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编里说：“奴隶制准确说来是一个人完全拥有另外一个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完全属于前者。”这是对奴隶制的定义。

我们无法从奴隶制中得到好处

奴隶制最显著的特点是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制度并不是一种好的制度，它不仅对奴隶有害，而且对奴隶主也无益。奴隶制使奴隶主的政治美德丧尽，无意间变得傲慢、暴躁、凶恶、荒淫及残酷，他们不知道自由就是被认识的必然性，而受自己的欲望奴役。在人类社会里，最骇人听闻的罪恶大多发生在奴隶制的社会中。

每天都有人说“真希望我能拥有奴隶”，但如果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做奴隶、谁做奴隶主，估计没有人愿意这么干。我们无法从奴隶制中得到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无论是国家还是城邦，都不需要奴隶制。奴隶制的出现代表着氏族公有制已经破灭，社会组织变成了压迫的力量。

人们曾以为泛滥的民主制度是雅典城邦衰落的原因，因为雅典人朝令夕改，把城邦变成了暴民舞台。他们流放地米斯托克利，处死苏格拉底，惩罚伯利克里。繁荣富强的国力，促使雅典走向对外扩张的殖民道路，最终在伯罗奔尼斯战争中惨败。

然而，造成雅典衰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民主，而是奴隶制，雅典对外扩张是因为奴隶制发展的结果。日益提升的生产力水平催生雅典对劳动力的需求，但破产的自由民因奴隶制的约束，无法下降为奴隶来补充劳动力，这才诱发了雅典对外扩张、掠夺奴隶、奴役他国的野心，奴隶制导致了雅典城邦的衰落。

那么奴隶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究竟起源于哪里？对此，政治理论家们的观点不一。

古希腊的奴隶交易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生而为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继柏拉图的《理想国》及《法律篇》后，又一政治学名著。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家庭中都存在着天经地义的奴隶制，家庭是城邦的基本单位，而一个完整的家庭是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所谓“由于男男女女主人奴隶之间的联系结合，首先便形成了家庭”，家庭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基本共同体，他们的关系是主人和仆役、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

家庭联合成为村落，村落再联合成为城邦。城邦里，具有才能及远见的人成了统治者和主人，而拥有体力能够劳动的则成了被统治者及奴隶。奴隶与主人有同样的共同利益，他们服从于主人的统治，在主人的带领下走向富强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说：“作为一种财产，奴隶完全属于主人。”“奴隶具有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和职能。”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是属于他人的呢？亚里士多德说这首先是一种“必须”，而且“利大于弊”。统治者总是优秀的，具有伟大的人格及品质，人天生就是不平等，有的人聪明些，有的人愚笨些。身体健壮者适合体力劳动，聪明睿智者适合脑力劳动，前者为奴，后者为主。

对于奴隶来说，服从于奴隶主就如身体服从大脑一样自然而然，而且这种服从是有利的，它不仅能够造成家庭致富，还可以实现城邦的富国强兵。对奴隶而言，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奴隶身份。因此，亚里士多德做结论说：“显然，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的人则天生为奴，对于后者，奴隶属性更为有益，也合乎自然。”

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起源于社会的自然发展，合乎于自然，有些人就该生而为奴。在这样的城邦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权威而不是法律，城邦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实行家长制，主人的分内之事是治国理政，奴隶的本分则是生产劳作。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一针见血的反驳说：“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本末倒置了因果关系。每个生来就处于奴役状态的人就是为遭受奴役而出生的，这一点真是再确定不过了。”只有在奴隶制度的统治下，人们才生而为奴；并不是人们生而为奴才造成了奴隶制度。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

罗马法学家认为奴隶制源自人的同情心

查士丁尼的《理论汇编》认为奴隶制源于人所固有的同情心，首先，为了避免战俘被杀害，人们同意把他们当成奴隶；第二，为了避免债务人被债权人虐待，人们允许债务人卖身为奴；第三，当父辈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时，孩子应跟随父辈一起成为主人的奴隶，以便讨生活。

