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的怪异之门-风君娱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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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_kie / Shutterstock

利维坦按:

最近重看了大卫·林奇的《蓝丝绒》,片头刚开始的画面和音乐很祥和,美丽娇艳的花朵,绿油油的草坪,然而,随着镜头的不断放大,却发现在草丛下面宛如异形的巨大甲虫,撕咬啃噬的声音与黑暗一同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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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丝绒》片头画面。© 豆瓣电影

这一幕,真的算是很典型的林奇式隐喻,亦如张爱玲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长满了虱子‘,与其说大卫·林奇善于某种残酷的荒诞,倒不如说这恰恰是生命的常调而已。

当电影制作人大卫·林奇(David Lynch)今年一月去世时,我不仅哀悼一位伟大才华的逝去,也感到失去了一种理解人类思维的新方式。

我是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家,研究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我和我的学生发现,林奇的作品在实验室中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心理刺激,帮助揭示人类思维的内在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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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林奇的绘画作品:鲍勃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2000年。© David Lynch

我尤其对人类进入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所描述的“荒诞”状态感兴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赋予生活意义时,会发生什么。有时会感到一切都不再有意义。而研究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思维。林奇的电影正是通向这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入口。

当我们被“荒诞”击中时,才更能理解人类的思维机制。

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有一个 “意义建构系统” ,帮助我们理解世界。 大脑接收着源源不断的感官输入,而这个系统一直在监测一切是否符合逻辑,确保我们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类似恒温器的自稳系统,只有当我们遇到无法理解的情况时,才会触发警报。此时,大脑中的显著性网络(salience network)就像在我们眼前挥舞一面红旗,向我们发出信号——“出问题了,必须搞清楚!”[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能预测和控制身边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转动车钥匙,汽车会发动,我们对售货员打招呼,他们会微笑回应;九月的午后,我们走到户外,阳光明媚。然而,有时现实会突然违背我们的预期,让我们措手不及:转动车钥匙,却听到刺耳的声音;对售货员打招呼,却被骂“滚开”;走到户外,发现九月竟然下起了暴雪。

此时,我们的意义建构系统会被触发,让我们陷入短暂的迷茫,努力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通常,我们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系统就会恢复正常,我们也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情况过于荒诞,一时之间根本无法解析,那就会更深刻地暴露出我们意义建构系统的运作方式。

然而,在心理学实验中,想要人为制造这种荒诞体验并不容易——至少,必须以可控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大脑如何应对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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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卫·林奇在在洛杉矶的Kayne Griffin Corcoran画廊举办画展“我曾是一只少年昆虫”。© Marcus Yam / Los Angeles Times

多年来,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让实验参与者感到毫无意义、困惑不解,以研究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心理状态。

例如在魔术实验中,我们曾让参与者与一位实验员交谈,随后悄悄换成另一位穿着相同衣服的人。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换人了。 在“错色”扑克牌实验中,我们与参与者玩黑红颜色颠倒的扑克牌(红色的梅花、黑色的方块)。大多数人无法察觉有任何不对劲。然而,这些实验都不如让参与者观看大卫·林奇的电影来得有效。

我们发现,观看林奇的作品,尤其是2002年的短片《兔子》(Rabbits),是让人陷入荒诞的最有效方法。

林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拍摄长篇电影,以善于操纵观众情绪的天赋而著称。他的传记作者克里斯·罗德利(Chris Rodley)曾指出:“林奇想要传达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氛围’或‘感觉’,其实源自一种智力上的不确定性——他称之为‘迷失在黑暗与困惑中’。”

在林奇的众多超现实、梦幻般的电影中,例如令人不安的惊悚片《蓝丝绒》(Blue Velvet),亦或是神秘恐怖剧《双峰》(Twin Peaks),我们最终选择了《兔子》的片段作为实验材料。

这部电影表面上看像是一部情景喜剧:几个人穿着兔子服饰,似乎在进行对话。然而,他们说的话完全不搭边,也没有任何逻辑。背景中还不时插入不合时宜的笑声和掌声,再加上冗长的停顿与诡异的背景音,使得整部影片毫无叙事性,让人不知所措。但是,你可能无法想象——观看这部影片竟然能让人感到深深的惊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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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2006)剧照。© 豆瓣电影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在遭遇毫无意义的事件时,会感到“恐怖谷效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在同时感受到熟悉感与陌生感时,会产生恐怖的错乱感。例如:疫情封锁期间,原本繁华的街道变得死寂一片;像人类但动作怪异的机器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心理测量工具,让参与者评估自己感到多么“疏离”和“毛骨悚然”。结果表明[2]:观看《兔子》的参与者所报告的不适感,达到了我们所有实验中的最高值!

这部电影带来的诡异和混乱感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人们如何努力维持自己生活中的意义。我们发现,当参与者经历那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困惑,并无法弄清发生了什么时,他们会被促使寻找其他方式来重新获得意义感[3]。

我们还发现,人们在面对这些荒诞无稽的体验时,其中一种反应是更加坚定自己生活中的信念。于是,宗教信徒变得更加虔诚,自由主义者变得更加自由,保守派更趋于保守。通过加倍坚持自己的信念,人们能够重新理解世界,从而驱散那种令人不安的诡异感,并重置他们的意义建构系统。

我怀疑,当今世界之所以如此两极分化,部分原因在于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动荡(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人工智能威胁就业),这些动荡不断冲击我们的意义建构系统,使我们在应对时变成了自己更加极端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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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林奇《蓝丝绒》(Blue Velvet,1986)剧照。© Cineluxe

林奇的电影之所以特别引人共鸣,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往往不确定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因为场景中的各个部分似乎并不完全契合。这可能是因为角色们专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双峰》中的“来自另一地方的男人”谈论某种口香糖的风潮回归;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场景之间似乎毫无逻辑联系,比如《穆赫兰道》后半部分的叙事;又或者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实在过于荒诞不经,比如《橡皮头》中那只重新活过来的烤鸡变成了一个抽搐、渗出液体的怪物。我们可能会感到恐惧、厌恶、敬畏,或者只是困惑,但由于我们无法合理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这种强烈的情感往往会在影片结束很久之后依然萦绕在心头。

林奇以不愿解释自己的电影而闻名。我所听说的他最接近诠释自己作品的一次,是在某次采访中,他描述自己在一个晴朗的春日里陶醉于一棵盛开樱花的美丽樱桃树。然而,当他走近仔细观察时,却看到树干正在渗出黑色和黄色的树脂,上面爬满了红色的蚂蚁。“我发现,如果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他说,“你总会发现底下藏着红色的蚂蚁。”

安息吧,大卫·林奇。感谢你留下那些美丽的大师级影片。你让我们直面自己最强烈的情感,你的作品照亮了我们内心最幽暗的角落。

参考文献:

[1]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human-neuroscience/articles/10.3389/fnhum.2023.1133367/full

[2]heinelab-psych.sites.olt.ubc.ca/files/2025/01/2023-Uncanny-Feelings.pdf

[3]www2.psych.ubc.ca/~heine/docs/2013%20Acetaminophen%20and%20David%20Lynch.pdf

文/Steven J. Heine

译/gross

校对/tim

原文/nautil.us/david-lynch-opens-a-portal-to-our-minds-118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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