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袁世凯逼宫时，7万清兵都到哪去了为何不反抗
• 义和团是怎样抵抗八国联军的
• 义和团为什么要绑架清军将领聂士成的家人
• 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 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 清朝的北洋新军，下辖了6个镇，战斗力很强，一个镇到底拥有多少兵力
• 为什么一个甲午海战，清政府就投降，没了海军可以打陆战啊
• 天津抗击八国联军的聂士成部是当时清军参战的最强战力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 聂士成和霍元甲谁厉害
• 为什么清朝很落后无兵可用，军阀时期突然就有了可用的部队及军火

袁世凯逼宫时，7万清兵都到哪去了为何不反抗

清末，清朝军队克扣军饷的情况比比皆是，几乎是泛滥成灾，军心动摇，毫无战意，加之清末清政府腐败无能，慈禧太后只手遮天，左右朝政，使得清军上下分崩离析。

袁世凯，太子少保，14万北洋军统帅，由于其带兵有方，赏罚分明，从不做贪腐军饷之事，加之长期使用手段给北洋军士兵洗脑，使得当时的北洋军只听从袁世凯的调遣，清政府很多官员将北洋军称为“袁家军”。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借“武昌起义”开始向隆裕太后发难。当时清政府最有战斗力的就应该算北洋军了，但是袁世凯按不发兵，暗中在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以清朝皇帝退位为筹码进行周旋，条件就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最终成功逼迫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

有些朋友知道，载沣组织了一支全部由满族人组成的“禁卫军”，全部是最优建制，由载沣的弟弟载涛担任统帅，驻扎在北京，专门负责保护清朝的皇亲国戚。那这样一支装备好、待遇好的部队，为什么没有在袁世凯“逼宫”时来履行职责呢？这就不得不说袁世凯的老谋深算了。

袁世凯深知这支“禁卫军”的强悍，而且也知道这只满族军队他是根本没办法指挥的，也根本不会听他调遣，所以袁世凯就借平定“辛亥”，以“提振士气、鼓舞军心、扬大清军队威名”的名义，建议载涛率领“禁卫军”作为先锋，剿灭叛乱，他知道载涛这个人生性胆小，绝不会带兵上战场的，所以使出此计。载涛也正中下怀，主动就将禁卫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袁世凯。

至此，袁世凯已经将军政大权全部揽于怀中，溥仪退位，不过溥仪的下场还是不错的，袁世凯还是让溥仪住在紫禁城，每年还给钱养活上下人等，直至日军侵华战争开始。

义和团是怎样抵抗八国联军的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发展极为迅猛，再加上对洋人的仇视，西方列强严厉要求清朝予以剿灭，然清朝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立场却摇摆不定。后因“克林德事件”的爆发，西方列强不顾清政府阻拦，组建八国联军，在英国军官西摩尔的率领下自天津向北京进发，就此拉开了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序幕。

义和团取得“廊坊大捷”，八国联军被迫撤回天津

武清义和团得悉联军将经京津铁路进犯北京的情报后，立即向各村的坛口发出通知，各村迅速按照指令向京津铁路聚集。

△西摩尔

集结之后，义和团兵分两路，杨村火车站以东为东线，负责拆毁铁路，拦截联军列车，砍断电杆，负责拦截联军列车。杨村车站以西为西路，同样采取拆毁铁路为主，同时埋伏于铁路两侧的青纱帐中，狙击专列。

同时，慈禧太后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命聂士成率领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武卫军，前往天津杨村一代布防。

△聂士成

1900年6月11日，由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组成先遣队共计2066人，乘坐火车出发前往北京。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刚刚到达廊坊一代，便遭遇到了聂士成所部的阻击。聂士成一直主张镇压义和团，趁此机会，他命令义和团带头上前冲锋，然而面对八国联军的机枪，义和团损失惨重之下被迫掉头，结果又遭到聂士成军队的机枪扫射，直到义和团被杀伤殆尽之后，清军才和联军直接交战。

△廊坊大捷

八国联军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而西摩尔又是不善陆战的海军将领，因而刚刚交战，联军便处于了下风，只能撤回天津待援。对于这一次成功的阻击，清廷称其为“廊坊大捷”。而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天津保卫战和北仓保卫战

在八国联军主力部队攻占大沽炮台之后，不仅为西摩尔成功解围，也使得天津局势更加岌岌可危，清军和义和团则在天津进行了积极抵抗。

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和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并在清军的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和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的攻击进行了肯定。在攻击受挫之后，八国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日军在纪家庄击败义和团，并与其他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所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本人于八里台殉国。

与此同时，马玉昆等清军将领不仅让义和团充当先锋，甚至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夜攻租界之时，便有“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的记载。在清军和联军的夹击之下，义和团伤亡惨重，联军之后在汉奸的指引下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就此失陷。

1900年8月2日，八国联军组织两万人沿运河向北京进犯，4日进抵北仓。义和团和清军联合在此多次击退联军进攻，于是日、美、英等国军队攻占韩家墅，随后渡河从侧翼进攻北仓，义和团和清军在联军的夹击下败退，北仓失守，而八国联军此战伤亡同样达到了千余人。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并于次日凌晨对北京发动总攻，在先后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等门后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则坚持抵抗，最终于16日被击败，联军攻陷北京。而慈禧则早在15日清晨，便带着光绪帝、隆裕皇后从神武门向西逃走。

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而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

义和团为什么要绑架清军将领聂士成的家人

八国联军都称，聂士成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强悍的军队。但是，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却在背后捅了刀子。

聂士成是清末难得的优秀将领，民族英雄。甲午战争时期，在朝鲜打过日本人，回国之后编练新军，后来升直隶提督兼任武卫前军总统。

1900年，义和团运动蔓延到了直隶，声势浩大。当时的义和团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连沿路的铁路和电线都要全部毁掉。

聂士成奉命保护京津铁路，义和团前来破坏，聂士成派小队人马阻拦，却被义和团打伤数十人。于是，聂士成怒了，在义和团毁坏廊坊铁轨的时候，派兵前去阻拦。义和团竟然主动迎击，聂士成率部杀了他们500人。

但是，当时的朝廷是招抚和利用义和团的，所以聂士成受到了批评。被调回天津之后，聂士成部和义和团的矛盾越来越深。

天津当时有2万义和团，经常袭击杀害聂士成的士兵，迫于朝廷的压力，聂士成一直忍辱负重。军机大臣荣禄觉得聂士成军确实受了委屈，怕他们哗变，于是专门写信劝慰聂士成。

聂士成回信说：“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由此可以看到，聂士成心里已经非常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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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和义和团的矛盾，在天津杨村保卫战更凸显了出来。1900年6月，聂士成率部来到杨村一带，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当时义和团也奉命前来，配合聂士成部队。

