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世界里，导演们常常追求极致的表演，以打造出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
然而，有些导演为了获得更真实的表演，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折磨演员，这种做法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电影制作中的方法表演，长期以来被罗伯特・德尼罗、丹尼尔・戴 – 刘易斯等演员用作塑造真实角色的切入点。导演们有时也会借鉴这种方法的原则，试图从演员那里获取更出色的表演。但不幸的是，这一过程中，部分导演的行为越界，在片场创造了虐待性的环境。
这种导演技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等电影大师。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引发了一种有毒的趋势，尤其对女演员和童星的影响不成比例。
近年来，随着 #MeToo 运动和工会的崛起，这种在片场粗暴对待演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大卫・罗素与乔治・克鲁尼在《三个国王》片场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电影情节紧张，如高压锅一般。乔治・克鲁尼作为主演，导演大卫・罗素为了复制电影的叙事氛围，对演员的态度极为苛刻，创造了有毒的工作环境。当罗素斥责一名临时演员时，克鲁尼觉得导演越界，两人甚至发生了拳脚相向。虽然后来克鲁尼在聚会上与罗素言归于好，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再忍受像大卫・罗素这样让他和剧组人员生活悲惨的导演，只为了一部好作品而付出如此代价不值得。
爱德华多・桑切斯和丹尼尔・米里克在制作《布莱尔女巫计划》时，采用的技术虽然彻底改变了恐怖电影制作，但也带来了不良后果。他们欺骗观众，让观众以为电影是一部虐杀电影，对演员进行了各种折磨。演员们在马里兰州的塞内卡溪州立公园穿行，只能进行即兴表演，导演们还在路上吓唬他们。主演希瑟・多纳休操作电影中的摄像机，导演们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摇晃她的帐篷，让她在漆黑的公园里备受创伤。考虑到演员们没有报酬，多纳休退出好莱坞并改了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昆汀・塔伦蒂诺在拍摄《杀死比尔》时，与乌玛・瑟曼的关系看似充满爱意，但背后也有裂痕。瑟曼公开了一个危险的驾驶场景，她在拍摄时知道车有问题并要求不进行这个特技，但塔伦蒂诺坚持。结果发生了车祸，给瑟曼留下了终身伤痛。此外，瑟曼还透露自己在哈维・韦恩斯坦时代是受害者之一，但她认为在拍摄《杀死比尔》时受到韦恩斯坦和塔伦蒂诺的对待比韦恩斯坦的虐待更具创伤性。
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在《荒野猎人》的拍摄中，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毫不手软。长达 9 个月的艰苦拍摄在加拿大进行，迪卡普里奥浸泡在冰冷的水中，吃生的野牛肉，爬进死马的身体里。拍摄过程被形容为 “人间地狱”，有恶劣天气、导演与制片人争执以及安全忽视等问题。迪卡普里奥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或许对他来说这一切是值得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未必。
威廉・弗莱德金在《驱魔人》的拍摄中，让艾伦・伯斯汀遭受了巨大痛苦。为追求现实主义，在里根被附身的恐怖场景中，弗莱德金让特技协调员给琳达・布莱尔和伯斯汀安装安全带把她们拉到空中，导致伯斯汀背部受伤，且从未完全康复。伯斯汀虽因这个角色获得赞誉，但也对弗莱德金的做法感到遗憾。
詹姆斯・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几乎把凯特・温丝莱特吓得退出。卡梅隆在片场权力巨大，温丝莱特宣称需要很多钱才会再次与他合作。温丝莱特在拍摄中患上低温症，还差点溺水，卡梅隆的回应却只是 “好，再来一次”。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鸟》片场对蒂比・海德莉的恶劣对待令人震惊。海德莉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导演命令其他演员不要与她交往或碰她，看到她与其他男人交谈就会发脾气。甚至还有侵犯行为，如在豪华轿车里扑向她，并制作连接办公室和更衣室的门。这些指控给希区柯克的遗产留下了污点。
罗曼・波兰斯基在《唐人街》片场对费・唐纳薇的骚扰也备受诟病。唐纳薇的角色在剧本中就一直处于防守状态，波兰斯基觉得在拍摄间隙让唐纳薇的生活悲惨会有助于她的表演。唐纳薇回忆起这段经历，认为这完全是骚扰。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欺骗 19 岁的玛丽亚・施耐德进入未经剧本安排的强奸场景。虽然实际的侵犯是模拟的，但施耐德没有得到警告，事后马龙・白兰度也没有安慰她。这个场景如今看来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斯坦利・库布里克在《闪灵》片场恐吓雪莉・杜瓦尔。库布里克让杜瓦尔通过 127 次拍摄来遭受痛苦，在她错过提示后对她大喊大叫。安吉丽卡・休斯顿回忆说，这似乎是在欺负杜瓦尔。杜瓦尔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离开了好莱坞。
导演们为了追求更好的表演而折磨演员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电影制作伦理的深刻思考。
虽然电影艺术需要追求真实和卓越，但这种以牺牲演员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做法是否值得？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导演们应该找到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方式来引导演员，而不是采用极端的手段。
毕竟，电影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演员的出色表演，还需要一个健康、和谐的创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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