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他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散文方面，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诗歌方面，求新求奇，以文为诗，以论为诗，对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不幸3岁丧父，由其兄韩会抚养。10岁的时候，韩会也病逝于韶州任上，韩愈遂随寡嫂避乱宣城。韩愈从小刻苦读书，无需督促即能自我勉励。

19岁的时候，韩愈来到长安，投奔身为殿中侍御史的族兄韩弇（yǎn），并希望能得到推荐，未果。第二年，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赴长安，不幸韩弇死于平凉劫盟（吐蕃为诱杀唐朝将士而策划的一次无耻行动）。韩愈无依无靠，生活困顿。一个偶然的机会，韩愈拦住了北平郡王马燧的车马求助，马燧乃一代名将，当初也极力赞成与吐蕃的会盟，不想却被吐蕃算计。了解了韩愈的情况之后，有感于其族兄韩弇之死，遂把韩愈安顿在自己的府邸中，并资助其参加科考。韩愈曾做《猫相乳》以感其德。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韩愈连续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失败告终，羞愧莫名，遂返回宣城发愤用功。

公元792年，第四次参加考试的韩愈终于进士及第。按照唐朝规定，进士还需要通过吏部的选试，才能授予官职。韩愈又连续参加了三次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都未通过。其间，韩愈曾三次上书宰相，均石沉大海。

796年7月，29岁的韩愈因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在近三年的任职期间，韩愈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自己关于散文的文学主张，即：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骈体文。后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开宣武军，刚走四天，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提前离开得以免祸。不久，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因性格直爽坦率，韩愈在那里并不融洽，数月之后离开。

801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并获得通过。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两年后，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适值关中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上疏弹劾，反遭馋害，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一年后，迁为江陵法曹参军。

806年，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两年后，正式担任国子博士。再两年，又降职授河南县令，适值当地藩镇暗中蓄养士兵，窝藏逃犯，图谋不轨，韩愈积极布置应对措施，使之不敢行动。一年后韩愈回到长安，先后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有感于自己屡次贬谪，韩愈创作《进学解》自喻，当朝宰相惜其才，调其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修撰《顺宗实录》。后又任职知制诰、中书舍人等。

公元817年，为讨伐淮西叛藩首领吴元济，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并聘任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突袭蔡州，裴度未采纳。后李愬雪夜提兵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大家都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建议裴度借平定淮西声势，用书信说服另一叛藩——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裴度采纳。韩愈遂口授书信，叫人笔录后送达王承宗，果然，王承宗摄于兵威，归附朝廷。

淮西平定后，韩愈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唐宪宗命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渲染了裴度的事迹，忽略了对生擒吴元济的李愬的描写，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文失实，宪宗遂换人重新刻写。

公元819年，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并要求将佛骨烧毁。宪宗勃然大怒，甚至想对韩愈处以极刑。在众臣的劝谏下，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为此，韩愈写了一首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中有“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等句，表明心迹。

后宪宗也觉处罚太过，就把韩愈调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不久，又调回京城任国子祭酒。

公元821年，韩愈任兵部侍郎。适值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新任承德节度使田弘正被杀，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朝廷经反复考量，决定赦免王廷凑及兵变士兵，并派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此行凶险，百官都为韩愈的安全担心，唐穆宗也嘱咐他谨慎从事，不必急着前往。韩愈慨然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毅然只身前往。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攻心舌战，韩愈顺利安抚变乱。

随后，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朝廷便调韩愈任兵部侍郎，不久，复任吏部侍郎。

公元824年，韩愈病逝于家中，享年57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纵观韩愈一生，其做官，直言敢谏，正气凛然，虽屡遭贬责而不改初心；其做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反对重声律对仗轻内容的骈体文；思想上，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做官为学之余，不忘资助他人，奖掖后进，如孟郊、贾岛、李贺、皇甫堤、李翱、李汉等，故其虽逝去，其影响却日益广泛。

两百多年后，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韩愈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其个人与其时代古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唐宋八大家共同的思想基础。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是韩愈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想命题。

韩愈文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韩愈之“道”，是先期时期的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即孔孟之道。对此，韩愈在《原道》中说得非常清楚：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先秦孔孟子之道，核心的思想是“仁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爱人推衍到爱物。

韩愈所继承、阐释与发扬的，正是孔孟的“仁义”思想。韩愈的文章中，“仁义”是频频出现的。如《原道》言：“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人》言：“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答李翊书》言：“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送浮屠文畅师序》言：“道莫大乎仁义” 《衢州徐偃王庙碑》言：“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

韩愈赞赏、评价他人时，首先言及的也往往是“仁义”。如《欧阳生哀辞》言：“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 《与鄂州柳中丞书》言：“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 《送区册序》言：“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言：“公于伦次为中子，仁孝慈爱，忠厚而好学，不应征举，沈浮闾巷间，不以事自累为贵。”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言樊宗师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

韩愈论述儒家之道时，提出：先秦的儒家思想，“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是说儒家之道，传到孟子那里为止，孟子之后的荀子的汉代扬雄，都“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其思想已经不属正统的儒家。韩愈将荀子与孟子加以区别。这是很重要的见解。

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不过，他们分别着重发挥了孔子思想的不同方面。大致上可以说，孟子侧重于发挥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孟子》一书言“礼”仅64次，言“仁”则多达157次。孟子还把“仁”推及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的政治理想。荀子与孟子不同，他则侧重于发挥孔子“礼”的思想，并且把“礼”与“法”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一种兼容儒法的思想学说。这与孔子就有所偏离了。