清军与八国联军打得很激烈，都有不少死伤。聂士成一看，你们义和团不是要杀洋人嘛，前面就是，上去杀吧。于是，他把义和团派上了前线。八国联军拿机枪一扫射，义和团就撑不住了，想逃回来。聂士成下令，逃跑的，机枪扫射！

于是，义和团两边挨打。

不过，这场仗算是打赢了，八国联军撤了。谁知道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义和团就跑到京城邀功去了。

于是，朝廷重赏了义和团，对聂士成部队不闻不问。

6月下旬，聂士成率军在天津租界血拼，义和团闲着没事四处抢劫。这可把聂士成气坏了，于是他派兵镇压，杀了义和团一千多人。

第二天，聂士成正在带兵攻打洋人的时候，义和团竟然冲到了聂士成家，绑架了聂士成的母亲和妻儿。聂士成听到这个消息，气愤至极，立刻带人追赶。于是义和团趁机诬陷，说聂士成造反通敌，还向聂士成开枪。

不仅如此，朝廷听信谣言，下旨斥责聂士成，革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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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事儿换谁都受不了。聂士成悲愤的说：“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对于他来说，这时候只求死在战场上。于是，之后的每次打仗，他都亲临一线，求死。

7月9日，城西八里台，聂士成亲自上阵，指挥对抗八国联军，不幸中炮身亡。

更为可恨的是，义和团这时候还想冲上去，砍杀羞辱聂士成的遗体。幸好八国联军追了上来，义和团跑了。

后来德军找来一条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的遗体上，并且派人交还给了清军。

聂士成死后，天津城没有一个官员为他吊唁，朝廷甚至充满斥责的表态：“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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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不信，可以查查《清史稿》、《西巡回銮始末》、《拳变余闻》，以及其它关于义和团的史料，一目了然。

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天津, 初名直沽寨, 简称直沽, 称天津则始于明朝初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后, 皇族内部发生夺位之争。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誓师北平, 经过靖难之役, 终于攻占南京, 夺取帝位, 改元永乐, 是为明成祖。明成祖朱棣以南下之师由今天津地方渡过海河, 为了纪念南下战争的胜利, 特赐名直沽为天津, 意思是“天子渡河的地方”。1404年筑城置戍, 故城在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附近。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 天津成为京师东南转漕戍守重地。朱棣在镇守北平时, 把从家乡安徽尤其是凤阳府一带征招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 他们后来多数定居于此。而今宿州市就是当年燕王镇守北平招兵的中心点, 今天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宿州方言, 以至天津人到了安徽宿州一带, 乡音充耳, 竟无身在异乡之感。

古代天津商业的发展, 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 徽商即是其中之一, 主要从事盐、茶、文房四宝等行业, 并建立了安徽会馆,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近代, 随着淮系集团的进驻, 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 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 创建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 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为天津地区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鸿章自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长达20多年。他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 移驻天津, 冬令封海再回驻省城保定。天津如遇有紧要事件, 亦不拘封河回省之制。天津“地当九河要津, 路通七省舟车”, 既是京师门户, 又是洋务、海防要冲, 位置重要。作为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中坚的李鸿章在天津推行了多项近代化建设。

近代企业1870年, 李鸿章接管了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并加以整顿扩充, 添购机器, 增盖厂房, 充实役匠, 抽调沪局督办沈保靖总司其事。津局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军火产品, 供应直隶淮军、关外征防各营及调援外地之淮军, 并协济各省。天津机器局也成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一 (其余三个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 , 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李鸿章随后还创办了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老龙头火车站 (今天津站的前身) 及铸钱厂、水泥厂等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淮系集团成员如朱其昂、杨宗濂等在天津创办的民用企业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等, 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陆路电报线1877年, 李鸿章命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英国人拜提架设天津机器局东局 (城东贾家沽) 至直隶总督天津行馆 (在天津东北门外) 之间的电报线, 长约16里, 由闽、粤学生充当操作员, 往复通信, 方便迅速。李鸿章在给下属刘秉璋的信函中笑称:“数百十年后, 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1879年, 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的帮助下, 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之间的军用电报线, 长约100里, 于当年6月开始使用, “号令各营, 顷刻响应”。1880年9月, 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指出, 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 西洋各国除讲求枪炮之外, 水路有快轮船, 陆路有火轮车, 如今又有电报之法, 使得“海国如户庭”。中国自北洋以至南洋, 调兵运饷, 事事重要, 应尽快设立电报, 以通气脉。李鸿章这一架设天津至上海之间陆路电报线的请求, 迅速得到朝廷批准。当年10月, 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 聘请丹麦技师来学堂教习发报工作;并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于紫竹林 (天津租界) 、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设分局。津沪线于1881年4月动工, 12月底铺成, 正线、支线共长3000余里。以天津为起点的电报线还有:1883年架设的天津至通州线, 长180余里, 1884年拓展至北京;1884年架设的北塘至山海关线, 经芦台、乐亭、昌黎, 全长400余里, 由署理直隶总督、安徽合肥人张树声主办;1885年架设的天津至保定线, 长300余里。

邮政建设1878年, 海关总税务司洋人赫德指派东海关税务司洋人德璀琳在北方各口岸的海关筹办邮务, 试办华洋书信馆。这一行动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并致函总理衙门推荐德璀琳。华洋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 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 仿照西洋办法, 试办邮政, 管理海关、使馆邮件, 兼收民信。在天津和大沽及京津间设立了海关骑差, 在天津至牛庄、烟台等地开办了冬季陆运邮件的业务。同年12月, 海关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 面值分为银一分、三分、五分三种。后来, 在天津法租界内设邮政总局, 天津德、英租界以及北马路、大经路等都设有分局。

铁路建设开平矿务局成立后, 为便于运煤, 李鸿章批准修建位于滦州开平西南之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 1881年6月建成通车, 长约20里。有了这条铁路, 即可连接芦台河流而入渤海湾, 东至秦皇岛以海运至上海, 西至大沽以达京津等处。唐胥铁路最初是用骡马在轨上拖车, 后来英国人金达利用开矿用的旧锅炉暗地里制成一辆机车 (被称为“中国之火箭”) , 几经周折后, 终于取代骡马。1887年, 唐胥铁路从胥各庄延至芦台, 改称唐芦铁路。同年, 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天津铁路公司, 以安徽建德人 (今东至县) 、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 拟将唐芦铁路接至天津, 名为唐津铁路, 或称津沽铁路, 并于1888年建成。从唐山至天津, 全长约260里。当年10月9日, 李鸿章前往查验, 深感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 一律平稳坚实, 桥梁、车轨均属合法。除停车检查工程时刻不计外, 计程二百六十里, 只走一个半时辰, 快利为轮船所不及。”李鸿章还计划将铁路接修至通州, 但由于朝廷内部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后来, 李鸿章将唐津铁路接修至滦州的林西镇, 1890年又展修至山海关路段, 1894年林西至山海关的200多里铁路建成通车。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 从山海关乘火车回天津, 称山海关至天津“六百余里, 半日而达, 极为便速”。

