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景耀六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在这国家危难存亡之际，光禄大夫谯周分析时局，痛陈利弊，最后力排众议，说服后主刘禅降魏，蜀汉政权灭亡。

对于谯周劝降的看法历来颇有争议，谯周到底是欺君误国的千古罪人，还是顺势而为的有识之士，本文就来探寻谯周劝降背后的故事，来解析乱世名士的“无奈”和后世史家的“偏见”。

谯周画像

正文：

谯周，巴西西充人（现四川阆中），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诵经读典，耽古笃学，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读到妙处更是会独自发笑，学霸一枚无疑，而他最终成长为了一代大儒，赢得了”蜀中孔子”的美名。

建兴年间，诸葛亮兼任益州牧，听闻谯周大名，任命他做了劝学从事，而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主政，升任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政。而后主刘禅立太子时，任命谯周为太子仆，之后转为家令。而谯周与蜀汉政权相爱相杀的故事开始了。

一，蜀中大儒谯周与蜀汉政权的相爱相杀之旅

后主刘禅虽非一无是处的昏君，但也绝非中兴之主，主政之后，喜欢外出游玩，沉迷声乐，而这时谯周出场了，上疏劝谏。他以刘秀听从冯异之劝，“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为例，教导刘禅“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从谯周劝谏刘禅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蜀汉名士代表，谯周虽然远离政权中枢，但看到后主贪图享乐，他还是通过上疏直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希望后主能够洁身自好，向光武学习，做一位有德行帝王的期许。

之后谯周更是针对蜀汉连年征战，造成百姓疲弊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假借虚构的因馀之国和肇建之国点出当前蜀汉政权面临的危机，用“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来影射蜀汉当时的处境，提醒蜀汉执政者应让军民修养生息，切勿好大喜功。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三国志》

蜀道难，蜀军运粮艰辛

而笔者认为谯周《仇国论》的点睛之笔在于“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此话直接道出了谯周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蜀汉政权的定位，其背后是其作为史学大儒对当世时局的判断以及作为益州本土派对执政者的提醒。

而当邓艾偷渡阴平，直指成都之际，蜀汉群臣胆战心惊，计无所出之时，谯周慷慨陈词，力排众议，讲事实，摆道理，外加引经据典，结合天文地理，一句“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破碎了群臣投靠东吴的幻想，更是以“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反驳了避祸南中的想法，最后以“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作为总结，结果就是“于是遂从周策”。后主刘禅出降，蜀汉政权灭亡。而谯周因功被魏国封为阳城亭侯。

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三国志》

邓艾偷渡阴平，直指成都

二，从劝谏到劝降，乱世名士的”无奈”

纵观谯周与蜀汉政权的相爱相杀，由早期因才华入仕，之后上书劝谏后主，到最后劝后主降魏，谯周对三国后期的局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谯周的所作所为是乱世名士的无奈之举，他上书劝谏后主不要贪图享乐是其作为一个蜀汉臣子的忠诚，而当他发现蜀汉已无力回天之时劝降，则是作为一名蜀中鸿儒的本心。

（一）谯周作为益州本土集团代表人物，其对蜀汉政权国策的不认同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对于益州来说是个外来政权，刘备集团由从荆州来到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系，由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法正，李严为首的东州派，以谯周，黄权为代表的益州本土派组成。

而我们可以从刘备永安托孤诸葛亮与李严，可以看出益州本土派是远离权力中枢的，益州本土集团对蜀汉政权来说，是既要安抚又要防范的，这是强龙与地头蛇的博弈。

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与李严

而站在益州本土派的角度，是刘焉，刘璋执政，还是刘备，刘禅执政，甚至是曹魏，孙吴都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追求的是主政者能使益州国富民强，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也是乱世中人最大的诉求。这也可以解释当刘璋暗弱时，他们支持刘备，当刘禅暗弱时，谯周劝刘禅投降。因为在当时的乱世中，谁有能力保境安民，益州本土派就会倒向谁。

