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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37岁，郑执依然在追寻「更好」的生活和创作，只是，他不再执迷于「更好」。他觉得，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困难，会痛苦，会被卡住，关键还是放下对命运的掌控欲，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个自洽的过程」。

此刻，他对于「更好」的愿望是，能够更心无旁骛地写作，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怎么才算有趣？郑执觉得，人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要能在具体的生活中落泪，不要变得麻木不仁。有一天，当我们忘记思考怎样变得「更好」，就说明生命状态进入了一个真正更好的层面。

文｜蜉蝣

编辑｜楚明

当一个作家走向幕前

整个夏秋之交，郑执都在为电影《刺猬》跑路演。9月初，《人物》拍摄前一晚，他刚完成最后一场路演活动。拍摄当天的间隙，他抽空和出版社编辑谈了接下来的出版计划。上一次电话沟通，穿插在他从北京赶往杭州的路演途中。这两年，郑执更多以编剧的身份亮相幕前。上半年另一部由他的小说《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改编的电影《被我弄丢的你》上映。那天我们聊起这段时间的感受，他说了好几遍「累」。

这种累，不仅是体力上的，更是心力上的。如果你在社交平台搜索《刺猬》相关路演现场，抛给郑执的问题常常是有限的几个：「为什么将小说交给顾长卫改编？」「改编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调整？」「你怎么理解小说和电影结尾的不同？」还有，「你怎么理解『卡住』？」郑执渴望能跟观众有更多的深度交流，但更多时候，面对相同的问题，他只能「车轱辘话反复说」。

《刺猬》改编自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讲述的是精神病人王战团和他被「卡住」的一生。2018年，《仙症》在「鲤·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拿了首奖，作家苏童称赞他「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其实这个人物有原型，是郑执的一位亲人，生前患有精神疾病，曾教会童年的他下象棋，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故事在他心里兜转了很多年，用了三天构思，又花了两天写完。

很长一段时间里，郑执被归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一员，但他始终拒绝归类和标签。几乎每一次被问及笔下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他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反问：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这些边缘人物就是我生活中的主流。

他曾描述过这种「主流生活」：出生在沈阳，在一个围绕菜市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棚户区长大。同栋楼里，一起玩的小孩，家里就是卖猪肉的，卖菜的，杀鱼的。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从工厂辞职后开了一家抻面馆，他是被一碗一碗面养大的。

直到今天，空的时候，郑执还是习惯一个人去街头巷尾的小胡同里找一家小面馆，越破越好，点一碗面，喝一个下午，这样的环境带给他一种亲近感和安全感。最近，他搜到位于北京草房的一家鸡西刀削面，打了十四五公里的车，只为对比看看和自己常去的那家饭店，哪家的好吃。还有一次，他找到一家沈阳口味的烧烤店，那里有他心心念念的沈阳鸡架，常年居住在北京，郑执有时候「确实挺馋这口」，但尝完之后，他还是觉得一般，主要是「鸡瘦了点」。

身为作家，郑执不习惯人群，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宅着，看书，健身，写作，陪孩子和做饭，最拿手的是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被问到最近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时，他不假思索地讲起女儿。前段时间，郑执的眼角膜不小心受伤了，有好几场路演都不得不戴着墨镜。有一天，不到两岁的女儿忽然爬到郑执面前，对着他的眼睛吹了一口气，轻声说，「爸爸不疼」。郑执想起自己也曾对女儿做过同样的动作，那一瞬间，他「又感动又想哭」。

对于不得不做的工作，年轻时候的郑执会选择对抗，现在他开始习惯，强行找回自主性。他把每一场路演当做一次旅行，「花儿与少年」，每到一个城市，一家电影院，一个活动现场，就像开盲盒，看看这一场里坐着怎样的观众，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甚至每一天进到休息室，郑执也会好奇，今天的外卖吃什么。

《人物》见到郑执时，正是秋分时节。在他的印象中，秋分就像一个分界点，一年之中最旺盛、最向上生长的气质已经结束了，但一切事物都还在那里，只是有了明确的底色的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短暂地在此刻共存。

郑执今年37岁，快要到达老话说的「不惑」之年。这一年，他有收获，也开始新的耕种。6月，他凭借《刺猬》获得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编剧奖」。新的长篇小说也正在写作中。但他觉得自己离「不惑」还很远。面对生活，他依然有很多困惑，依然会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卡住」，只是相比以前，他学会了平衡，「人不能永远一根弦那么绷着」。

