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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事来看，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踏血寻梅》在香港电影丰富的类型片传统中应当属于奇案片（《香港奇案之吸血贵利王》、《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纸盒藏尸》、《乌鼠机密档案》），这种类型的电影往往以极端暴虐的方式在大银幕上展现以凌虐身体为主要诉求的感官刺激，观众观看此类暴力奇观电影是为谋求别样刺激的宣泄。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踏血寻梅》没有走这条路线，影评人出身的导演翁子光大胆地另辟蹊径，采用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片非常流行的打破时序的调查模式来讲述这一残酷，冷漠，不可思议的碎尸杀人事件。

本应充满了耸动奇观特性的碎尸案，最终呈现出来的讲述方式却是碎片化、凌乱化，这与记忆有关，与真相有关，与人性之不可测有关，更与香港这座东方大都会的质地有关。

《踏血寻梅》

影片以小标题的形式分为三个大的篇章，分别是「寻梅」、「孤独的人」、「踏血」，以警官臧sir（郭富城 饰）调查为缘由，慢慢将案件的真相诉说给观众。

特别的是，翁子光没有将影片处理成破案片，换言之，「凶手是谁」在影片中并不构成叙事的主要动力。杀人犯是丁子聪（白只 饰）早早就告知于观众。

更特别的是，翁子光也没有在杀人动机这个通常刑侦片中经常有的叙事动机上作文章，用臧sir的话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也因之观众很早就被引导到案件是怎么会发生的悬疑模式中。

整部电影即是围绕着发生过程展开。

再换一种表述方法，翁子光为影片的叙事过程打造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模式，而是描述性的模式。丁子聪与王佳梅（春夏 演）作为两种完全不同成长背景的个体究竟是如何会相遇的，相遇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了影片描述的重点。

描述展开的过程也并非单线突进式的。影片是借由臧sir的调查，神通开、王佳莉（被害者王佳梅的姐姐）、阿叔、母亲、丁子聪等角色一个个开口说话讲述剧情，拼贴出王佳梅与丁子聪的种种人生图谱。

但是这种讲述也并非《公民凯恩》、《罗生门》式主观化的印象式拼贴，不存在谁的讲述更符合真相这样的疑问。在主观化视点的背后，影片有众多无视点镜头下的客观化叙事。

这并非一部讨论真相与虚构的电影，因此也与非探案片模式相呼应。所以带来的相关问题是，翁子光此番采取的如此特别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种意图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叙事手法有没有失败的地方？

由碎片化的叙事模式来看，影片有部分地方存在着近年香港电影叙事的一个通病：部分闪回戏用略显拙劣的黑白片影调表现，这显然是主创对自己叙事信心不足生怕观众理不清头绪的表现。

从理论层面来看，也是对电影叙事视点一种带有强烈盲点的表现。幸好，此类戏的比例并不高。

影片最根本的叙事轴心，我们可以由最后一场高潮戏，也即是王佳梅与丁子聪两人的相遇这场戏来揣摩。丁子聪在审讯中交代杀死王佳梅是因为佳梅自己想求死，而他不喜欢人，不想佳梅是人，所以答应了佳梅的要求。

由这场高潮戏来看，影片之前所有的铺垫，所有拼贴式的叙述其实都是为了表现这两人的相遇。翁子光力求做到，让观众在王佳梅和丁子聪相遇之前对两个角色作最充分的性格刻画，而从呈现的形态来看，这种刻画是成功的。

在两人相遇之前，我们已经对两人的个性、生活际遇了解的非常透彻，这两人虽然一个是香港本地人士，一个是香港新移民，但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生经历无比坎坷，都经历了无法言说的各种苦痛，每日的生活几乎都是挣扎在苦难中，看不到未来。

两人的相遇看似偶遇，但却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某种共同悲剧性命运交合的可能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王佳梅和丁子聪都非常渴望真挚的情感。

王佳梅虽然以援交为职业谋生，但却会与嫖客产生一厢情愿的情感。丁子聪有一个冒牌女友，但始终未得到真正的回应。这种共性合理的决定了两人相遇后立即相熟的可能。

翁子光的视野还不局限于此。片中臧sir这角色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相信这必然是翁的有意设计。一是他喜欢玩陀螺游戏，二是喜欢拍照留念。

玩陀螺游戏对应了他对偶然性的思索，拍照对应了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其实正是影片的重要母题。

处于社会底层的王佳梅和丁子聪相遇虽然偶然，但作为社会边缘人物，这种相遇后的立刻相熟相亲，直至最后的变相极端的托付生命的方式一点都不偶然。

两具生命个体如是存在着，如果不借由调查剖析，勾画整体生活环境的方式，他们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了解。这直接证明了影片的叙事方式是成功的，必要的，合理的。

如果再反向思索影片的叙事模式更能体会出一些深层次的意函。由王佳梅和丁子聪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生活圈子，中间的每个人其实也都有各种压抑与不平，甚至连臧sir的上司（邵美琪 饰）短短的几次出场，也是不断与菲佣纠缠一些琐事，更不用说臧sir、王慕容等其他角色。

片中王佳莉对臧sir有一句话如是说道，「阿妹来香港后变了很多，阿妈也变了很多，很不开心。」

翁子光本人在采访中透露，影片的重要题旨是表现「都市病」。

从《明媚时光》到《踏》，我都是在说都市病，特别是中港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有什么都市病？香港其实无法摆脱中国内地的影响，受内地文化的侵袭。这种侵袭是潜移默化，渗透式的。谈到都市病，中国元素一定是香港人无法回避的。新移民，作为外来者、异乡人，在整个城市之中，其实也感染了都市病。我一直都想探讨这个问题。——见《虹膜》2015年5月下

因此，《踏血寻梅》最终是编织了一张大网，它网络了香港这座城市各种不如意角色的困顿，这种困顿不会随着影片的结束、案件的结束而消亡，它如是存在着，让人无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