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9年，对于唐朝来说意义重大，曾经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大英雄唐代宗李豫去世了，谥号睿文孝武皇帝。紧接着，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今后晚唐的历史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说，皇位刚到手的德宗，其实，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河朔三镇是被招降的，所以，埋下了不少隐患；而战争中，为了对付叛军设立的节度使，带来了藩镇割据……加之，多年争战，导致农田荒废，水利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唐德宗登基以后，确实大干了一场，俨然一副要复兴的气象。

继位之初，政治上他以强明自任，亲贤臣，远小人，选用杨炎为相；外交上，罢免四方朝贡，新朝之味浓厚；经济上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使得百姓的压力小了，国内经济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象。目前看来，德宗做的都符合“明君”二字，但是，后世对他的风评却并不太好。

在我国史学界，一致将唐德宗视为“昏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他犯了和唐玄宗等君主类似的毛病——执政生涯虎头蛇尾。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来我们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反而一步步将最初的美好击碎，暴露出了人性中最丑陋的真实。唐德宗执政中后期，逐渐犯下了诸多影响唐王朝历史的错误，例如：姑息藩镇、猜忌忠臣、重用宦官、贪财聚敛等。

在《新唐书》中，甚至，有这么一段描述，说：唐德宗“猜忌刻薄，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我们可以看到，唐德宗执政后期的行为和理念，与他继位最初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先说说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可以看出，德宗非常明白藩镇割据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性。领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有了土地叛军势力才有存活的土壤，而想根治他们则会难上加难。德宗确实致力于打压藩镇割据，但是，无奈事与愿违，或许是政治决策上的问题，或许是前朝留下的隐患太大，或许是唐王朝在战争中损失了元气等，这些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恢复。

总之，事情的结果遭到了藩镇势力的激烈反弹，连德宗本人都被迫出逃奉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奉天之难”。“奉天之难”后，德宗似乎泄气了，失去了往日重振李唐江山的雄心壮志，反而，采取了姑息藩镇的政策。其实，原先的打压已经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途放弃却使它们死灰复燃起来，使得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而开头，我们所提过的隐患“河朔三镇”，此时更是成了一块踢不得的铁板。由此可见，做事专一，坚持不懈的重要性，但是，此时说这些已经没有用，错误已然酿成。即使如此，德宗还是不能被称为“昏君”，毕竟，“姑息藩镇”这一点，还是带有一些不得已的因素。

但是，德宗接下来由于自身问题所犯的一切错误，才是唐朝由盛转衰，且再难兴起的根源。

“奉天之难”带给他的摧毁似乎不仅是斗志，还有政治决断力，使得先前的励精图治、英明决断都完全没有了。可能是流亡生活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在“朱泚兵变”后，他变得贪财聚敛。

他不仅恢复了四方的朝贡，还经常派宦官直接向各地方州县公开索取贡品，称之为“宣索”。那么，地方官上哪来钱呢？自然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更多的还是从百姓身上压榨，甚至，以此为借口欺压百姓，使得本来生活状况稍有好转的百姓，又一次掉入了火坑。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唐德宗不仅自己贪财，设有两大私库，还甚至默许官员们贪财。上如此，下自歪，在这种风气下，国家官吏们贪污成风，使得唐德宗执政后期民生凋敝。前面提到过，唐德宗之前是亲贤臣而远小人的，而执政后期的他，却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猜忌忠臣，重用宦官。

因为，他在奉天逃亡过程中，陪伴他的只有谄媚的宦官，这便使得变乱结束后，他亲近起宦官来，认为：他们比朝臣更为可靠，甚至，将神策军都交到了他们手中。然而，这一决定是他执政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不仅致使宦官们直接拥有了兵权，还导致李唐王朝后期宦官专权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的专横。

这些宦官们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甚至，连皇帝都得退让三分。唐德宗之后，宦官专政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可以说害了唐朝后世的几代皇帝。

到了唐朝后期，宦官甚至能左右君王，弑君、废立君王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早已变得不稀奇了。而这一境况，直到唐昭宗时期才得到根治。可惜，泱泱大唐彼时犹如牡丹开败气数已尽，再难显现辉煌了。

唐德宗李适，在位27年，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却没能塑造辉煌，最后，竟落得“昏君”一名。如此下场，令人唏嘘。这份悲剧其实是必然的，从他的性格上就能窥见一斑。太容易放弃、太容易被一时困难打败斗志，乃至性情大变。太容易被甜言蜜语所迷惑的人，注定难以走得长远……

但是，这份悲剧，若发生在一位君王的身上，便成了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