被「卡住」的十年

郑执曾经笑称自己是个「过山车」式的作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郑执是写青春文学出身。19岁，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很多人都把他视为韩寒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少年作家，他对自己也有很高的期许，「有一种骄傲在」。那时他就下定决心以写作为生，做一个职业作家。

但骄傲抵不过现实。接下来几年，整个出版环境、写作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前，青春小说有着庞大的阅读群，韩寒、郭敬明正火，青春文学很好卖。很快，电商起来、微博火了，大家开始在网络语境里写作、阅读，纯文学读者萎缩，作家被抛向市场，传统出版社的推书模式不再奏效。

等到郑执出版第三本小说，销量极差，生活越来越困难。从19岁到30岁，郑执一直被一个问题「卡住」：如果照这样写下去，生活还能不能继续？

为了生存，郑执开始面对市场写作，写了一些无法被他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很多评论家和读者都感到困惑，郑执到底在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短篇小说《仙症》发表时，郑执曾收到过两条留言，一条是「浪子回头」，另一条是「夺舍」，后者是一个道家词汇，意为「借别人的身体还魂」，郑执反应了几秒才笑了出来，他觉得，这位朋友一定是被他过去写的「那种东西」伤害太深。

回头来看，他将那几年称之为「谋杀文学阶段」。市场上有什么内容能卖钱，能赚到稿费，他就写什么。在《仙症》的后记中，他描述过这段经历：「『文学』被我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丧失了敬畏，自然就无愧疚可言。我甚至公开调侃所谓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笑话。今再忆起，那种心态就跟一个苦情少女在初恋惨败以后，放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差不多逻辑，天真又可笑。」

「两眼一抹黑式」的写作确实让他的生活得以维系下去，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从2013年到2016年，他经历了低谷中的低谷。他又花了三年时间自问：我能写什么？我想写什么？我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直到写下《生吞》。这是一个在郑执心中转了很多年的故事，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变成写作的素材。18万字，郑执只写了7周，「坐塌了一个沙发」。在这本书之前，郑执对于小说这个门类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这本书是他在经历三年痛苦和纠结之后做出的抉择，「我是觉得我需要读者，我需要被人看到这个人写的小说」。

郑执将自己的愤怒、困惑、从小到大看到的不公，以及曾经那些无力改变的东西全部放进了这本小说里。2022年由《生吞》改编的影视剧《胆小鬼》杀青。当着所有主创的面，郑执说，今后我对青春题材无话可说了，关于青春这个主题，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完了。

「大家总是把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好像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此。」绕过那条弯路后，他意识到，理想和现实并不是对立的，理想永远是现实的一部分，是割裂不开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那个平衡点。他庆幸自己没有走得太远，还是能回得了头，「最怕的是当你想回头的时候，却发现你已经远离自己热爱的东西太久了」。

直到今天，《生吞》依旧是郑执作品序列里最畅销的一本。因为《生吞》，郑执确信自己可以靠写作生存下去，才有了后来的《仙症》和其他作品。今年6月，郑执凭借《刺猬》获得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编剧奖」。上台领奖的时候，除了感谢主创团队和家人，他郑重地对现场的写作者说了一句：还是要坚持住内心的小骄傲。

这些年，经常有年轻写作者向他请教写作意见，他总是会把这个问题化为另一个更实际的建议：你现在写作能养活自己吗？你觉得你还能写几年？郑执觉得，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平衡，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用一点自己的智慧也好，生活给你的反思也好，加上一点点运气，找到那个平衡点，不要过度倾向于某一边，再也回不了头」。

《生吞》出版的那年，郑执正好三十岁，在人生的另一个分界点上，他找到了平衡。但正如他曾经说过，人生是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就像一张拧皱的纸，你只能暂时捋平，有一天它还会再皱起来，还会有新的问题。

生命的本质，就是面对失衡时的「平常心」

两年前，《刺猬》剧组杀青时，郑执做了一个决定，暂停编剧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创作中。

郑执第一次成为编剧，是在2015年。当时他在台大读戏剧系的研究生，原本还差一个学期就能拿到毕业证了，但《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那本书卖了电影版权，资方希望他能担任编剧，因为着急想要多挣一点钱，郑执办理了退学，回到北京。

最初几年，郑执有过很多不适应。写小说是一个人的创作，编剧是一群人的创作，郑执以为编剧就是把剧本写好，等到真的进入这个行业后，他发现编剧只是一个配合性甚至服务性很强的工种。郑执的个性强、脾气急，遇到创作理念不合的时候，他会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段时间，他甚至被外界传言脾气不太好。

