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种电影类型，让我们产生如此多的焦虑。

因为我们对科幻充满了热情和赤诚，迫切想寻找一种拍科幻片的路径。

科幻，是一种能全面检验电影认知与生产体系的类型。

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对科幻的认知，一方面要付诸创作与实践。

9月，北纬30°海岸线上，宁波象山，秋日的海边的一个玻璃房子旁边，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牌子，上面有镂空的海岸线组成的山形，下面写着“科幻电影创造营”几个字，一群青年导演走进来，接着，导师们陆续来了。

这些导师，应该是每个做科幻电影的人都想去找的人。

导演黄建新，他在1986年就拍过一部叫《错位》的科幻电影，非常前卫大胆地用科幻去表达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监制王红卫，从《流浪地球》系列到《宇宙探索编辑部》、《从21世纪安全撤离》，许多科幻片都需要他把脉把关。

然后，还有导演刘晓世、编剧杨治学、科幻作家任青、视效艺术家彭柯还有AI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戴勃。

这是国内最跨界的一次导演训练营。

科幻与电影，都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诞生的一种科学逻辑与秩序下的惊奇魔法。阿瑟·克拉克说，当一种技术足够先进，就可以称之为魔法。科幻电影，则是基于对当下的理解、未来的想象进行的一次次魔法召唤。

6天的训练营，或许是关于科幻电影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最全面的一次输出。然后5位入围导演将走进各自的片场，用有限的资金和拍摄条件去拍摄一部科幻短片。

科幻如何反映时代？科幻创作重要的是什么？AI在科幻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创造营里，最关键的或许是保持对时代脉搏的敏感，在科技的表象之下，挖掘出关乎人类未来的核心问题。

黄建新：科幻是一种“现在时”

“科幻的核心在于“新”。”

黄建新非常在意这一点。他监制的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刚刚在周庄开机，他乘车先到杭州，然后又到了象山，一上午的课现场氛围很好，热爱科幻又正在创作过程中的青年导演们聚集在一起，黄建新从电影、科技、时代各个领域带领这群年轻人打开了思考的维度。

科幻电影创造营所在的地方，叫青年与海会客厅，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从玻璃窗望过去，海面上点点白帆。这里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一种从科幻跨越多个维度的神奇场域。

黄建新说，所谓“新”，不是一味追求不同，而是通过人物、场景、故事，重塑观众对未来的认知。2021年，中国的全球票房收入世界第一，当时的全球科幻电影中，中国的作品只占了4%，但到今年，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达到了9%。

中国科幻电影已不再是边缘存在，而是时代呼唤下的必然崛起。

“观众需要通过电影获得全新的对未知的感受和概念，这就是科幻电影的核心。”

观众早已对旧有的故事失去了兴趣，他们渴望看到那些不曾见过的画面和故事，渴望在电影中找到时代的回响。

如何让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场景设计富有新意，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一步。

有了“新”，观众才会跟随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在强调“新”的时候，黄建新又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点：

观众的心理体验。

“我们知道科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就是对未知与时间的讨论。虽然科幻电影展现的是未来时，勾连的是过去时，但它最终想要传达的效果其实是“现在时”。

“无论电影如何呈现未来或过去，最终还是要带回到当下的现实心理体验。”

黄建新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当我们面对这些变化时，一方面感受到生存压力，另一方面我们的艺术表达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变化。现在很多农村题材的电影水准不错，但在市场上往往表现不佳。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社会主体意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题材只是我们“知道”的事物，而不是我们今天观众“切身感受”的事物。

相比之下，科幻电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在有些地方超过现实主义。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反思科技？

杨治学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编剧，他是第一个来到科幻电影创造营上课的，与后来黄建新讲的“观众心理体验”呼应，他强调说，科幻，需要在现实的审视下。

因为我们的观众有丰富的现实主义观影体验。我们需要照顾到，大众认知范围内的时空合理性。

如果影片中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与现实常识不符，那观众会觉得有“bug”，不过处理得好，这些“bug”也可能会成为叙事的亮点。

杨治学说，你的故事是科幻的，而你的人物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人物要带着观众进入那你的科幻语境中。

