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有剧透

《好东西》是导演邵艺辉继《爱情神话》之后的又一力作，点映后豆瓣开分达到惊人的9.1分。

作为《爱情神话》的“平行篇”，《好东西》在延续前作幽默灵动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女性视角，讲述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相互慰藉、共同成长的故事。

《好东西》海报

用电影中的台词，以及导演采访中提到的：能让你开心的、让你幸福的，让你自信的，或者让你平静愉悦就是好东西；那么，电影《好东西》一定是“好东西”，这是一部能够让多数观众感到开心的电影。

《好东西》是“好东西”，也是“新东西”。电影也在多个议题的探讨与表达上突破传统框架，引入新颖的视角和元素，很是值得一记。

城市电影的“当下性”

《好东西》延续《爱情神话》的特色，它依然是一部上海城市电影，通过对上海城市空间的细致描绘与情感故事的深度融合，展开一幅丰富多彩的上海都市生活画卷。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石库门弄堂、繁华的街道、热闹的市集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场所，成功地营造浓郁的上海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不过，城市电影并不仅仅是以某座城市为背景，也不仅仅是展现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更关键的是，透过喧嚣与繁华，触及城市的灵魂，展现城市独有的生活节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居民对于生活的态度与追求。比如，有的城市以开放包容著称，其电影就应体现出这种文化的多元与融合；有的城市古生古色，电影则应经由故事叙述传递出那份沉淀与厚重。

虽然有那么多的都市影视剧在北京、上海取景，却寥寥无几可以称为“京味电影”或“海派电影”，正是因为缺乏对城市精神气质的捕捉。

《好东西》里的上海，很上海，多元又包容。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交织共存，生活中鲜有人会对主人公的选择指手画脚（除非上网），每个人都能保持相对上的自由。

影片开篇，王铁梅（宋佳 饰）带着女儿王茉莉（曾慕梅 饰）搬入新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机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和追求来到这里。王铁梅是一名“沪漂”，虽然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依然选择在上海扎根；她的调查记者职业虽然屡受波折，但她至少还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寻求新的发展。

王铁梅（宋佳 饰）

小叶（钟楚曦 饰）进一步显出上海对于多元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包容。小叶是一名乐队主唱，从事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她的生活充满艺术与自由的气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小叶的选择不会受到什么质疑。

小叶（钟楚曦 饰）

电影中的男女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当代性。王铁梅与前夫（赵又廷 饰）已离婚，并未因此成为仇人，反而以一种相对友好的方式共同抚养女儿。这种“育友”关系，在传统观念中或许难以被接受，在这里尤为自然和谐。

前夫（赵又廷 饰）

小叶与医生小胡（任彬 饰）的关系，不是传统恋爱模式，他们获得身体的欢愉的同时，保持了独立性和自由度，不必承担传统恋爱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关系虽然看似不稳定，或者很“渣”，但这是自由选择，也是当代都市情感生活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小叶的炮友小胡（任彬 饰）

除此之外，不论是当王铁梅前夫与新的追求者小马（章宇 饰）提着垃圾走出弄堂遇到的那对情侣，还是小胡误会王铁梅与小叶关系后的反应，都是包容性的一种。

小马（章宇 饰）

小胡一度误会王铁梅与小叶的关系

但城市电影，最难也最新的，其实是拍出城市的“当下性”。这意味着，电影要深度介入现实，敏锐记录并反映出当下社会的独特风貌与时代精神，对现实生活深刻洞察后进行艺术再现。

《好东西》不必出现特定的年代背景，但可以鲜明让观众感受到，这是一个当下的、正在进行的上海故事，也不仅仅是对上海、而是现实的一种客观记录和讥诮的针砭。

比如作为前资深调查记者的王铁梅，她的职业生涯兴衰背后，是很多同行可以感受到的一种“夹缝中生存”的体验。

比如通过角色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观众可以感受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对人们生活和心态的影响。那么自由散漫的小叶，家里囤满东西，不做饭的她，家里种满了菜，诸如此类。不必刻意渲染点明，观众心领神会。

更新的两性形象

近些年，电影行业认识到女性视角的重要性，许多作品开始直面女性的困境与觉醒。大多数此类电影将女性觉醒当作一个艰难旅程的终点，或者是主人公经历重重磨难后获得的宝贵成果。

