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2024
●ToroScope
十年酝酿
一个关于侠义与坚韧的故事
平遥国际电影展 9.24-9.30
9月24日，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开幕。
由贾樟柯监制、刘娟执导，王砚辉、邓恩熙主演的影片《怒江》在站台-露天剧场举行了首映。影片以犯罪类型片的方式，讲述了丧女的胡登杰（王砚辉 饰）为了解女儿去世的真相，千里追寻女儿的闺蜜季红（邓恩熙 饰），因此卷入了一起边境秘密交易的故事。
首映之前，导演刘娟向陀螺电影动情地讲述了她在拍摄《怒江》之前的种种经历，包括她在云南怒江地区支教、在印巴边境和美国黑人社区调研、为张桂梅拍摄纪录短片等等。
这些经历虽然从时间上跨度长达十年之久，从距离上也相隔万里之遥，但它们共同激励着导演的创作，最终促成了《怒江》的问世。
《怒江》概念海报
以下是《怒江》导演刘娟对其经历的自述：
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于2013年公映，这部影片是一部青春片，由于2015年前后是青春类型片的一个小高潮，所以《初恋未满》算是赶上了这波风潮。
刘娟首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剧照
但这之后我想尝试在犯罪类型片里寻找可能，但当时行业里大多数人对女性导演的犯罪类型创作没有信心，而我又非常坚持，别的类型不想拍，所以就经历了比较长的构建故事和匹配制作的时间。
我其实是在2006-2009年，写第一部剧情长片剧本时，就有过想做犯罪类型片的想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松本清张的小说，以及《日落大道》《雌雄大盗》《出租车司机》等等影片都给了我一些启发。我尝试写过几个剧本，都是女性犯罪，但好的犯罪类型片其实要和社会当下紧密绑定，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时代语境，所以那几个剧本也没拿出来，就当作剧作练习了。直到后来，我找到了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的切口——也正是这个阶段，我在怒江的经历触发了我。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怒江》这颗种子的萌芽，源于过去十年里几段不同的经历。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做纪录片开始的。2008年，我给汶川地震做过纪录片，拍了那边孩子的素材。这个经历可能跟我再之前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哈尔滨电视台的《万家灯火》栏目做过实习记者，我更习惯从个人的成长背景或者家庭关系来研究问题。2013—2017年之间，我开始协助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支教（后简写“美丽中国支教”）工作，有机会在边境线上走进很多学生家庭。
当时这个公益组织不像现在这么庞大，非常需要综合性人才……在这个组织中间，我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共同成长，成为亲密的战友和伙伴。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国际一流院校，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愿意留这么一段时间，投身到边疆教育，大家想通过各自有限的能力，做些有长久意义、不求回报的事。这个很单纯的初衷，让我也拿起了摄影机，对我所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多观察，开始也没想能持续这么久。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2013年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上映之后，我几乎马上就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拍摄我们的学生和她们的家庭，也会教授她们英语、语文或者音乐、摄影、体育……也会做一对一的心理疏导。
我每次去的时间比较松散，因为我要负责把所有的拍摄素材带回来、整理，把那边的情况和北京负责管理的同事进行交流，所以我的工作是不断往返，而不是一个专职教师。另外，当时美丽中国支教也陆陆续续受到了一些投资人的关注，他们想知道我们的愿景，到底想把这个学校做成什么样？为什么要做这些学校？要怎么跟这些学校合作？我的工作就是拍摄很多当地家庭、老师和学校，包括一些具体的课程，把这些影像给投资人看，告诉他们我们的努力所在，以及接下来的需求。
那个阶段，美丽中国支教发展迅速，在那会儿你能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所有短视频、短纪录片都是我来制作的。但后来确实因为学业发展，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只能退出。
在与当地人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留守家庭学生的一些普遍问题，虽然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其实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寻求这个“渔”，孩子们最需求的，可能不只是知识，深往下挖掘，会发现他/她们最渴望的是那种很亲密的爱。
当地学生家庭里，经常是母亲、奶奶（或者姥姥）祖孙三代女性生活在一起，她们之间的关系很冷漠，比如，其中有一个人在病痛当中，其他人会视若无睹，别人对待他/她们家庭往往也是如此。他/她们对痛苦的无感，我们所谓的关怀、关心甚至呼救，在家庭日常里都趋近于零。除了日常衣、食、用，亲人间的沟通所剩无几。
那么学生缺乏的这种“爱”，老师要怎么给呢？