大沽军港天津周围共有72沽, 如塘沽、大沽、葛沽、咸水沽等, 其中大沽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北洋海军成立后, 为保障海军兵力驻泊与机动, 李鸿章展开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 1880年初开始筹建大沽船坞, 年底初步完工。大沽处在天津外围, 除船坞、炮台而外, 还有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 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等。天津因有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 而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军火生产基地和舰队维修基地。

新式学堂为培养洋务人才, 李鸿章还在天津建立了新式学堂, 延聘洋教习, 开设近代科学课程, 培养专门人才, 如天津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总医院 (内设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 等。其中天津武备学堂规模最大, 是根据盛军统领周盛传等人的建议而设, 以培养陆军人才为主, 规制略仿西洋学堂, 聘请德国军官教练, 学生主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学, 炮台、营垒诸法, 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 并兼习经史。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骨干将领, 大多数是这个学堂的毕业生。

周盛传筑天津新城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不久, 考虑到津沽形势紧要, 檄令合肥人周盛传统领的盛军马步20余营从山东济宁调驻天津青县马厂, 作为拱卫京畿之师。盛军由同治初年的淮军盛字营发展而成, 士兵多为两淮子弟。移驻天津之后, 盛军除平时操防训练外, 还投入到修筑河堤、屯垦筑城等工作之中。

周盛传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处形势后, 向李鸿章建议, 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 修建天津新城, 设险屯兵, 旁控大沽、北塘。在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 周盛传督率所部兵勇帮做工程, 并将朝廷历年欠饷共白银5.5万余两捐作工程经费, 于1873年4月破土兴工, 凡有兴作俱仿“泰西新法”, 历时两年建成, 内外两城, 大炮台三座, 小炮台71座, 并在新城内修街道、办学校, 吸引外地商贾前来贸易。

周盛传在督办新城之际, 往来于天津与马厂之间, 看到津南静海一带有空阔湿地100余里, “潮日两至”, 可改为水田, 主张开荒屯田, 并选择津南洼地潦水套, 来围滩造田, 此即后来的新农镇, 亦称小站。1874年, 周盛传督率将士疏浚葛沽下引河20里, 修建闸座, 引淡水灌田, 得良田万亩, 当年秋后即略有收获。1875年, 周盛传留马队驻马厂, 其余各营移驻新农镇, 开始大面积屯垦。在六年时间里, 从小站到大沽口开挖新河90里, 开辟支河数十条, 上接南运减河, 引淡水去咸水, 成稻田6万余亩, 并从家乡引进稻种, 请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 盛军士兵多来自江淮之间, 很快掌握了种稻技术并向当地人民传授。自此以后, 品质优良的“小站稻”就在华北一带名闻遐迩。盛军屯垦的小站由于兵精粮足, 后来也成为北洋新军练兵基地。此项工程浩大, 既有利于国计民生, 又巩固了海防。周盛传去世后, 天津士绅感其恩德、“遗爱在民”, 捐款为其建祠。这就是位于今天津三条石大街附近的周公祠的来历。

周馥家族引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安徽建德县人周馥, 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府, 相随李鸿章40余年, 号称李氏大管家。1865年因功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的次年秋天, 永定河洪水大涨, 决口30余处。李鸿章函召周馥来天津襄助, 事成后, 周馥以道员身份留在直隶补用。1874年, 周馥连续治理津门入海金钟河、北运河筐儿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 设立文武汛官防守。当时天津频遭水患, 豪雨为灾, 民众怨愤。据《字林西报》报道,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都怪在李鸿章头上, 甚至抱怨说, 李大人至此, 不是大雨就是洪水。李鸿章也因莅直几年迭遭洪水而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周馥上书建议在南北运河上游要隘开辟减河泄洪, 并在南运河下游开屯田。后来盛军统领周盛传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通减河, 灌溉小站, 辟营田数千顷, 利用至今。1877年, 周馥任永定河道, 当时滹沱水患, 周馥亲历沿河10余县查看, 拟定了治理方案, 后因财力不支未成。1881年周馥署津海关道, 次年兼署天津兵备道, 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1890年7月, 天津等地连日大雨狂风, 永定河两岸、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决口多处, 上下数百里一片汪洋。周馥因治水有名, 又被派督永定河。在查看灾情后, 他在河北岸采用巨石护堤法, 以卫京师。此后北岸无溢决。朝廷为嘉奖周馥, 授予他头品顶戴。1892年, 周馥又在卢沟桥南减水河建石坝防洪, 很有成效, 此后18年间仅决口一次。周馥后相继任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在天津任职30年。1902年升任山东巡抚, 1904年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1906年授闽浙总督, 未即行, 又改任两广总督。1907年致仕。

周馥也很重视教育。他在任天津道时, 帮助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任直隶布政使时, 创办了保定大学堂。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 曾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任职期间首次提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但他一生主要是经营实业, 而天津则是他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创设银元局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劫掠了大量白银, 毁坏了天津机器局造币厂, 造成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制钱奇缺。1902年8月,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 任命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在既无设备, 又无厂房的情况下, 周学熙经过精心构思, 日夜督工, 仅仅72天, 就开工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 不仅缓解了市面制钱紧缺的局面, 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凯“因诧其神速, 推为当代奇才”。

总办直隶工艺局1903年周学熙奉派到日本考察工商币制, 认为日本的富强在于“练兵、兴学、制造”, 中国要富强也要如此。回国后, 他主动要求担任直隶工艺局总办。该局的职责是“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 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校、工厂外, 于本省各属之兴办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总局先后办有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在发展实业中, 他把工艺局办成了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至1908年, 他为所兴办的实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这期间, 周学熙名声大振, 晋官加爵, 先后被任命为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 但他始终兼职工艺局。

重振启新洋灰公司1905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天津官银号督办。他上任后对该机构进行了整顿、改组, 通过各种渠道积聚资本, 又将资本以信贷方式投放于工商企业, 其中就有启新洋灰 (水泥) 公司。1906年7月, 周学熙经过多方交涉, 终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启新洋灰公司。周看到洋灰的发展前途非常大, 就将该厂原有资本压低估价为银洋7万多元, 从天津官银号借款将资本全部购买。一边生产, 一边招商集股, 集资100万元, 便将原借款归还, 将这一官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 改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周学熙在经营启新的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2年, 启新公司有4700多名职工, 年产洋灰150万桶。

