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为河北省管辖的国家级新区 ，位于北京、天津的三角对称的第三个角上。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 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千米，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千米。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常住人口为120万人。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梳理好雄安新区的空间定位，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建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型城区，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最开始，很多人猜测雄安新区会成为我国新首都，后来看到雄安新区规划定位后发现雄安新区并不是新首都，也不是首都副中心。于是又有人猜测雄安新区会不会是河北省的新省会，但是我们从2021年9月1日实施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来看，河北雄安新区只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高质量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是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参照行使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行使国家和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因此，雄安新区也不会是河北省中心城市。

一、首都副中心、北京市副中心与北京副中心相关理论评述

“首都”的定义在各个理论体系中和各个国家中都有着不同的差异，在世界范围内，莫斯科、伦敦和东京等都是不同类型的首都。在我国，《人民日报》给出的答案是，首都是指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也就是说，在官方语境下，首都首要的功能是这四个中心。《人民日报》也同时提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由官方的表述中可见，雄安新区要承接的不包括这四个中心的职能，所以雄安新区不是首都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设立也不是一次迁都行为。

关于“北京市副中心”和“北京副中心”的定义，虽然“北京市”和“北京”只有一个字的不同，但其中的含义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市是空间中的生产，是相对固定的。用市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发展演进，基本把城市当成独立的碎片化的空间单元。马克斯·韦伯的论著中将“市”定义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政实体，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空间单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行政区划是不会轻易变动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

从“城市”和“市”的定义出发，北京市指的是在北京市1.64万平方公里行政区范围内各种行为主体的组合，包括北京市以下的区县乡镇、北京市属的企业、北京市属的高校、北京市属的其他机构等。因此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通州，指的是承接北京市属行为主体的功能区。而“北京”与“北京市”相比，是一个动态而又模糊的空间概念，北京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固安、燕郊等河北省区域，并且开始向保定与天津方向延伸。

二、“城市”与“市”定义的界定

西方的市和中国的市从空间上讲，几乎是不可比的地理单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西国家的历史进程是不同的，历史因素造成了现代差异。比如纽约市面积789平方公里、伦敦市面积1572平方公里，而北京市为1.64万平方公里、重庆市8.23万平方公里，具有着天壤之别。

城市(urban)与市(city)又有着不同，城市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空间。当代的城市发展理论，基本默认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指出空间生产不是指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或者说，空间自身直接和生产相关。列斐伏尔指出，由于生产力自身在不断地成长，以及人类的知识在物质生产中已逐步介入，我们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因此，城市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它是可以不断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排除也有一些收缩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容器。而市(city)作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辖区或者空间单位，是相对固定的。

市(city)是空间中的生产，是相对固定的。中国的市是古代的府的历史地理遗产。从面积上讲是西方语境下的region，功能上类似city－region，既不同于西方的city，也不是城市。因此urban和city大体存在以下三种空间拓扑关系。

一是包含关系。城市的面积小于市，这种在中国很普遍，中国大部分地级市都是行政区面积远远大于城区面积。比如重庆，因为重庆市的行政面积较大，堪比省级行政区域的地理范围，所以重庆的城市范围远远小于重庆市。

二是覆盖关系。比如东京和纽约的城市区域远远大于东京市和纽约市，所以是一种覆盖关系。目前看，囿于深圳市狭小的行政区面积，深圳的城市区域已经向邻近的惠州市和东莞市延伸，未来深圳和深圳市也是一种覆盖关系。

三是部分重叠关系。空间上有一部分重合，例如北京和北京市，北京的城市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燕郊等邻近的河北省，开始加速向保定和天津市的部分区域延伸，但是北京的城市区域不包括延庆、密云;北京市包括密云和延庆区。那么北京的部分城区范围就和北京市有着重叠关系。

三、雄安新区的区域定位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雄安新区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集中承载地，承接的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因此疏解对象已经清晰，可以预见的是北京的经济和科教资源将有一部分被疏解至雄安地区。

雄安新区的设立本质是北京地区日益增加人地矛盾，中央功能和北京市级功能过多重叠在“北京”这片空间区域，空间的承载力有限，造成北京严重的大城市病。这个新区的背后可以看出城市各类发展要素有各自的运行逻辑，在有限空间发展中相互对立。权力大的要素有优先权，排斥权力小的要素。

因此，雄安新区的定位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北京”副中心，既不是首都副中心也不是北京市的副中心。但它同样不可能成为“北京”的中心。目前北京市域内，核心的金融、经济和高教科研资源不会被疏解，因为这些本身与首都的四个中心的功能紧密相关。比如:金融方面，人民银行和四大行是中央金融系统的宏观调控工具，这种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无法迁到雄安新区;教育方面，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重要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也不可能整体挪移，这些机构与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正如前文所说，空间中权力大的行为主体有优先权，会排斥权力小的行为主体。一些相对弱势的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高等院校等将会被迁移到雄安新区。这对于以行政区思维看待中国城市经济的传统视角来说，对现在的北京市域内是利空的，存量的减少意味着GDP、税收的减少。但长期看，京津冀地区资源的重新分配，会优化北京的空间布局，使北京变得比现在宜居。所节省下来的空间可能是未来北京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继续发挥虹吸效应的空间基础;另外涉及“大北京”地区本地都市圈的空间尺度重构的问题，未来雄安新区会纳入“北京”的本地空间生产的范围之内而被北京化。

对于城市研究者来讲，预判某一个城市的前景要用ur-ban的视角而不是city。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自身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与其他城市的竞合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地理和网络的视角。目前在中国基本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城市空间网络，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城市的发展本质上取决于各种权力的空间分配，权力集中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能力就越强，虹吸效应就越强，辐射的范围就越广，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便越大。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北京过度集中的功能重叠，缓解目前北京的大城市病。在以后的发展中会代表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愿景，不再一味追求人口基数和GDP，而是成为一个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发展的模版，并且可以重塑北京本地尺度的空间。雄安新区会在城市区域范围内拉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对改善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我国南北发展不均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