那么，为什么我们创作科幻的时候，很少反思科技？

杨治学说，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工业生产到两弹一星、航空工业，“落后就要挨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认知已经深入人心，也一直在成为我们叙事的一种主流。

“这意味着我们的观众天然对科技有着认可的心态，科技与民族自豪感、社会发展历程的正向关联也正是历史发展的既有结果。反之，一个拥有与生产力水平不匹配的科技力的社会——尽管这对被殖民国家而言是有合理性的——显然是我们的观众无法理解的。”

但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实力，会让人们对于科技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都会影响到科幻电影的主题。

杨治学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以反思科技为主题的影视作品。

科幻，应该是常写常新、常拍常新

任青是近年备受瞩目的科幻作家，他连续三次获得银河奖，也提名雨果奖。任青的科幻小说在敏锐捕捉科幻语境下人物的心理真实状态，文学化的语言与心理描述，在植根本土社会的超现实的氛围中穿行，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同时，充满画面感。

任青说，写科幻，要保住底线，就是要确立你是一个科幻叙事，然后突破上线，去寻找自己独特的、创意非凡的东西。

他提到，德国学者本雅明代在《摄影小史》中提出了“灵韵（Aura）”的概念，他说艺术作品要想吸引人是需要有灵韵的，灵韵是艺术作品的一个神奇的灵光，有着独一无二地唤醒人们共鸣的魅力。当机械复制技术广泛运用时，艺术作品的灵韵就消失了。

任青说，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之后，电影确实也面临着这一问题，在AI时代寻找艺术的灵韵。科幻作品在创作人物、设定人物的细节的时候，科幻设定要和科幻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拥有灵韵的个体。

“你的科幻质感，来自你的风格”，要确立自己的风格，要超乎观众预期，要有“破坏性”，用一些观众可能不在意的细节展现你的“破坏性”，每个镜头或者每个桥段都要精心设计。而观众会自行脑补整个过程。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人的大脑有一种冗余的过滤机制。虽然看似没在关注，但是大脑把这些信息留下来了。所以当剧情在观众脑中退潮以后，影片的气质与风格会留在脑海里，这就是“润物细无声”。

回归科学与艺术本质，在AI时代重估电影价值

导演刘晓世，用《长空之王》开创一种新的类型品类，空战片。

独特的航空工业背景，让他显得尤为“硬核”，但他在强调科幻电影背后所需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直在强调电影的本质——

不要被技术的表象所迷惑。即便是在AI时代，电影的核心依旧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刘晓世带来的课程叫：史前艺术与AI时代的电影。

当我们谈论科幻电影，我们要回到对电影本质的认知。

当我们依然对于电影的艺术性、技术性和商业性争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建立对艺术本身的认知。

刘晓世说，固有的认知中，科学代表着理性，艺术却是感性的。

事实上，科学常受艺术的启发，物理和音乐成就了爱因斯坦，绘画帮助伽利略发现了地球“反照”现象，而艺术家也经常借助科学的手段进行创作，达芬奇把解剖学引入绘画，康定斯基把几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

“艺术创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把科技、艺术和哲学统一起来思考就会得出答案。人类社会一切交融冲突的本质都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文明史就是思想史和哲学史，哲学把世界抽象化，提出关于“真善美”的终极之问，科学和艺术只是探索世界的手段。”

“而电影尤其如此，极致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贯穿于整个过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观点：未来的艺术更加科技化，而科学也更加艺术化。”

古典画家为了追求焦点透视，用透视暗箱投影人像进行描摹，催生了照相术，后来有了动态画面，有了电影。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虽然与最早的绘画、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是一次对电影本质的挑战。从数字技术到AI的崛起，电影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

刘晓世提醒所有青年导演，做为创作者，还要认真反思几个很严肃的问题，电影是大众艺术还是精英艺术？是教化还是服务？走近观众还是疏离观众？艺术就应该是美观的，让人消遣愉悦身心的，最好能两者兼具，现实是苦难的，艺术的责任是让大众逃离困苦，但目前来看电影无论从内容到形态明显落后了，这需要全行业付出巨大的决心和努力。