组织滦州矿务公司%在无法收回被英国人骗占的开平矿产的情况下, 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决定在其旁边开设滦州矿, 走以滦收开的路子。1907年滦州矿务公司成立, 实招股银300万两, 管理处设在天津。但滦矿开办后, 在与开平的竞争中遭遇很多困难, 被迫与开平矿联合, 于1912年6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周学熙因未能实现初衷, 就不再在新公司任职。

创办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棉纱、棉布价格飞涨。但华北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除了一家只有5000锭的模范厂外, 竟没有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周学熙决定创办纺织企业, 联合滦矿、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 组织华新纺织公司。开始准备官商合办, 因官场派系斗争, 受到排挤, 便退回官股, 实行商办。1918年华新天津厂正式投产。开工生产后, 因当时原料充足, 棉贱纱贵, 获利颇丰, 1919年获利140万元, 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 超过资本一倍以上。它奠定了天津纺织工业的基础。华新纺织公司还先后开办了青岛厂、唐山厂、卫辉厂。

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周学熙认为, “国家所赖以开浚利源者, 厥为实业, 而实业之能否发达, 则以银行之能否设法辅助为断。我国商业银行虽日渐增设, 而实业银行尚付阙如”, 决定创办一家银行。1919年4月, 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 总行设于天津, 周学熙兼任总理。该行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 与周氏经营的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1924年, 周学熙以年老多病, 辞去了各项职务。但为了保护周氏资本集团不被瓦解, 复组织实业总汇处, 由启新、滦矿、华新组成。后因内部矛盾, 次年改为实业联合会, 1927年又改为名存实亡的实业协会。

周学熙家族民国年间在天津经营实业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周叔弢。他是周学熙长兄周学海的儿子, 先后参与创办了华新青岛厂、卫辉厂、唐山厂, 还在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兼任职务。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失败, 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 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 董事会委派周叔弢为经理, 于是他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上任后, 他知难而进, 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 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 日本经济侵略加剧, 到1936年日商先后控股、收买了华新唐山厂、天津厂, 周叔弢也就离开了这两个厂, 在天津闲居。1945年7月, 周叔弢任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 日本投降后升任总经理。他带领该厂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并与广大职工一道, 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贡献。1950年出任天津市主管工商业的副市长,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4年他率先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并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后, 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长达16年, 尽职尽责。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84年2月逝世。

孙家鼐家族在天津创办近代工商业

安徽寿县孙家鼐家族在天津经济活动的开创者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孙多鑫、孙多森。他们原在上海投资兴办大型面粉企业阜丰面粉公司。1905年、1907年先后应袁世凯的邀请, 来到天津, 协助周学熙经办直隶官银号, 后又协助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但孙多鑫在1906年底便去世了, 孙家在天津的事业主要由孙多森经营。孙多森在清末任过直隶劝业道。民国成立后, 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不久被革命党赶下台。不久, 任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任内颇有建树。1914年6月, 他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并控制了该公司, 将其变成了实质上的家族企业。通惠公司成立后, 他以此为基础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 中孚银行正式开业,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 直到1930年才迁往上海。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开办较早的商业银行, 也是我国最早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该银行不仅帮助了孙氏家族企业, 对我国民族工商企业也有很大支持。如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困难、银行逼债的情况下, 中孚银行果断援手, 给以资金支持, 使该公司重获生机。该公司也由生产、出口地毯扩展到粗纺毛呢、精纺呢绒、毛线和麻纺等多个产品。孙多森的侄子孙晋方后长期任该公司董事长。

1919年孙多森去世后, 孙家事业的主持人是孙多森的幼弟孙多钰, 他1899年留学美国, 1909年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孙多森去世后, 他接任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的总裁, 并长期担任这两个企业的负责人, 为这两个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别是中孚银行, 几经波折, 先是由于日本侵略, 一些分支行被迫关闭, 1946年又遭遇停业风波, 但在孙多钰的斡旋下, 终于化险为夷, 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我国较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他还先后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 后被选任开滦矿务局总经理。1923年1月至1924年11月曾任交通部次长。1951年4月在天津去世。

段祺瑞在天津为恢复共和发挥积极作用

安徽合肥人段祺瑞, 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成立后, 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段祺瑞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 而天津又是他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发迹于天津。1885年, 他考入了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9年毕业后, 被派往德国军事院校学习炮兵科, 并在克虏伯厂实习。1890年回国后, 他先后在北洋军械局和随营武备学堂任职。1896年, 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小站, 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 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 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初年的中国, 政局动荡, 新旧势力交替, 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出闹剧。在关乎共和制度这个大是大非面前, 段祺瑞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他不顾身家性命,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遭到袁的冷遇;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 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 又为“再造共和”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 皖系失败, 段祺瑞再次下野回到天津。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联盟, 并等待时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直系曹锟政权。为应付局势, 冯玉祥等计划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段祺瑞在孙中山未到之前, 与张作霖等召开了天津会议, 决定在新政府成立前, 暂组临时执政府, 推段为临时执政。11月21日段祺瑞离津赴京, 24日就任临时执政。12月4日, 孙中山到达天津, 但时局已发生逆转。孙、段的政见明显相异。段祺瑞在这次执政期间, 于1926年3月18日纵任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屠杀请愿的学生, 造成三一八惨案, 段也因此下台, 再次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但他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诱。

应该说, 段祺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成员, 他力图武力统一中国, 极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 多次掀起军阀混战, 但他为维护共和制度也确实做出了努力, 而天津则是他军政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其他安徽人对天津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

安徽人在天津创办的企业, 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寿县人张益堂1852年创立的天津同仁堂, 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 它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药企业。张益堂是郎中世家出身, 从贩运药材起家, 积累了一些资金后, 便来到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水陆大都会天津经营药材加工。他及他的后人坚持诚信为本, 讲究货真———不弄虚作假, 工精———不粗制滥造, 价实———不蒙骗欺诈;坚持以仁待人, 善待伙计, 善待顾客, 善待周围的人和事;坚持以义取利, 见利思义而后决定取舍;崇儒重教, 把儒家思想作为经营活动的准则, 视读书为乐事, 教育并期望子孙学优入仕。经过张益堂及其后人的努力, 同仁堂终于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华老字号。解放后,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它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后又成为国有企业, 陆续生产出50多个准字号药品, 为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合肥人龚心湛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安徽省长、财政总长, 1919年6月暂代国务总理, 不久辞职。后又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1926年5月结束政治生涯。此后定居天津从事经济活动, 主要是参与周学熙经营的企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通益精盐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等职。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付出过大量的心血。日军占领天津后, 他拒绝利诱, 保持了民族气节。