每个老师可能都是很短地呆上几年，也没有办法持续供能学生的一辈子。你怎么让她/他们在我们离开之后，还能相信世界是有爱的，你怎么让他/她相信自己去爱了、去表达了，别人就会回馈她/他？要让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去做出改变，有勇气爱别人、珍惜她/他的生活，非常难。我们一度是在盲人摸象、找不到方法，只能去教授知识、嘘寒问暖、关心他/她们的家庭，但是怎么看这种方法都是最粗浅的，治标不治本。
我们开始从原生家庭来找，而且我发现对于很多家长，留守是被迫的，不管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还是追求更美好的憧憬，他/她们在外艰辛，用尽全力维持一个家，但这个被留守的家，跟他/她想象得完全不一样，亲密的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疏远没有办法再了解对方，甚至已经不认识对方了，这都是非常痛心的。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我们周围，很多看上去非常顽劣的“不学无术”的“坏学生”，如果我们能持续理解和关心，一段时间后，她/他实际上就会不自觉地用我们关心过她/他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学生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思维和情绪，而这些的根源，就是她/他们没有被爱过！当一个孩子受伤之后，被污蔑、被冤枉了之后，如果你第一时间去关怀，那么她/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她/他会知道原来去关心、去理解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就算一个简单的拥抱、一句话，对他/她的生日祝福，给他/她的微笑……
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被忽视的互动，却是最有效的心灵抚慰。尤其是你赶上了孩子很焦虑或者痛苦的状态，你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下意识的反馈是什么，其实会给她/他带来重大的影响。
2015—2016年期间，我同时拍一个印巴边境线附近的纪录片。因为我云南支教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干别的事情，纪录片要求一个创作者随时冲上去，所以那个阶段我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做纪录片，如果我进到任何一个剧情片的项目里，或者广告的项目里，一旦有了商业的诉求，我的时间就都不自由了。
这个印巴边境的纪录片是一个机缘巧合，我在那边接触到了印巴边境线的留守家庭，去到家庭里，发现了很多家庭与怒江边境相似的处境，青少年所遇到的问题是普遍的。他们的家长也会去孟买、加尔各答，或者是更偏向旅游业的果阿工作，甚至有可能越境到巴基斯坦。
事实上，在2014年我就去过印度，那个时候我的语言非常不好，除了比较偏旅游的翻译，也没有真正当地的朋友给我做深入的翻译。当时那种环境下，从表象感性上看，我可能会直觉印巴边境与怒江的相似性，等到后来再反复回去，我已经在当地有了特别好的朋友，有了接受我生活的家庭，我印度妈妈的儿子一直是我的翻译，通过他，我逐渐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数据，当初感性的认知，逐步得到现实支撑。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如果不是疫情，这个纪录片会一直拍下去，因为我已经跟拍上了三个比较典型的印度留守家庭，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包括这些孩子、这些家庭里面的女性成员，她们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相当于我的田野调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篇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纪录片就变成了我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工具。
后来在我读了博士之后，我就发现不只是在怒江边境，不止在印巴边境，甚至在美国也是！我在纽约读博时住在127街，下十个街区就是哈林区（Harlem），因为在当地经常做一些社区活动或者公益活动，我就很容易进入到当地的黑人家庭里，而我进去之后就发现，那里也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导致我坚持一定要做《怒江》。
就是觉得先拍这部电影吧，可以说过去十几年的生活体验和学习经历，都让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有很强的普世意义的。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拍摄张桂梅老师的经历，也加强了这个信念。我后来还跟之前美丽中国支教的同事说过，张桂梅老师跟我们使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这就证明我们的方法是放之四海的。只要面对学生，用的方法殊途同归，那就是用心用爱去引导。关于张桂梅老师要通过高考的方式让女孩子们走出深山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这方面我肯定没有张老师调研更丰富，但我确信这是最快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那边的孩子她们的结婚年龄非常早，如果再等，如果不抓住高考这样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她们真的没有别的出口。
当时是2021年，新媒体平台“新世相”找到我（《你好，张桂梅》），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儿五个月，其实都没有办法出去工作，而且张老师真的非常不好采访，难度很大，她已经接受过很多采访了，你到底要以哪个角度切入这个纪录片，实际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刘娟执导，纪录片《你好，张桂梅》海报