尽管孟子最接近孔子，但从汉代起，社会所理解与接受的儒家思想却主要是荀子的思想。这是因为，孟子言“仁”，包含较多的古代民主色彩，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政治现实持批判态度，并且以“师道”作为对抗君权的精神力量，强调士人在政治权势面前需保持应有的道义尊严，甚至要求君王对士人“学焉而后臣之”，孟子的这种态度自然不能为大一统的封建统治者所欣赏。与此相反，荀子强调的不是“仁”而是“礼”,“礼”的实质在于“分”：分尊卑，分贵贱，分上下，这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整个汉代，发生最大影响的是荀子。《史记·吕不韦列传》就说“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班固把《荀子》当作孔子七十二子之后的代表作。王充的思想有很多来自荀子。《论衡》中有《问孔》、《刺孟》，对荀子无此批评。荀子还深刻影响到董仲舒、贾谊等人。刘向曾说董仲舒尝“作书美荀子”，董仲舒的思想也正是对荀子思想的发展。

韩愈对孟子特别推重。他《送王秀才序》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又云：“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他在《上孟尚书书》中说道：“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这是对孟子的极高的评价。韩愈对荀子则有所批评，而对汉代儒学则更是加以批判，说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汉代儒学的价值与合法性。

韩愈崇尚孟子而否定汉代儒学，是有原因的。孟子的思想，特别是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前秦诸家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说是最有光彩的。在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在君臣关系，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看做是一种相互对待的关系。孟子还提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极端反对臣对君的阿谀奉承。孟子的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但后人坚持这一思想原则，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皇权发生冲突。韩愈本人也正的如此。韩愈自己也明白，他所信奉的先秦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只能用文章表达出来。《争臣论》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文道关系上，有几种不同说法，这就是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其意思是说，“道”需要用“文”来“明”的。“明”，是彰显的意思，就是说，文章“明道”的过程，就是使道得到彰显的过程。反过来说，没有“文”，道也得不到彰显。这就是说，“文以明道”之说，强调的是“文”的作用。

　　“文以贯道”是韩愈的学生也是女婿李汉表述的。他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贯道的意思，是“文”把“道”串起来，在这一表述中，文与道已经是两回事，不过，文还是比较重要，因为没有“文”的话，“道”虽然也是有的，但“穿不起来”。

　　文以载道，出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载道的意思，等于是说，一、文是车、船之类的东西，道是车船所装的货，文与道完全是两回事；二是说，文的作用就在于载道，就像车、船之类在作用就在于装东西，不装东西，就没有用处了。不难看出，这表现出对“文”的轻视。相比之下，“文以明道”是最为可取的一种说法。

“不平则鸣”语出《送孟东野序》。孟东野即孟郊，是韩愈的好友，他在科场及仕途上都不得，好不容易才得以进士及第，又等了好几年才得到一个县尉的职位，县尉是个很难做的官，孟郊虽终于入仕，但心情并不畅快，韩愈当时刚刚结束了四年无聊的幕府生活，回到长安谋求调选而又未得到答复，心情也很郁闷，他为孟郊送行，就借此倾吐了自己的不平之气，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则乎？”韩愈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三种不平：一是物之不平，二是人之不平，三是天之不平。“天”、“人”、“物”就最宽泛的含义讲，又都可以称为“物”，这样，天、人、物之不平就可用一句话表示出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讲不平则鸣，主要当然是讲人的不平。韩愈的所谓“不平”，指的究竟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平”即“愤愤不平”，也有人认为韩愈 在文章中提到了伊尹、周公，因而，“不平则鸣”的“不平”就是情感的不平静，既包括愤懑，也包括“欢乐”、“欣喜”。如有人这样讲：“‘不平’是指‘不平静’……内心不平静既可因哀怨不满之情所致，也可因欢愉欣喜之情所致。举凡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使人之内心不能平静，如周公之鸣，就是以幻愉欣喜之情歌颂周朝之盛德。”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有理，其实是不确的。首先，韩愈的不平指的是一种“不得已”之情。对此韩愈自己讲得很清楚：“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而“不得与不平静是不能相等的。不平静只是情感的波动状态，自然可以包括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不得已”却不同，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主体想摆脱这种情感，却做不到。显然，这只能是愤懑、哀愁之类的情感。欢乐、欣喜的情感有很高的享受度，可以说是不平静，却不能说是“不得已”。其次，人们之所以认为韩愈的“不平”是不平静，主要是考虑到韩愈在下文中提到了伊尹、周公等人，觉得若言不平为不得已，即与伊尹、周公之鸣有矛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伊尹鸣殷，并非是歌颂盛世。伊尹固然是殷初的大政治家，但他作《伊训》和《太甲》，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情况：太甲登位之后“无道”，伊尹不得不夺去其王位，《伊训》正为此而作。周公作《无逸》更不是“以欢愉之情歌颂周朝之盛德。周公辅佐成王时受到成王的猜疑，管叔、蔡叔又与他作对，他须剖白心迹、劝导成王，这可以说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之情。总之，韩愈的不平，指的就是“不得已”。韩愈看来，这种不得已之情是创作的主要动力。

韩愈这两个文学思想命题，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韩愈主张文以明道，是因为道不能行，只能以“文”来“明道”，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命题之时，即有“与世龃牾”的强烈感受，心中郁积着不平之气，也就是“不平则鸣”。如果说文以明道与不平则鸣有所区别，那主要在于：“文以明道”是对文学创作内容的要求，而不平则鸣则是对文学创作心理动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