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ick Chen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Sight & Sound（2021年6月15日）

当一些导演将最好的台词留给自己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自导自演的四部电影中只说了三个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的最新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但在这里，当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打破了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必是天堂》

而在《必是天堂》的其余部分，E.S.巧妙地融入到了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中，扮演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松散的情节包括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文森特·马拉瓦尔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抱怨道：「你的电影不够巴勒斯坦……它发生在巴勒斯坦，但也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时光依旧》（2009）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的诗意与暴力并置的喜剧小品。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在另一个镜头中，两名士兵在一辆汽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影机定格在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

《时光依旧》

与此同时，E.S.观察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尾随着他，遍及全球。或者，正如苏雷曼本人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向一位制片人介绍你时，曾这样说：「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苏雷曼：没错。这其实是另一位美国大制片人将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时候说的话，他曾是华纳兄弟影业的总裁，当时他跟克林特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克林特随即对我眨了眨眼，说：「只能说世事无常。」

《必是天堂》

问：你当时是在向华纳兄弟影业推销自己的电影吗？

苏雷曼：其实是他们想参与制作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产品目录有帮助。」在美国拍一部我的电影对于华纳兄弟影业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去拍一部他们的电影，你明白么？

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必是天堂》也算是一部纽约电影。

苏雷曼：但它并不是我原本可能被要求拍摄的那种商业电影。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听过的。我只是把它们转化成了电影里的语言。

问：在你的电影里，世界似乎是由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苏雷曼：是它触发了这一切。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我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我经历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它不再只是存在于本土的地缘政治区域，它遍及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警笛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应激性创伤。有时我会等着看看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但不会期望那是一辆警车。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巴黎，并且目睹了暴恐事件之后——我自己现在仍然心有余悸。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心想，「哦不，拜托，别再来一次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狱是如何爆发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几十年，而人们仍然视之为日常。然后影片里的主角转身背对暴力，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心理创伤，因为现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暴力都会跟着你。我真的深受创伤。我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也许会和我妻子多聊一聊。但也并没有深入到仔细审视我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保有的情绪，相当于活在双重的创伤之中。

问：你展现了巴黎的两面性。有卡拉·迪瓦伊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人。

苏雷曼：他来巴黎是为了见识天堂，结果却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暴力。这只是种矫饰：时尚和漂亮女孩。但第二天，街上就空无一人了。他不知道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是与巴黎建立联系的一种托辞——阿拉伯人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问：在你的电影中，沉默和沉默的打破总是给幽默增加了很多张力。

苏雷曼：在创作声音的过程中有不少乐趣。很多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里的是声音，来自于对影像的纪念。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与影像平行。

问：你常常会被比作雅克·塔蒂。你能谈谈自己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吗？比如我随口一说，憨豆先生……

苏雷曼：（摇头）不，他太老套了。我更喜欢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每个人都这么想。在我知道他们是谁之前，我就拍电影了。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种比较让我受宠若惊。

问：所以当我提到憨豆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吗？

苏雷曼：我不怎么关注他。也许你会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的电视节目。而且他的一些东西的确很有趣。但彼得·塞勒斯的电影才会让我发笑，因为它们往往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笑料。

《憨豆先生》

问：在《必是天堂》的结尾，当主角来到同志酒吧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酒吧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很有宣泄效果。

苏雷曼：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剥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积极分子。这正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他们从自己的定位出发，不需要环球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建立对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的认同的概念。

我带着积极的希望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的表现来表达他们的抵抗。所以他们对占领的反抗是在反抗压迫者。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当然，你总可以把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阻止诗歌。

问：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苏雷曼：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现在年轻一代的所作所为。你在最后一个场景看到的人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亲眼所见的人。在我内心建立的情感和面对这些情感之间有某种同步的东西。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些人。

剧组有人告诉我海法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几乎来一场巡演，穿梭于各个地方。凌晨3点，也就是深夜，最后一家酒吧是同性恋酒吧。我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着。我想，「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了。」这很棒。这完全符合我的感受和情感。就像命中注定的场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