命应该不应该，而在于这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显然，它带来的是专制集权而不是民主自由，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当然要和这样的革命分道扬镳。不如此，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就打不破，真正的革命也无从谈起，永难迈步。

自从大禹将社会的公共权力由“公器”变成“私产”传与子孙，“国家”就是“家国”，就是“窃国大盗”的“赃物”，几千年的所谓革命无非都是在抢夺这个“赃物”而已。这是汤武革命最为不义的地方。今天是到了物归原主的时候了。马克思的革命观区别于汤武革命的根本地方在此，现代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地方亦在此。

（文：高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