除了创作层面的磨合，编剧的时间完全跟着剧组走。每年跟着剧组拍戏，几乎完成了郑执一年的社交量。《刺猬》北京路演的第一站，饰演大姑的演员说起拍摄时期，剧组开了一个房间，每天拍完戏，同组的演员、导演和编剧都会在里面聊角色，聊明天的剧情。在她的表演生涯里，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会碰到的情况。

但对于郑执来说，因为这间屋子，他经常是剧组收工最晚的那个人。等演员、导演聊完戏，郑执回到房间，把它们敲下来，再发给副导演，就到了凌晨3点。所幸的是，郑执在剧组有一个特权，爱几点起就几点起。

郑执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做编剧的这几年，他一直没有办法写出自己的满意的小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烦闷，也会不平衡，「这些时间花在写作上不好吗？在家陪陪孩子、看看书、看看电影不好吗？」

后来，他经历了一个想通的过程，既然同时只能做一件事，就不想其他的事，只把眼前的事做好，不去做更多长远的打算，反而是最好的计划，「可能一个剧本用了一年、两年，写完之后再安安静静关起门来，再写一年、两年小说，接下来再进入剧组改剧本」。

他进入了一种更职业的状态。过去，遇到对方听不明白或者不理解、不认同的时候，郑执会坚持，会冲撞，现在他更清楚行业的规则，哪怕是导演本人，也要面对来自市场、资本的压力，不可能完美地呈现自己的艺术审美，「其实大家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回头来看，郑执觉得，冲撞也并非坏事。在集体性的艺术创作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的个性都是无法摘除的。有时候，因为这种激烈的碰撞，郑执和对方有了更深的交流，戏拍完后，两个人反而处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也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郑执在合作中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文字始终是流动的。当他把文字作品交到一群人的手中，导演是不是认同？演员进来的时候，要怎么表现？会提出怎样的意见？所有的不愉快产生其中，也会有奇妙的共识。

《刺猬》的合作是他这几年比较满意的一次。电影在上海放映的时候，郑执混在观众里，当葛优饰演的王战团在广场上旁若无人地唱起《爱江山更爱美人》时，他落泪了。这首歌是郑执提议加进去剧本的。原因也很私人，这是他父亲生前唯一唱过的歌。

郑执向我们讲起这段故事。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父亲开了一家小面馆，经常很晚回家。有一天深夜，父亲喝醉了，郑执和母亲搀着他上楼。喝过酒后，父亲的心情很好，他左手搂着母亲，右手搂着郑执，嘴里哼着「东边儿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那时他们住在东北特有的赫鲁晓夫楼，刚安上声控灯，往上走的时候，黑暗的楼洞在歌声中一盏一盏亮起来。这个画面从此印在了郑执的记忆中。

亲眼目睹记忆照进现实，看到私人情感在那一刻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在眼前，郑执觉得，这是电影创作的另一重乐趣，也是小说创作无法取代的部分。

但是最终，他还是决定停下编剧的工作，回归一个作家的本分。文学始终是他最热爱的事情，他想要写出更好的作品。

最近这段时间，郑执正在构思一篇新的长篇小说。写小说是个体力活，当写作开始，郑执会把自己关到书房里。只是，他不再不分昼夜地熬，而是更有意识地把它当成一份工作，「6小时上班制，争取再给自己安排一个周末」。有时他也会卡住，几个月前可能已经写了几万字，突然有一天觉得不对，全部推翻重来。被问到进度时，他苦笑说，单从字数来算的话，动态归零。在他看来，这是创作小说最痛苦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又到了一年秋分。这一天，万物等长，昼夜均分，是天地万物最接近平衡的时候。但郑执觉得，平衡总是短暂的，「生命的常态就是失衡」。

过去几年，「失衡」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普遍情绪。郑执感同身受，也仍然身处其中，但他认为，人不能每天都在这种纠结和内耗中度过。

「有时候这种痛苦就是因为想太多，过度思考每件事的意义。」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工作中种种的磨合、不适应后，他分享了一个有点儿「混不吝」的人生智慧——拒绝思考。与其把时间花在不断地自我提问和内耗上，不如专注做眼前的事情，放下掌控欲，有一天，改变自然会发生。