阜阳人倪嗣冲曾追随袁世凯, 任武卫右翼长, 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参与镇压安徽的二次革命后, 任安徽都督、省长。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在安徽省任内, 他曾开办繁昌益华铁矿和南宿烈山普益煤矿, 赚取了巨额利润。他看到投资纺织业利润大、见效快, 便于1917年8月投资100万元, 与王克敏等在天津创办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今国棉二厂) 。1918年4月投产, 到1922年盈利达600余万元。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纱绽最多、获利最丰的纱厂, 开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倪嗣冲还与安徽萧县人徐树铮等投资兴办了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该行1917年5月15日开业, 行址设在天津, 资本额定为200万元, 实收四分之一, 即50万元, 倪嗣冲投资17万元。1919年10月资本增至500万元, 到1922年3月收足, 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在华北地区, 金城银行与中国、交通和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倪嗣冲在粮食行业也投有巨资, 先在天津西站开办了大丰机器面粉公司, 在寿丰面粉公司也占有一半投资。他还曾投资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倪嗣冲是在天津投资最多的北洋军阀。虽然他积累的财富大都是依靠权势搜刮来的, 但他投资天津的企业, 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的,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及近代化建设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 近代天津为大量安徽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 这些安徽人又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天津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大实验场, 许多变革、创新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些安徽人在其中充当了先行者、试验者。他们的不懈努力, 不仅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 也为我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所谓“大捷”是从宣传意义上来说的，而在实际战况上来看，义和团在廊坊一带的阻击战是不成功的。

首先必须说，八国联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地登陆天津，直奔北京，与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各国使馆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这种急切和仓促造成的结果就是，联军错误估计了战争的规模以及可能的后果，所以他们只是临时拼凑了2066人，由一个不擅长陆战的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带队，而且武器弹药也没有带足，他们打算利用火车从天津前往北京，目的是要保卫使馆。

第三，此时聂士成的武卫军已经部署在了杨村廊坊一带，并配有重武器，而义和团也恰好在廊坊，并将沿途铁路拆毁，可谓以逸待劳。

第四，八国联军到达廊坊，发现铁路被毁，只好选择步行。聂士成令义和团冲击联军，义和团伤亡惨重，被迫退回后又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扫射，基本损失殆尽。接下来，清军与联军交火，联军弹药不足，只好退回，途中又遭到清军董福祥部的阻击。退回天津租界时，联军死62人，伤332人。具体数据会有差别，但伤亡在300人上下应大体不差。清军和义和团这边死伤千余人，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死了三四千。而且考虑到聂士成部对义和团是下了黑手的，估计大多数死的应该是义和团，清军实际死伤数并不大。因为据记载，董福祥部与联军交火后，最终是死了200余人，如果加上聂士成部，死亡数大概也就是500人上下，剩下的死伤基本就都是义和团了。

第五，经此一役，联军才意识到战争规模必须要扩大。原本西摩尔带队时根本没有攻占天津的打算，只是想借铁路过境，到北京去保卫租界。但此时联军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便再次调集了援军，于7月攻占了天津，在不久之后又攻占了北京，并对西逃的慈禧穷追不舍。

可见，廊坊大捷虽在一定意义上拖延了联军进攻北京的步伐，但实际上却是激怒了联军，迫使联军不得不大举增兵，展开报复性的过激军事行动。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廊坊大捷，西摩尔真的顺利进入北京，慈禧迫于压力暂停攻打使馆，双方坐下来还有的谈，绝不至于闹到后来仓皇出逃，并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步。

再说了，我们总是指责慈禧向各国宣战是多么荒诞，义和团那么多人围攻使馆却打不下来是多么野蛮和落后。

但大家不要忘了，慈禧的宣战令并不是正式外交照会，只是被载漪、刚毅几个大忽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而围攻使馆的人中也不光是义和团，还有荣禄治下的清军，怎么就打不下那几十号上百号人驻守的使馆呢？

荣禄一句话道出其中奥妙：“甭管炮怎么打，只要出声，太后在宫里横是能听见。”

你再想想聂士成部与义和团之间的临阵火拼？聂士成又是归谁管？

你再想想远在南边的那几个督抚，为何会拒不奉诏？

可见，这里其实没有外国人的事儿，说到底还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斗。

清朝的北洋新军，下辖了6个镇，战斗力很强，一个镇到底拥有多少兵力

北洋六镇各镇的兵力均在12000人左右。其中第二镇的兵力最多，有12468人，第一镇和第五镇的相对兵力最少，为11746人。

北洋六镇各镇的兵力之所以定在一万两千人左右，这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光绪想按照西式标准编练新军，让大臣们出主意，盛宣怀听说了德军的陆军编制后，就给光绪上了道折子。

“查德国陆队，二百五十人为一哨，一千人为一营，六千人为一小军，一万二千人为一大军，额不缺，饷不扣，枪炮不杂，号令不岐。敢请速练枪队两人军，计二万四千人。”

盛宣怀说，德军是二百五十人为一连，一千人为一营，六千人为一“小军”，一万两千人为一“大军”。德军那么厉害，这个编制肯定没毛病，他奏请朝廷以此编制为准，编练新式陆军。

光绪皇帝接到奏报后，很是重视，下旨立了施行，不准有任何掣肘。所以清政府的官员便接受了这一陆军编制的标准。

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政府没钱练那么多兵，下面各级官员也是吐苦水，表示真凑不出那么多经费，因而光绪的旨意落实到实际后，就只练出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的七千新建陆军。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廷丢了大脸，颜面无光，而且武卫各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朝廷连京畿警卫部队都凑不齐，于是编练新军的问题就又被提上了议程。

这一次有慈禧施压，各级官员不敢推诿，所以袁世凯在领旨练兵后，新军的编练过程非常顺利。

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立即拟定“北洋营制饷章”。两年后，他的七千新建陆军就扩编为了一万人，并冠以番号“常备军左镇”。（当时缺四个马队营，少了大约两千人，后来补齐了）

此后，由于日俄在东北紧张对抗，袁世凯又建议加练三万新兵。不过练兵要时间，所以袁世凯还提议，先裁汰一部分旧军，编成一个步兵协（旅）和一个马队标（团），然后以此一协一标为基础再练一个镇，谓之“常备军右镇”。