对于这些说法，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进行了反驳：

第一、杀害俘虏的行为“被全世界国家唾弃”，当敌人放下武器成为俘虏之后，胜利者所拥有的只是看好俘虏的权利，让他们不能再成为祸害，而不是拥有对他们的生杀大权。格劳秀斯曾认为奴役权来自战争和暴力，胜利者可以拥有对被征服者的生杀大权，而后者则能够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回生命。卢梭认为这种观点从法理上说不通，因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只有作为士兵才成为敌人。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国，而不是抽象的杀光敌国的人。当敌人放下武器、投降之后，就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拥有基本人权的人。格劳秀斯把奴役权建立在生杀大权之上，但奴役权里就包含着生杀大权，主人可以随意杀死自己的奴隶，这样权利的来源就变成了自己，造成恶性的循环。“奴隶”跟“权利”是背道而驰的，“奴役权”不是一种权利。

第二、说债务人为了避免虐待可以卖身为奴同样站不住脚。买卖是一笔交易，奴隶把自己出售给奴隶主，但他自己就是奴隶主的财产，因此他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买主也没有付给他任何东西。卢梭说：“放弃自由就是放弃成为一个人，就是要交出人权甚至还有人的责任。”奴隶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交给里奴隶主——包括不被虐待的权利。

第三、认为孩子应当跟父辈一起为谋生活而作奴隶乃是一种虚妄。“人连出卖自身的权利都没有，怎么有权出卖子女的权利？”这完全超出了父权的界限。

卢梭（1712-1778）

奴役权的真正源头

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奴隶跟土地绑在一起……他们不在主人家里劳动，只需上交一定量的粮食、牲口、纺织品给主人即可”，这种奴役叫作“属物的奴役”，中国古代的自耕农、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都属于这种，他们是政治奴隶；此外还有一种奴役，那就是作为主人的财产，住在主人的家庭里，与主人建立起人身依附的关系，这种奴役叫作“属人的奴役”，属于民事奴役。

民事奴役出现奴隶社会中，而政治奴役出现在专制国家中。

《论法的精神》对当时欧洲封建社会出现的奴役权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分析，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专制。专制政体毁掉了公民自由，在这种政体之下，自由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在这种国家里，人民更能容忍民事奴隶制，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政治奴隶了。既然臣民已经没有了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他们又怎么会在乎人身依附关系呢？既然他们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也必然觉得奴役比自己更弱势的人乃是合理的，他们仰慕强者并且挥刀向更弱者。

因此，孟德斯鸠说：“在那些国家中，自由民因太过软弱，无法与政府对抗，便想办法变成那些暴政实施者的奴隶。”当然，这种人不是真正奴隶，而是鲁迅所说的奴才。

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不能有奴隶，因为这种国家重视人性、崇尚荣誉，而且是依靠法律而不是权威进行治理；在共和国里也不会有奴隶制，民主政体认可所有人政治地位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贵族政体里，法律尽可能让全体民众在政体性质许可的范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

孟德斯鸠（1689—1755）

奴役权的其它源头

政体是奴役权的直接源头，此外，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则是奴役权产生的根源。生产的发展改变了氏族的分配方式。最初的强力在于经济上的优势，占有土地、生产资料和粮食，才能够组建武装部队，对外掠夺，对内防卫。

有些地方的奴役权源自风俗，某些民族因风俗差异而敌视其他民族，人们出于成见，而将理智、法理弃之不顾，野蛮的奴役他族，例如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所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度。

有些地方的奴役权则来自宗教，孟德斯鸠说宗教思想激励殖民者在美洲犯下各种罪行，“这帮强盗都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为了传教方便，他们居然规定传教者对非教徒拥有奴役权。

还有一些地方，奴役权来自于理性的败坏，卢梭说：“强力造就了第一批的奴隶，而他们的怯懦则使这种情况永续下去。”被压迫的奴隶不仅丧失了一切，甚至还丧失了不做奴隶的反抗思想。“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状态，正如尤利西斯的伙伴们热爱他们的野蛮状态。”要是说有天生的奴隶的话，那么这种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