《好东西》采取与众不同的策略，将女性觉醒设定为故事的起点。王铁梅、小叶等女性从一开始就具备清晰的女性主体性。

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女性常被视为客体，其声音、需求和潜力被边缘化。女性主体性则强调，女性是独立个体，能够基于自身意愿、需求和价值观，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做出选择并影响周围环境。这不仅仅关乎权利平等，也是一种内在力量的觉醒。

《好东西》中，女性的主体性显著地体现在影片始终从女性“我”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女性的目光、需求和欲望，以及很关键的，女性可以是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比如，在王铁梅的生活中，她从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地塑造自己的命运。是她决定与小马的这段关系是否开始，何时结束，也是她决定了是否在公众号上分享自己作为单亲妈妈的经历，是否分享那些私密的个人经历。

章宇在电影中竟然都有“奶狗”气质了

随之而来的网暴虽然让王铁梅一度自我怀疑，但也让她真正地接纳自我的脆弱无能——女人不需要全能，女人也可以搞砸一些事情，如果游戏不允许女人这样，那女人就不玩这个游戏了。

小叶在爱情中的“恋爱脑”形象，看似是迷失自我，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她在寻找自我认同和情感归属的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小叶的成长背景并不幸福，她的父母关系紧张，家庭氛围压抑，这导致她渴望在爱情中寻得慰藉与庇护。“恋爱脑”源自她的欲求，而非对方的主导。

电影的这种女性主体性，也体现在女性导演的女性目光对于一些习焉不察的女性付出的柔情审视。

电影有一个独出机杼、令人击节的段落。王茉莉在小叶的带领下，戴上耳机聆听一系列由小叶录制的声音，并尝试猜测这些声音的来源。这些声音实际上是王铁梅在日常家务劳动中发出的——煎鸡蛋时油溅的声音、晾晒衣服时衣架与衣物的摩擦声、吸尘器在房间内来回穿梭的嗡嗡声……原本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甚至被当作噪音的声音，在女儿的想象中却化作了暴风雨、火山爆发、沙漠中的下雨等宏大而浪漫的自然景象，仿佛是大自然的交响乐。

这让观众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日常家务劳动的价值，揭示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隐形贡献。在传统观念中，家务劳动往往被视为女性的天职，这种劳动的价值被忽视甚至贬低；电影的浪漫审视，既赋予了家务劳动应有的尊重——这是劳动的诗篇，也深刻反映女性在维系家庭运转中的伟大付出。

同时，观众看到王铁梅在家中默默付出的身影——为女儿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是母爱的具体化。电影将这些声音想象成宏大的自然景象，是对天底下所有母亲辛勤劳动的深情赞美。这种情感的传达方式既含蓄又深沉。

就像邵艺辉在导演特辑里谈到的，在社会当中，男性的痛苦和压力也来自约定俗成的标准下，对于男性必须要“出人头地”的结构性问题。“女性主义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也在解放男人。”

《好东西》刻画了觉醒的女性，也刻画了正在觉醒的男性形象。他们或多或少保留着有毒的男子气概，却也多少已经在挣脱传统的性别秩序。

前夫哥曾是家庭主夫，却又抵不过外界偏见，选择与王铁梅离婚。离婚后才发现王铁梅的好，试图表现自己的女权主义观点来挽回王铁梅的心。前夫哥的形象揭示了一部分男性在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复杂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又难以完全摆脱这些束缚带来的社会压力和自我认同危机。

前夫真的蛮可笑的，但不讨人厌

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眼科医生，小胡选择一种自由随性的两性相处方式，相互不负责，也不随意点评他人的婚姻情感状态。但在误会小叶因为深爱他而选择自杀时，那种隐藏的男性自恋还是充分暴露出来。

与父权决裂的小马，虽然也有一些父权残留——比如受到一些不尊重女性的小黄片的错误影响，但就像王铁梅说的，要给年轻人机会，要给这类男人机会。总的来说，小马愿意倾听和理解女性的声音，保持谦逊和尊重，这使他最终赢得与王铁梅“课间十分钟”的机会。

“女权表演艺术家”

电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都市男女两性关系的全新图景，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探讨两性之间更为平等、理解和尊重的互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双方都更轻盈、更自由。

女性电影的“未来性”