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后，袁世凯以东北边防吃紧为由，请求立即落实他提出练兵规划，将淮军的元字营，京城的马、步等营整编，编成步队第五、六标，并从河南、山东等省招募壮丁，编成步队第四协第七、八标以及炮队一个标，分驻马广和小站。至此，北洋常的右镇编练成军，拥有11883人。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4年），清政府将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的番号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一、二镇。至此，常备军的第一镇和第二镇正式成军。

常备军第二镇编练的同时，袁世凯继续招兵头马，筹建第三镇。1904年5月，第三镇与第二镇同时编练成军，段祺瑞出任第三镇的第一任统制。

之后，袁世凯从第三镇抽了一部分兵力出来组建第四镇，待第四镇初见规模后，又从第四镇抽了一部分兵力出来组建第五镇。然后又给此二镇添了一部分新兵，于是第四镇和第五镇也正式成军。

在袁世凯筹建北洋常备军五镇同时，满清贵胄担心新军都是汉人，会动摇国本，就在八旗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及健说营之中挑选年轻力壮者，交给袁世凯，让他按他的训练方法训练八旗子弟。

袁世凯接任后，不敢怠慢，奏请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并完全仿照北洋常备军章程，很快练出一镇，番号为“京旗常备军”。

之后，满清贵胄觉们得陆军第一镇的番号不能给汉人？就把第一镇番号改为第二镇，第二镇改为第四镇，第四镇改为第六镇，第三镇和第五镇番号不变，由旗人组成的“京旗常备军”就这样变成了第一镇。

至此，北洋六镇全部编练完成。北洋第二镇由于是袁世凯的老班底，所以兵员和装备相当最多。第五镇因为是六镇中的“徒孙”，所以兵员相对最少。

值得一提的是，满清贵胄除了组建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北洋第一镇外，还在1908年，即宣统继位的当年，按北洋六镇的军事制度又编练了一支禁卫军。

该军兵力约12000人，基层兵员主要来自于八旗子弟中的精英。首任负责掌管禁卫军的统制是从法国索米骑兵学校毕业的清朝宗室爱新觉罗·载涛（溥仪的七叔）。

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北洋六镇，实际上是七个镇，其中有两个是旗人镇。当时北方新军一共约84000人，其中有24000人是旗人子弟。以旗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来说，当时皇室对军权的掌控还是比较靠谱的。基本遵循了此前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兵力比例。

然而，满清高层的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由于旗人当中没有统兵人才，也就是没有将才，所以禁卫军和北洋第一镇这两支旗人部队，有兵无将，兵员虽然都是八旗子弟，但是中级军官以上，都是汉人。当时高层也不是没想过培养旗人军官，但奈何培养不出来，最后还得靠汉人才能统兵。

因此这就导致武昌起义后，要用兵时，发现两支旗人部队没办法打仗，最终还是要把袁世凯请出山才能稳定局面。

总的来说，北洋六镇实际上有七个镇，按照战斗力排序，第二镇最强，第三、四、六镇战力次强，第一和第五镇稍弱，禁卫军在七镇当中垫底。

另外在这七支部队外，当时还有一支番号为武卫左军的部队存在，这支武卫左军就是当年的毅军。毅军兵员大约一万人左右，战斗力与禁卫军差不多，弱于北洋六镇，也弱于参与辛亥革命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江苏新军第九镇。不过弱归弱，由于该军依附于袁世凯（辫帅张勋就出自毅军），所以毅军在清末民初，待遇也是相当好的。

为什么一个甲午海战，清政府就投降，没了海军可以打陆战啊

甲午战争的海战和陆战是同时进行的。而且陆战比海战更重要。清政府就是因为陆战打不下去了，才最终决定求和。

1894年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清朝军舰“济远”号、“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

这一事件，被视为甲午战争的开端。

同一天，日本陆军第九混成旅，约四千人由汉城出发，进犯牙山附近的成欢驿。

四天后，清军与日军交火，甲午战争第一场陆战——成欢之战爆发。

说起成欢之战，很多人并不了解。但其实这场战役很具有代表性。

因为从这场战役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清朝陆军为什么打不过日本陆军。

当时，清军也有近四千人，主将有两人，分别是叶志超和聂士成。

叶、聂二人在听说丰岛海战后，都预料到日军下一步必然要来攻牙山。所以他们都立刻部署所部在成欢驿一带就地布防。

事情到这里，都还算正常。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就是活见鬼了。

首先，战斗还没打响，就有探子来报：“倭队聚梁川、水原，众约三万”。

清军侦查人员低下的情报收集能力，硬是把日军兵力足足夸大了七倍！

叶、聂二人都不相信日军真有三万人。但他们又不敢不相信情报。故而，在错误情报的影响下。战斗还没开打，驻守成欢驿的清军就丧失了坚守的决心。

紧接着，日军进入战场，战斗打响。

清军因为早有准备，提前派三百人在日军必经之处设下埋伏，所以战斗打响初期，清军占了上风，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当日军后续大部队赶到后，清军的增援却迟迟不见人影。没办法，设伏的三百清军只好无奈后撤，放弃了防线。

聂士成是事后才知道，他派去的增援，因为不了解地形，在行进中遇到一片沼泽，不知道怎么绕开，直接就撤退了。

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知道，打仗前，要提前派人踩点。就算在战场上真遇到麻烦，也可以找当地老百姓帮忙带路嘛。

哪有战前不知道地形，战争中遇到一点小麻烦就直接跑路的道理？

然而，清军就是这么的莫名其妙。

之后，由于前沿阵地丧失，四千多清军又分别统属于叶志超和聂士成，兵力分散了，无法与日军继续死磕。

于是在日军大举围攻，叶、聂只得退兵。

而这一撤退，就是足足400里。清军“一鼓作气”，直接由汉城附近退到了平壤附近。

打了这么窝囊的仗，战后得总结教训吧？该赏的赏，该罚的罚！

打了败仗不可怕。只要清军能认真总结失败教训，制订正确的作战方针，努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未来战局或尚有望，亦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

然而事后，清军却没有任何教训总结。

身为统帅的叶志超，在战后不但讳言清军在成欢之战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恬不知耻的给老长官李鸿章谎报战果，说什么“倭兵漫山遍野，约近二万，枪炮弹如骤雨”。自己指挥得当，“血战六时之久，倭兵死一千数百名”，打得“倭先逃遁”。（日军实际伤亡仅120人，清军200～500伤亡）

李鸿章拿到叶志超的“捷报”后，估计是嫌叶志超吹的牛皮不够大，大笔一挥，把“倭兵死一千数百名”，改成了“叶军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余人”。建议朝廷给有功人员加巴图鲁头衔，赏穿黄马褂。