我肯定不希望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不管什么东西，我特别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指票房、收视率，重要的是它能帮到我的访问对象什么？通过这个纪录片，我们要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我考虑了小一个星期，最后才决定去。我们在那里大概呆了半个月，没有一上来就拍，而是观察了她很久，其实最后的拍摄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但用了很长的时间观察她和跟她聊天。那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片子真正的意义——就是帮她招到更多的老师和帮手。她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
《你好，张桂梅》的工作是在拍摄《怒江》之前完成的，但因为《怒江》的剧本很早就写定了，后面一直就是在等待整个制作的契机，所以可以说《你好，张桂梅》和《怒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但是我很敬佩她，她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做这件事情，那我坚持的时间相比起来太短了，所以这个鼓励是在的，这个经历确实论证了我想要的拍的东西，确实要完成，一定要实现。
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引发《怒江》这个故事、这部电影的原点。
《怒江》片场工作照
我在怒江呆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想象在那边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大量地看书，大量地和当地人交流，当地有非常多的社会和生活经历，都是宝贵的第一手素材。
我自己对国际新闻也非常感兴趣，这是从小我父亲给我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想因为我是重庆人，所以西南三省好像在一些问题上是共通的，我们会了解很多边境相关的信息，看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家里也会经常讨论、彼此交流。
当然，《怒江》这个故事不管说到什么样的大问题，无论是跨境贩毒、缅北动荡等等，其实归结下来我都希望把它处理到个人，让它进入到主角自己的命运环节中。我不是去展开这些大问题，更多地是使之成为戏剧基础和情境，看它们如何对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
《怒江》这部电影的剧本，我其实是倒过来写作的，我先写了结尾胡登杰教季红舞刀的那场戏，那场戏是我最想表达、最想让它存在的，如果说我做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些坚持，我内心里想要讲的就是那一场戏。在那场戏里，季红问胡登杰，你就没有害怕的事情吗？老胡就对她说了那段话……
他既是说给季红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而这段话也是我想告诉学生们的一段话，但是我没有机会告诉她们。
《怒江》剧照
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宽容与和解，讲的是我们和自己的和解，另外就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事物：世界上每一天、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冲撞和对抗，而激荡的社会浪潮其实就像是一个显微镜，它不断地考验人性，当人需要不断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其中的情谊，或者说“侠肝义胆”。
我在写给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文字里也提到，所谓的“侠肝义胆”就是说，不管哪个阶层的人，我始终相信人的本真是求善的，是第一位的。就像老胡这个人，他在面对季红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他做的选择是什么？这里面就彰显了侠肝义胆。
《怒江》剧照
我以前觉得这种“侠义”文化是不是东方人独有的，但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天底下的百姓们，那些朴实无华的普通人们，他们无论是哪里人，其实早就已经把这种有情有义的人生过在日常生活里了，这总是很打动我。
尤其是小女孩儿们，不管是我在云南边境遇到的那些学生，还是我在印巴边境遇到的那些姑娘，她们在对抗暴力、或者说对抗生活里那些困境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魄力，坚持和韧性，都让我感到她们就是当代女侠。
能够书写这样一个既能关注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现象，又能把我所在意的这种人情放置其中，然后在善恶的选择里让人性本身的力量彰显出来的故事，这于我而言本身就完美地达到了目的。
《怒江》剧照
从怒江离开了之后，我一直就在想，一定要坚持把这部电影做下去，因为这部电影最终是献给我的学生们的。
有了上面说的这个段落，整部影片慢慢发展、优化，到我从美国读书回来，恰逢疫情，那个时候我的制片人赵静就把剧本递给了贾樟柯导演，慢慢就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似乎市场上对女性导演的信任也更大了一些，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真的完成了这部电影。
导演刘娟，在《怒江》拍摄现场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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