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年出生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负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有何影响？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参与人口监测预测，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决策支持，贺丹也提交过多份有关人口与生育的提案。 贺丹认为，对人口负增长，我们不用过度焦虑，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动中的积极因素。

贺丹指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人口负增长这一重大转变，要靠政策、制度、环境、文化。“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贺丹也对有部分地方“发钱鼓励生娃”的政策提出了她的意见。“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也不要只发给户籍人口。”

对于生育与性别歧视的话题，贺丹指出，如果性别平等更加进步，生育水平会回升。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 摄影 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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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过度焦虑人口负增长

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积极因素

红星新闻：您对我国人口数量变化趋势的判断是什么？

贺丹：我们中心对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在是零增长区间，大概从2019年开始，总人口变动在100万上下。不过我们发现，近几年的人口波动变化很大，特别是出生人口下降很快，那么可能会有一个波动的区间。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出现第一个小高峰以后有波动。我们又有三年疫情等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人口在零增长区间范围内可能还会有小幅波动，但是可以确定地说走进了向下的通道。

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红星新闻：您怎么看人口负增长引起的一些担忧？

贺丹：是不是人口负增长，我们中国就不发展了？不是这样的，人口的变动是中性的。人口是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比如，人口红利是有窗口期的，能不能实现，靠你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

人口负增长、老龄少子化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是永恒的，新的发展阶段会面临新的问题。

对人口负增长，我们不用过度焦虑，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动中的积极因素。

首先是虽然我们人口总量已经下降，人力资源总量还在持续增长。我们中心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把人口总量乘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到2035年之前，我国的人力资本都是持续增长的。这个简单测算是有缺陷的，因数据所限，只考虑了学校教育的年限。有的研究团队还考虑了职业培训等其他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测算结果显示，到2040年之前，人力资源总量都会持续增加。所以，人力资本的增长还会持续10~20年。

第二，虽然人口总量下降，但人口家庭户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晚婚晚育，家庭户的平均人数在下降，单人户越来越多。家庭户总量对住房、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也对能源消耗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

第三，我国还处于低龄老人比较多的阶段，部分低龄老人又有钱又有闲，又有经验又有技能，是支持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健康方面，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中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指预期寿命的健康部分）也会延长，这也会重塑人力资源的基础。

此外，人口变化也为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1962年、1963年的人口出生高峰接近3000万，现在一年就1000万，那么以前很多想都不敢想、干都不敢干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想、可以干了。

例如，现在专科生加上本科生，大学生入学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万，这意味着以后可能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如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教育没那么“卷”了。又比如，0-3岁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少，前几年的小高峰是1800多万，那些孩子基本已经上幼儿园了，现在才1000万，空出的学位就可以投入婴幼儿照顾，不少幼儿园特别是民办幼儿园，会主动改成托儿所的。教育投入会加大，而目前对0~3岁婴幼儿照顾的财政投入还非常少。在人力资源方面，财政投入可以去对标经合组织教育委员会开展的“强势开端”计划，对标他们的儿童早期教育。

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算了一个数，到2035年，0~17岁人口会比现在减少一个亿，这会让教育支出有很大的结构性变化。

总体来讲，我国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使人口能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能够挖掘的潜能还非常大。怎么挖掘，是政策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的效能决定的。

人口变动是自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双向适应的过程，经济社会发展要服务于人口发展这一目标，人口发展又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人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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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

70岁以下老人是“活力老人”

红星新闻：老龄化进程加快，如何应对好当下的老龄化？

贺丹：我国老龄化的进展非常快。历史上出生人口有几个高峰，在1962年、1963年的高峰年达到了29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这一部分人现在刚好过了60岁，所以一年的老龄人口总量一下就增加了1000多万。

国家有一些总体的安排，把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老龄化虽然来得很快，但它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有很多的有利条件，可以积极地应对。

我们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地提升，2021年达到78.2岁了，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也在提高：老年人不但活得更长了，也活得更健康了。国家现在也特别关注银发经济的发展。

现在还是低龄老人比较多，1963年这一波出生高峰的特别多，我们把70岁以下的老人称作“活力老人”，他们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还好，也很愿意参与社会工作。