而朝廷竟然也不调查，直接派人嘉奖了叶志超等人。

结果正是叶志超的恬不知耻，以及李鸿章和朝廷的不作为，为后来清军在平壤之战的惨败埋下伏笔。

成欢之战后，清朝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清日正式开战。

一个月后，日军经过休整后，对驻守平壤的清军发动攻击。

当时清军有一万五千人，分属五个系统。除前面提到的叶志超部和聂士成部外，还有马玉昆的毅军，卫汝贵的盛军，以及左宝贵统领的奉天练军。

至于日军，约一万六千人。与清军兵力大体相当。

按正常情况，清军是守方，有坚固工事。这样的战斗，清军应该能与日军一战。

但从之前的成欢之战中，也能看到，分属不同系统的清军，配合作战能力很差。

而且清军主帅叶志超打了败仗，仅靠谎报战功就能免于处罚，且居然还有封赏。

这样的赏罚模式，不出问题才奇怪呢。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也就可想而知了。

9月12日，日军抵达平壤外围。有逃跑经验的叶志超主张直接跑路。左宝贵坚决反对。

虽然叶在左的强烈反对下，未敢跑路。

但左宝贵让叶志超下令，主动出击，趁日军立足未稳，掌握战场主动权，叶也不同意。

叶志超拿出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命令，反对任何人主动出城出击。

结果在高层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清军坐视日军将平壤团团包围。

9月15日，日军兵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左宝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听说左宝贵战死，早就想跑路的叶志超立即下令撤退，率一万多清军于六日内，狂奔五百余里，逃回了鸭绿江西岸。

清军逃跑期间，丢弃大炮48尊，各式枪械一万余枝。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至此，清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而接下来的战斗，就都发生在中国境内了。

就在叶志超跑路期间，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遭遇。随即双方爆发战斗。这一战就是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再巡海迎敌。

结果，日本轻轻松松就夺取了制海权。

掌握了制海权后，日军在黄海水域如入无人之境，想打哪就打哪，想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登陆。

因此，这就导致清军在辽东的陆上防线，如同破船一般，到底都是漏洞。

10月24日，日军在休整一个月后，向清军布防的鸭绿江防线发动攻击。

在这之前，清廷为保“龙兴之地”，曾从各地抽调精锐布防辽东。

截止至日军进攻前，部署在辽东的清军有大约三万人。

日军方面，两个师团，也是三万人。

双方兵力再次相当。

但前面再三提到了，清军临时从各地抽调不同单位，强行拧成一股绳的操作模式，在日军面前没啥战斗力。日军专攻一处，其他方向的清军肯定不会救。不仅不会救，反而跑的肯定比鬼都快。

所以鸭绿江江防战打响后，清军的防线迅速被日军击溃。驻防的清军争相逃命。

清军在溃败期间，再次丢失大炮78尊，枪四千余支。

10月26日，即日军越过鸭绿江的次日，大连东北方向的庄河也陷落了。

日本海军载着两万五千陆军在庄河的花园口登陆，从中间位置将辽东半岛一刀劈开。

此后，日军趁热打铁，又在旅顺登陆。金旅之战爆发。

由于李鸿章不允许海军出战，陆军也被挡在了辽东半岛北部。驻守金州、旅顺的一万多清军得不到任何援助。因而这一战，仅打了不到一个月，就以清军败走而告终。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作战中，清军前后没打死多少日军，但遗弃的物资依然不少。

大炮丢了270多尊，炮弹丢了几十万发，子弹丢了近千万发以上。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拢共也就消耗了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

日军缴获的军火，比他们打出去的多得多。

日军在围攻金州、旅顺期间，清政府急调两江总督刘坤一率三万陆军北上，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督办辽东军务。

刘坤一到了前线后，从1895年1月17日开始，指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但由于清军战斗力稀烂，配合差，且指挥也不力。因而四次反击皆被日军击退。

1895年1月20日，日军趁清政府的目光集中在辽东战场时，以两个师团，三万兵力，对胶东半岛发动登陆战。

前面说了，清军情报搜集能力不行，加之又没有制海权。山东巡抚搞不清楚日军会在哪里登陆，就处处设防。

然而处处设防的结果就是处处不设防。日军想在哪登陆都没问题。

所以这场登陆战，日军几乎是没遇到一丁点抵抗，就轻松从威海卫东面的荣成登陆。

1月25日，三万日军完成登陆后，兵分两路夹击威海卫和北洋水师所在的刘公岛。

此后八天，清军陆战连战连败。丢失的军火不计其数。

到了2月3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并将炮台上的炮口调转，瞄准刘公岛的北洋水师。

自此，北洋水师的灭亡进入倒计时。

2月12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巨大压力下自杀。

两天后，北洋水师中的主降将领与日军签署投降协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

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岛上仅存的济远，广丙，镇中，镇东等10舰，被日军俘虏。仅有一艘康济舰，被日军允许，由后来民国海军司令萨镇冰驾驶，载着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

自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胶东半岛的陆战也随之结束。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日军于2月28日，在辽东发动攻势。

辽东清军一战即溃，仅十天时间，六万清军就被日军赶过了辽河西岸。

清军在溃败辽河西岸期间，再次发扬其丢盔卸甲传统，丢弃300多门炮，7000多支各式枪械，七位数的炮弹，八位数的子弹。

估计是感觉存货快败完了，再打下去，手上也没东西打了。于是在慈禧的授意下，李鸿章于3月20日，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

之后，谈判因李鸿章挨了日本好战分子的一枪而差点终止。

但在慈禧的坚持下，清政府最终还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回看甲午战争，不难发现：

对日本来说，海战比陆战重要。因为日本与朝鲜并不接壤，如果日本海军输了，那日本的侵略就无从谈起。

而对清朝而言，陆战比海战重要，因为清朝与朝鲜接壤，海军输了不要紧，还有救。但如果陆军输了，那么清朝就彻底输了，直接被日军从朝鲜平推到国内。

而当清政府统治核心区域的直隶，直接暴露在日本刺刀之下时。清政府与日本，那是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

所谓《马关条约》，其实就是城下之盟。

所以，甲午战争，清朝即便海军不行，只要陆军给力，尚有回旋余地。但无奈，清军的陆军更无能，一坨翔一样。清政府正是因为陆战打不下去了，才决定投降的。

天津抗击八国联军的聂士成部是当时清军参战的最强战力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的。当时参战的各部，只有聂士成部打的有点模样，剩下的几乎是不堪一击。包括义和团。

为了深层次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查看了很多资料。说到聂士成，就不得不说一下淮军。大家都知道淮军是李鸿章的家底。甲午战争的时候，淮军基本上被打残，李鸿章也丢了实权。聂士成就是淮军有名的将领。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荣禄参观后觉得可以大力推广，建立新军。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武卫军。