而在刘备，诸葛亮高举光复汉室旗帜，立志还于旧都时，多数益州人民对此缺少认同感，而他们更直接的体会是由于连年征战，国家疲敝，民有菜色。而在邓艾兵临城下之时，谯周能以一人之力便说服蜀汉举国投降，也侧面说明了此时的蜀汉已经病入膏肓，人心涣散了。所谓铁打的故乡，流水的诸侯，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派的对蜀汉政权的真实态度了。

孙休时，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汉晋春秋》

诸葛亮以克复中原，光复汉室为己任

（二）谯周作为史学大家，其对时局的判断及铭记前世的教训

谯周作为当时的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三国志》作者陈寿，《陈情表》作者李密等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对时局的判断也更胜常人，而在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战乱时代与大统一王朝的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乱世名士讲究良臣择主而事，而当时蜀汉国力倾颓，后主刘禅平庸，忠臣义士虽有力挽狂澜之心，但已无扶大厦于将倾之力了。

而身为史学大家的谯周当然清楚的记得就在200年前，同样在益州这片大地上，成家政权公孙述负隅顽抗，但仍挡不住历史的滚滚车轮，被碾压而过，成都城破，只留下身死族灭，百姓遭殃的惨痛回忆。

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后汉书》

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谯周此举无疑保全了蜀境百姓周全，而当时蜀国处境艰难，对人民来说更是一种解脱，而在更高的层次着眼，谯周劝降无疑是迎合历史大势的。何为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后主刘禅剧照

三，时局与正统观的变迁，造成后世史家“偏见”

谯周劝降事件本身就自带争议，这是乱世中秉持春秋大义与选择顺势而为的碰撞，因此每个人都会对此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无关对错。我们来看下后世对谯周劝降的评价来解析时局和正统观的变迁造成对其评价的影响。

（一）时局变化对后世评价谯周劝降的影响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相互攻伐，百姓民不聊生，能早日过上安定生活是他们心中唯一的奢望，因此在魏晋之交，人们对于谯周劝降的评价都比较高，司马昭赞谯周有“全国之功”，而陈寿在其《三国志》评价谯周劝降之举为“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这可以说是高度赞扬了谯周保护了蜀汉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人生安全，可谓至高评价。

但当时间来到了东晋，对谯周的风评就开始直线下降了，东晋文坛领军人物孙绰骂谯周：“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而东晋中期的名士孙盛更是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当时的蜀国明明还有一战之力，却因谯周之言举国投降，怒斥谯周的叛徒行为。

东晋只剩半壁江山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同宗的两晋对谯周劝降的态度，迥然有异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时局变了。

到了东晋，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东晋失去半壁江山，成了偏安一隅的政权，衣冠南渡的东晋名士们对于失去故土的痛惜显而易见，因此他们对于劝蜀主投降的谯周相当不爽，也就有了以上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时局影响下，人们对于事件的评价会发生变化。

（二）正统观对后世评价谯周劝降的影响

而到了唐宋以后，三国人物逐渐被戏剧化和脸谱化，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形式的广泛传播，三国在民间的正统由曹魏变为蜀汉，这影响就相当深远了，随着尊刘抑曹渐渐盛行，蜀汉人物的光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此时劝降的谯周的形象就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王夫之《读通鉴论》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拿姜维与孟达来说，姜维是曹魏降将，是蜀汉之功臣，曹魏之叛徒，然而其在民间的形象高大光辉，而孟达是蜀将降魏，其风评就黯淡了许多，更何况是身为蜀汉大儒却劝降蜀汉的谯周了。因此正统观的转移对后世对谯周的评价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蜀中大儒谯周

通过回顾蜀中大儒谯周的生平，以及解析其作为益州本土名士的立场和政治理念，来试着了解作为乱世名士的谯周其劝降之举背后的无奈。而从后世对谯周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出时局变化和正统观变迁对谯周评价的影响。

我们跳出谯周劝降这件事，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人物状态，以及其面对的时势走向，尽最大可能的来了解其所做所为的动机，尽量给与客观中肯的评判。这就是笔者的浅见。最后说一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谯周”，其功过得失自在人心，这也正是笔者认为历史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