红星新闻：我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会消失？

贺丹：从人口学的概念来讲，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目前我国窗口期还没有关闭，会延续到2035年前后，但是红利的空间在缩小。

除了传统的人口红利概念，大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红星新闻：除了人口数量，我们也关注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人口结构？

贺丹：没有什么好的人口结构，很难定义什么是好的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你说好不好，不好，但它就是这样。你说活得长好不好，当然好，但你看宏观结构，人口老龄化了。

我们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有一个动态的均衡，没有什么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适应人口的变动，人口当然也参与发展的过程，但是人口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拍脑袋想一个最优的人口结构，然后怎么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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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

让“生育赤字”缩小

红星新闻：生育率下降有哪些原因？

贺丹：首先，经济社会发展是现在生育意愿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指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为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现代化国家生育意愿都不高。我们的调查发现，不考虑任何的限制条件，中国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是1.8左右，有波动，但是不大，打算生育子女数也有变化，前两年有点低了，因为打算有延后。总体来讲生育意愿是下降的。

第二是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90后、00后跟80后、70后、60后的差异太大了，因为社会在加速发展，特别我们中国整个是一个压缩性的发展，而且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快速趋同。另外有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疫情延后生育。

红星新闻：低生育率是否可以扭转？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也没有再上去，最好的北欧国家曾经很长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了。

现在生育意愿下降，以后生育观念可能会多元化，但少生优生还是主流。我们可以做的是外部政策干预，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实现生育意愿，努力稳定生育率，让它不要变动太快。

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让生育水平不会下降得太快，让“生育赤字”缩小。我们中心调查的生育打算是在1.6左右，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1，这0.5个子女的赤字就是政策干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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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更进步

生育水平就会回升

红星新闻：有些生育支持政策出来，比如说产假延长、放开三胎，女性会觉得加重男女就业不平等。但是低生育率正是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系。您如何看待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

贺丹：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梳理了国际上的经验后发现，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促进性别平等的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有人说，现在就是女孩子想得太多了，要受教育，就不想结婚生孩子了，所以不能让她们受太多的教育，要让她们回归家庭。这是不对的。

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共识，也是不可逆的过程。只要往更高的阶段发展，就是性别平等进步到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又会回升。比如说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待遇都是由对企业的贡献决定的。以前有人会说女孩不如男孩聪明，现在我估计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同样地，以后企业也不会有这个概念，男职工和女职工都一样。

此外，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也非常重要，性别平等的发展阶段也是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性别平等进步，我有信心我们的生育水平会提升。

红星新闻：很多女性求职的时候被问，有没有结婚，三年内会不会生孩子。那么，职场性别歧视如何消除？

贺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育的矛盾，大家都很关注，每次去调研，我也很有感触。不仅仅是女性，年轻男性也有职业发展和家庭婚育的矛盾冲突。

我觉得，生产是女性完成，但是家庭育儿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中，家庭内部代际的支持，性别角色分工的平等，这些小环境因素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这是我们近两年调研的一个新发现。

外部性别歧视的问题不仅是在生育政策调整以后，以前就长期存在。尽管我国妇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思想习俗仍根深蒂固。我建议，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

同时，要构建好基本制度，根本的是要转变企业的用人标准，就看求职者的能力而不是性别。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生育保险的改革和完善，比如生育保险要扩大覆盖面，然后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那么生育保险可不可以不仅仅对女性，对男性也有一些保障？我看到有地方生育保险基金有富余，男性休陪产假或者育儿假也可以支出津贴，这个是很好的。

↑贺丹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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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鼓励生娃”：

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不要只惠及户籍人口

红星新闻：现在有些地方推行“发钱鼓励生娃”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给钱，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一点家庭养育的负担，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问题，要有基本制度的构建，这不会短期见效，我们要有耐心。现在有些发钱的措施我们也关注到了，我通过媒体给地方政府提一些建议。

首先，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一孩太重要了，这是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一孩的养育体验直接影响到再生育的决策。

第二，不要只做户籍人口，要做就做全人口，所有在你这个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人群，可以去跟社保挂钩。不要跟户籍制度绑定，因为以后城市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年轻人的竞争，你要通过这些友好的政策把人留下来，而不是根据户籍差别对待。

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和评估这类政策的效果，以便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