当时清廷建立新军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甲午以后，中国北方的军队基本打光，不建立新军，京畿重地谁来守卫？而且，清政府也意识到，打不过洋人不光是因为武器不够先进，更多的是因为军队的管理、战法。

好了，说的有点远。继续武卫军的话题。当时，的武卫军有五支。

战力最高的，就是袁世凯在小店的那批兵。武卫右军，德系装备，西法操练！

战力次高的，是咱们今天主要讲的聂士成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淮军残部，名字叫武卫前军，当时驻扎在芦台、开平。

剩下的三支分别是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驻扎蓟县，宋庆的豫军—武卫后军驻扎山海关以及荣禄的武卫中军，驻扎在南苑。

整体上来说，袁世凯、聂士成这两支部队的战斗力最高，装备最好，战法最新。荣禄的中军，大部分都是八旗子弟，上了战场属于白给流。

大家注意，这五支部队，是当时清政府可以拿出来抗击八国联军的所有家底了。战斗的结果，除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没有参战后一家独大意外。剩下那四支全部打残。

先说句题外话，袁世凯为什么没参战呢，他的新军被调到山东镇压义和团了，而且后来开打之后，鸡贼的老袁又跟着一块搞什么东南互保。这样袁世凯的新军作为当时大清的最强战力，压根就没参战。战后其他的四支全部打残，他一家独大。。。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说聂士成是当时的最强战力呢。因为聂士成是当时唯一一支和洋人正面硬碰硬的军队。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守，天津北上联军与聂士成部在天津交火。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对列强宣战，令聂士成率部保卫天津，收复大沽炮台，阻止八国联军北上。六月，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欲入京拯救使馆区的八国联军先遣队，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联军无法前进只能后撤，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但裕禄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

这里我要说一下，聂士成和义和团本身就有梁子。义和团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打砸抢的代名词，聂士成保护铁路、义和团破坏铁路。所以这也为后来聂士成腹背受敌埋下了伏笔。

而后，从六月下旬一直到七月初，聂士成先是奉命攻打天津租界十余次，差点攻下。当时西方军队称聂军是中国最强悍的军队。义和团就不用说啦，打砸抢嘛。聂士成派兵镇压，杀了不少人。当然，义和团除了打砸抢背后告状也是一把好手，不让我打砸抢，我就说你卖国通敌。反正，弄的聂士成心灰意冷，决心死战天津。七月初，义和团又抓了聂士成的一家老小，加上聂士成部下的一营新军和义和团串通，使得聂士成腹背受敌，七月九日，聂士成在城西八里台中炮阵亡。义和团本要戮聂尸，因联军追至才幸免，后来德军扯来一条红毯子，盖在聂士成破碎的身体上。并让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交还给清军。

最后，我想说，聂士成随死，但是表现出了军人的傲骨，为了保卫国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遭遇，非常让人惋惜。而且，他的部队，绝对可以算是抗击八国联军的最强战力了！

聂士成和霍元甲谁厉害

霍元甲在历史上著名是因为力气大好不？电影把他神化了。如果说是搏击技巧应该是聂士成。不过真的打起来了，说不清楚的，就根据霍元甲单手举磨的状态来看，徒手搏斗应该是霍元甲赢。

为什么清朝很落后无兵可用，军阀时期突然就有了可用的部队及军火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满清并不是无兵可用，而是始终犹犹豫豫，不敢放开手养兵。

满清是个封建王朝，而封建王朝是皇族和贵族集团家天下。说来说去，全国其实就是这些集团的，同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么，封建王朝的军队只是用于维护皇族和贵族的利益，所以他的敌人不仅仅是入侵的外地，更多是要对付国内的老百姓。

所以封建王朝的军队，首先要求绝对可靠，必须能够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

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

古代所谓好男不当兵，愿意当兵打仗的多是社会底层，是被统治的老百姓。

你怎么要求这群被压榨，等同于奴隶的人，去为奴隶主卖命呢？

这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事情。

满清的解决方法是，制造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旗人。

旗人不但包括满人，也包括蒙古人和部分汉人。旗人集团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比老百姓要好得多，属于特权阶层。

这样一来，旗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当然会支持满清。满清也就是靠着八旗兵打下了江山，坐稳了江山。

然而八旗兵由于生活优越，很快就腐败了，到了康熙时代已经战斗力大减，连吴三桂也打不过了。

万般无奈下，满清只能依靠主要是汉人组成的绿营兵。

绿营兵采用募兵制度，在组建初期给予很高的待遇，还可以分享战利品。

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开始猛增，很多生活困难的汉人加入绿营，总数高达五六十万人，鼎盛时期高达七八十万。

其实只要好好使用绿营兵，满清就不存在兵力问题。

可惜满清又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于汉人尤其是汉人士兵存在极大的恐惧心理。

所以满清用尽一切手段弱化绿营，不让它有太强的实力以免造反。

本来绿营是募兵制度，待遇不错，但慢慢竟然也变成了八旗那种世袭制度，老子死了儿子顶上。关键在于，绿营兵的待遇不能同八旗相比。拿着如此微博的军饷，连生活都困难，谁又不是傻子会为了这点钱拼命！

所以绿营的腐败速度也很快，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基本沦为地方警察，没有军事作战能力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清末太平天国闹起来以后，各地又出现了战斗力很强的民团乡勇武装。就是接住淮军、湘军等地方武装，满清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

可惜满清对汉人武装极其不信任，消灭太平军以后就逐步解散湘军，削弱淮军。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湘军大体瓦解，淮军实力也不强，甚至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也是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得不到真正健康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淮军彻底崩溃，满清一度竟然无兵可用。

万般无奈下，满清开始编组新军，也就是使用西洋战法和武器的武卫军。

满清还是不信任汉人武装，对于武卫军有很多限制，导致规模始终在10万左右，战斗力也提高有限。

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除了袁世凯带到山东的2万嫡系武卫军，其余武卫军再次灰飞烟灭。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满清为了自保，在1902年再次编组北洋新军以及其他的新军。

可惜此时满清已经失去了对全国和武将的很多控制能力，于是新军一方面成为袁世凯等人的私兵，一方面也成为革命党的军事力量。

1911年武昌起义枪声一样，这些新军就立即挤垮了满清，掌握了国家的大局。

其实说来说去，满清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缺钱也不缺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满清全国军队名义上高达80万人，堪称全世界最多的。

可惜，这些军队都是废物点心，只能用于壮声势，根本就不能打仗。

且不要说遇到洋人，就算遇到敢打敢杀的太平军客家兵，绿营兵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曾经7个太平军战士，冲垮了清军1000多人的炮兵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