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颙琰身处的时代，正是大清转折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把握好机遇是有机会使大清更加强盛的。可是嘉庆帝在用人方面过于保守，政治上也基本延用乾隆朝的制度，使其王朝暮气沉沉缺少活力，成为盛及衰的转折点。

其实嘉庆帝登基时的时局，雍正帝登基时面临的状况差不多。嘉庆帝本人是一个品质修为较好的人，无奈能力有限更缺少魄力，既没有他爷爷雍正的铁腕，更没有父亲乾隆的驭人权术，尽管他也有中兴的梦想。嘉庆一朝有“清官”、“青天”一类称号的官吏，比清代任何时期都多，而地方的贪官污吏，比其他朝代也更多。这和嘉庆帝用人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留给儿子的人才储备是极其丰富的。嘉庆登基之后，除吴熊光、戴衢亭之外，更有董诰、王杰、朱珪、刘墉、纪昀、庆桂等文名沛然的一批老臣辅政。扳倒和珅，掌握大权以后，嘉庆也继续重用这些老臣，但问题是这些臣子大多数已经年迈。

军机处、内阁、六部高官，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臣，嘉庆朝的内阁、军机处多是老人当道，导致官场上呈现出暮气沉沉之感。这些老臣都大名在外，以清廉著称，在道德上是标杆，堪为“完人”。但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八面玲珑、世故圆滑、久处官场、小心谨慎。老臣有一弊端就是，为了名节保身留个好名声，潜意识里带有保守性。嘉庆和他爷爷雍正用人之道大相径庭，雍正用人不论出生有能者居上，像李卫就是这样嗯典型官员。而嘉庆主张德才兼备，当不能二者兼备时，宁可用有德的平庸之人，也不愿用才华横溢的奸狡之徒。

所以嘉庆朝二十五年的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显赫一时的，如傅恒、和珅那般的权臣，同样也鲜少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大臣。这样就等于把一些，敢于办实事能用出众的能臣拒之门外。长此以往这些务实的能臣，也就失去了务实精神，最终导致整个王朝失去了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的缺失甚至之延续到中国近代。所以这种缺少务实精神的僵化思想开始与嘉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