在郑执看来，生命的本质，就是面对失衡时的那颗「平常心」。

「更好」，是忘记思考什么是「更好」

郑执对「秋分」最深的记忆，来自童年的一场叫做「拔皮狗」的游戏。「皮狗」是东北俗语，形容梧桐叶落下之后的叶梗。男孩儿们流行比谁捡到的叶梗更粗、更大、更强劲，「一般要拿醋、酒精泡，磨砺它好久，然后从鞋窠儿里掏出来，让大家来拔」，获胜的叶子被称为「狗王」。

直到今天，他都记得，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秋天，有一堂课，他借口上厕所，跑到操场上，秋风卷过梧桐树，第一批落叶在操场上漫天飞舞，他独自一人在操场上追着叶子，远处是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那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间。

秋分，也像是他当下的人生阶段。

两年前，郑执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父亲。女儿出生后，郑执花了大把时间带孩子、陪孩子。但他不再感到时间花得不值，也不再因为被挤压的创作时间而失衡。他记得有一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忽然发现自己跟女儿的亲近感远高于别的父女。有了亲身对比，他意识到，人是不可能拿工作价值的大小来对比生活中跟真正爱的人认真相处的价值。

成为父亲，也让郑执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有段时间，因为带孩子，郑执「累得像狗一样」。好不容易到了深夜，他一个人枯坐在家里，周围难得的安静下来，恍惚间，他感到父亲就坐在对面。也是在那一刻，他忽然就想到，自己出生的时候，父亲才25岁，「我25岁的时候，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父亲这么年轻，还是在东北下岗潮的背景下，居然就担起了一个家」。那一刻，郑执觉得挺佩服这个男人的。

快到不惑之年，郑执越来越感知到命运的力量。

曾经，父亲希望郑执不要像他那样自我、孤僻，不善表达，要往他的反面走。这两年，他发现自己身上越来越有父亲的影子。不仅是跟父亲越长越像，还有父亲性格中不讨喜的部分，也深深藏在他的骨子里。

焦虑也变得具体起来。过去，郑执质疑自己能写什么，该写什么，做编剧的意义，现在他最焦虑的是健康问题，他开始很严肃地锻炼身体，酒也比以前喝得少了。有了女儿以后，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责任感更强了。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陪伴女儿更久一点。

他将生活调成了孩子的作息，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上午写作，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看看书、锻炼身体，陪孩子玩一玩，晚上9点半睡觉。哪怕现在孩子大了一点，不用再随时随地跟着，早上到点他还是会自动醒来，「跟个老头似的」。

对他来说，这就是当下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视频拍摄当天，郑执认真而松弛。开拍前，他会细致地询问工作人员，上镜的状态好不好，自己需要说到什么程度。转场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比预估的长，他也丝毫没有不耐烦，想起刚才路过的小酒吧里有一场《黑悟空》的比赛，赢一局就能免费喝一杯，他兴冲冲地跑了回去，打了一把，输了。

「生命其实就是在一片混沌与无序当中，找到那么一点儿属于你自己人生的乐趣。」他说。

走到37岁，郑执依然在追寻更好的生活和创作，只是，他不再执迷于「更好」。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困难，会痛苦，会被卡住，在他看来，关键还是放下对命运的掌控欲，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个自洽的过程」。

此刻，他对于「更好」的愿望是，能够更心无旁骛地写作，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怎么才算有趣？郑执觉得，人要学会感受，要能在具体的生活中落泪，不要变得麻木不仁。有一天，当你忘记思考怎样变得更好，就说明生命状态进入了一个真正更好的层面。

「更好」也是每个人最为朴素的愿望。多年来，特仑苏一直致力于探索「更好」的不同含义，它可以是寄于未来的滚烫梦想，可以是立足当下的简单快乐。「更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认真地生活，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要爱的人，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找到能让生活自洽的平衡点就是一种「更好」。

更年轻、焦躁的时候，郑执不会注意四季的流转，也不懂得老人对于节气的认真。郑执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分、秋分，家里人总要和个春饼、包个饺子，他总是觉得既无必要，还浪费时间。现在，他突然理解了，仪式的背后其实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常俗的力量。

常俗是什么？「常俗就是地球不是围着人转的。」

秋分时刻，郑执终于重新开始过上小说家的生活。有的时候，他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还停留在青春期，但另一部分好像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老去。童年玩的「拔皮狗」游戏就像一个隐喻，不去过度追问意义，只专注地追逐一片落叶。这是生命提前教给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