《好东西》不仅关注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也触及女性的未来。这是一部具有“未来性”的作品，未来的女性可能是什么样的，在王茉莉这一角色的设定和成长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电影有三个重要的女性形象，除了王铁梅与邻居小叶这两个大人以外，还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绘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王茉莉是九岁的小女孩，她的自我意识正在迅速成长，开始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产生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她所身处的环境，将很大程度上形塑着她。

王茉莉（曾慕梅 饰）

与传统观念中，“好孩子”应该乖巧、顺从的形象不同，得益于王铁梅的开明教育和营造的自由成长环境，王茉莉的成长之路被允许去做各种尝试，被允许去探索自己的喜好，被允许放弃那些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她展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比如王茉莉最初是因为母亲的鼓励而尝试架子鼓，在首秀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喜欢当主角，她更喜欢做观众，更享受鼓掌的乐趣，那就当观众吧。

这也许就是新一代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新认知——不必强求自己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重要的是享受过程，活出真我。

美好的女性关系

王铁梅与王茉莉的关系，也承载了影片对于代际关系的新思考。王铁梅也有传统母亲的一面，有时会过于保护女儿，有时又会忽略女儿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对女儿又表现出望女成凤的期望；女儿有时也会受到班级里“小气候”的影响，忽略妈妈的付出，产生攀比心理，比如怪妈妈没带她出国。

没有天生完美的母女，重点是成长，女儿在成长，学会理解和体谅妈妈的艰辛，学会诚实与自省；妈妈也在成长，在与女儿的互动中不断调整教育方式，更加尊重和支持女儿的选择。两人共同经历挑战，相互慰藉，实现了情感的深化与代际关系的和谐共进。

王茉莉身上还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女性主义态度，她懂得那些当下很多大人都不一定懂得的常识，比如她丝毫没有什么月经羞耻。这种常识的习得，不是通过灌输，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体验。她有一个女性主义的妈妈，她生活在一个两性关系更具包容性的大环境中，自然而然涵养了她的女性主义秉性。电影最后，她勇敢地去反击那些偏见与不公平，接纳自我而不是自我内耗，她未来的成长之路将更加自信、从容、自由。

王茉莉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方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想想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这么生活，未来好像也就多了一丝盼头。

整部电影唯一让笔者感到别扭的，是在对王茉莉校园生活的描绘上，电影刻画了一个贴满各种负面标签的男同学对王茉莉的各种霸凌。

当王茉莉代表了女性的未来性——“足够乐观和自信，才能直面悲剧”，当前夫和小马都有在摆脱有毒男子气概的努力，导演对于新世代的男性的认知会否悲观了一些？在对这个小男孩的刻画上，是否带着某种“偏见”、甚至是不自知的“恶意”？特别是，当撕裂的舆论场中“厌童”几乎等同于“厌男童”时，是否更要审慎规避这种苗头？

电影中小男孩“举报”王茉莉这个桥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导演是想表达一些什么。只是，这种表达可能已经脱离了小学教育的实际。

很多观众点赞女教师的举动，但“谁教你举报的”，就几乎不可能从一个小学三年级老师的嘴里说出来。笔者特意咨询了三个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得到的回复很一致：在小学中，这种行为被称之为“打小报告”，尤其是小学低年段的孩子，向班主任“打小报告”几乎是每周发生，不分男女。

教师基本是默许孩子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低年段的孩子调皮捣蛋，经常有冲突，及时向老师报告可以避免矛盾升级；二，要允许孩子向老师报告的权利，让他们养成受到伤害就告诉大人的习惯；三，低年段的孩子经常有各种不良的习惯，老师会让孩子们相互督促——比如上课吃零食肯定是不被允许的。而事实上，很多家长平时教育孩子也是：如果你受欺负了，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

所以，在学校教育中，打小报告/举报可以是自我保护，可以是申诉，可以是监督，可以是规则的维护。这个桥段如果接着拍下去，应该是老师告诉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举报，什么时候要杜绝利用举报去打压异己；男同学错了，王茉莉上课吃零食也不对，当然，她还可以当语文课代表。

如果电影没有拍出这些“常识”，那么它不应该让这个大概与王茉莉同岁的男孩子，被贴满各种负面标签——甚至比电影中的成年男性多得多。

所以，《好东西》总体是非常轻盈的电影。但在一些观念的表达上，它也许用力过猛了。

相较于绝大多数电影、包括女性电影在内，《好东西》已经是“新东西”，是大银幕的惊喜之作。但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女性电影，也希望会是比《好东西》更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