“创作者不用恐惧AI，AI在打开一扇窗户的同时一定会关上一张窗户。

每个新的技术的诞生、普及与应用都宣告了一种传统行业的落幕与一种新的行业的兴起。在这样一个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作时代，我们应该用包括AI在内技术服务我们的新价值观、创作方式与创作手段，做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审视AI在科幻电影中的应用

视效艺术家彭柯，被戏称为“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人”。

他刚开始入行做视效，就是从《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开始。

他对AI的认识，就是直接进入生产环节。

彭柯在2017年就第一次使用AI进行广告制作，当时广告的预算不够三维建模，他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三台摄影机拍摄了婴儿的一个正脸，两个侧脸，通过AI的编程实现了快速有效的人脸搭建。

同样地，他也拿这种方式处理了 “伏地魔”——因为伏地魔没有鼻子，如果要换人物形象的话耗费巨大。于是电影的研发部门写了一串代码，用流程把伏地魔的三面取下来，所有的中远景靠一键生成，只需人工消除一些瑕疵就能实现效果。

在最近参与的国内战争题材电影中，彭柯带领团队用大量资料“投喂”和“驯服”AI，在战争戏的概念场景设计上都生成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所以在他看来，电影创作者要明确自己的需求，AI才能为你所用。

而来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戴勃则讲述了AI整个成长过程，从一开始被叫做“思考机器”（Think Machine），到1956年第一次拥有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名字，后来演变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指的其实是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AI的语言模型，根据已有词汇出现的频率和关联，预测下一个词汇，所以语言模型跟AI的“记忆力”有关，现在人工智能看起来有类似人的思考能力，其实是算力增长下“记忆”扩容，但本质并没有变化。

由于AI的语言模型建立在大量阅读既有文档信息基础上，所以使用AI就面临永恒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利益选择与少数人需求的博弈。

所以AI技术的确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它也存在一个危险：当它不断向大多数人的偏好倾斜，少数人反倒会被抛弃，而电影创作是需要找到独特的电影叙事、美学与表达。

戴勃提醒说：“最关键的问题是：AI在你的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故事才能从内在构建起来，并找到那些令人惊喜的联系。”

王红卫，手把手帮助青年导演找到科幻叙事的方向

作为本次创造营的首席导师和监制，王红卫上课时间最长，因为他要对5位入围导演的剧本逐一深入剖析和指导，这是每一个导演在开拍前的剧本定调，至关重要。

王红卫的课从下午2点上到了7点，5位导演，平均每人一个小时。熟悉王红卫的同行都知道，他的时间安排非常精密，《流浪地球3》开始进入筹备，《刺杀小说家2》正在青岛拍摄，《群星闪耀时》在周庄开机，《我们生活在南京》在剧本创作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科幻电影项目都有王红卫的身影。所以王红卫来到创造营给每个青年导演创作指导1个小时，是青年导演亟需的，也难得的。

这次科幻电影创造营，是中国（象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投孵化平台，在科幻电影项目和导演征集招募上采取了新的模式，组委会和科幻世界、科幻立方等机构和平台精选了26个人工智能主题的科幻IP，然后从全国招募到的导演中选择15位导演提交改编方案，根据改编方案又筛选两轮，最终选出了5位青年导演，9月2号，5位导演和团队抵达象山，开始堪景和上课，然后拍片。

所以，这次创造营，是以科幻IP改编为基础，用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和积累，作为发掘培养科幻导演的基石。

王红卫在创造营现场兼具导师和监制的身份，比如对于导演阳子政要拍的《爱的小屋》（改编自陈楸帆科幻小说），他直接问，这个拍摄的场景找好了没有，因为这个封闭空间场景对于短片拍摄至关重要；对于青年导演孙兴盛，王红卫直接从科幻设定的根源去解决剧作本身问题；而要改编王晋康科幻小说名篇《生命之歌》的导演陈思翰来自台湾，王红卫从改编思路本身和剧本方向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指导……王红卫说，创作的核心，不是迎合市场，而是要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传递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

当我们谈论科幻电影时，我们在做些什么？2024年9月，北纬30°最美海岸线这里的科幻电影创造营，试图给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