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深深的撼动了唐代的统治基础，原有隐藏于社会基层的问题，也从此一股脑的反映出来。朝廷在此时，也遭遇到了统治上两难的问题。外在的纷扰，直接冲击着皇室的统治基础，实属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饱受战乱的基层民众渴望安定与富足，是朝廷统治的根本，虽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却也同样的重要。当务之急不能不救，百年之计又不能不顾，唐代朝廷的难题实出于此。

安史之乱

外在的冲击，依旧是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安史之乱后唐代朝廷的重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这意味着唐朝廷必须额外开辟财源以扩大财政的基础。然而，这却是以加重基层百姓的负担为代价，唐代朝廷的统治，似乎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恶性循环中。虽然表面上是农民经济生活的问题，归结到底，仍旧成为朝廷的财政问题。

均田制

唐代赖以立国的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其背后代表完整的赋税与财政秩序，并非在安史之乱后才开始崩解。赋税与财政的混乱的现象，早在高宗永徽年间便已开始出现。均田制下授与的土地，已被切细至农民难以耕种的程度；租庸调法以外的额外征收，尤其是以地税户税等为首的诸项杂税，也不断的提高在赋税中的比例。安史之乱只是为这些乱象敲响钟，给沈溺在盛世假象中的统治阶层沈重的当头棒喝。

租庸调法

尤其是战乱造成大量的人口流散，纵使在战乱平息后，依旧“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这或许是一个较为夸张的记载。然而从户口数看，从天宝年间的九百万户，一路下跌到肃宗干元三年的一百九十万户，“十无一二”却已经是相当贴近实际的数据了。民户大规模的流亡，当中许多都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小农，他们的逃亡更产生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原本便已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只有更行剧烈。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田亩移换”使得“贫富升降”更加的明显且严重了。

另外，这样大量的浮逃户口，造成以往按丁征课的方式根本无法有效实行。逃户盛行的现象大幅度的收缩了唐朝廷的赋税收入，在面对战乱局势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面对变局的肃宗与代宗，也必须与臣下研拟出一套有效的赋税体系，进而打破帝国行之百年的赋税型态。在这段赋税改革的过程中，有两个不得不提的财经大臣，那便是刘晏与杨炎。

刘晏及其财经政策

德宗建中元年，被贬官至忠州刺史的刘晏，就任的一路上有宦官护送，只是路程还没到忠州，便又收到德宗赐死的命令。在面对死亡的当下，或许会回想起自己过去种种荣耀。自幼时便得荣宠，八岁随侍玄宗封泰山；十岁贵妃画眉，此事虽未见正史，却为当时所津津乐道之轶闻。

漕运

其后安史之乱，身为财政重臣，平乱所需之用度，安民所需之良策，可谓皆出于其手。知道自己纵使这样的有功于国，仍旧不免死于党争，心中的感触定若纠葛难解的千万丝絮，一时不能平抑。在赐死刘晏后，又过了十九天，德宗才发布这个消息，期间先杀后诏之举，亦可见德宗杀意之坚。刘晏之死不止于己身，还牵连家属数十人，当时社会为之震动。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为刘晏家属陈情，认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还其妻子。”仍旧遭到德宗的拒绝。

先不论德宗何以如此恨刘晏入骨，刘晏之死抑或属冤枉，然引起这般的朝野震撼，亦可见其于朝中之地位。刘晏的成功，并不来自他八面玲珑善于应对，而是那股办事的用心与高亮的节操。

或许出于童言无忌，刘晏幼时便曾讽谏玄宗时之朋党：

这虽然只是一般的童言童语，无论日后他是否将此事置于心头，但他也从未偏离这样的自我期待。从刘晏的一生来看，并没有特殊的党派偏好。其日常生活：

从这里也可以瞥见他重实务的性格，其死后“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可见其清俭。然而，更值得佩服的，不只是他道德上崇高的操守，而是在安史乱后他对于唐代财政的贡献。

今人探讨刘晏的财政贡献，多集中讨论他在盐政改革上的贡献。然其成就，却远不仅于此，大致上有三个部分，首先是改革漕运；其次方为盐政改革；最后则是建立高效能的灾荒通报机制。

漕运整合

安史之乱以前，水陆运交杂使用依旧是江淮与关中地区间运送资源最主要的方式：

运两石米要耗上上千钱的资源，明显的已经超出应有的成本，更说明朝廷不计成本与代价的征收赋税的态度。然而，这也意味着加在农民身上的杂税也会随之增加。为了使赋税的征收与运送回本，朝廷不得不增加额外的赋税，这便是所谓力役中的运输之役，也是许多农民生活的痛苦来源。有时朝廷在财政困窘时，根本不把脚钱充作运输费，如高宗便曾下令“诸州脚钱价用充官人俸料。”无疑的把农民当作冤大头。高宗以前，江南尚未完整开发，朝廷依赖江淮地区的运粮尚少，故还不成问题。玄宗以来却暴增数倍，人民才真正开始感受到这个痛苦，

史载：

“斗钱运斗米”之说虽然颇有夸大，其实也表示了漕运上低落的效率。因此，整合水运资源，便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裴耀卿任江淮都转运史时，便已开始尝试一些初步的统合，得到的结果也很令人满意，尤其单是整合山东河南地区的水运系统，“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庸钱三十万缗。”这意味着节省了大量的成本。然而其后裴耀卿希望进一步的整合水运资源，却没有获得成功。一直到安史之乱开始，华北地区遭受全面性的破坏，相对之下江淮地区受创较少，加上大量的人员南渡逃难与开发，朝廷必须仰赖这样大量的资源北送以供军需。为了节省成本，漕运的整合已是势在必行之务，而这个空前巨大的重任，便是在刘晏的努力下完成。

刘晏为了达成这项任务，跑遍大江南北，熟知各项利弊，可谓是尽心尽力，他曾经这样很自豪的告诉当时的宰相元载：

为了感谢元载的知遇之恩，他甚至表示“思殒百身，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之不运，愿负米而先驱。”有感于其诚意，元载才将漕运之事尽负刘晏。在这样的全权授与办理下，刘晏方能达成使命。由是：

打通了南北河运的任督二脉，“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然而，这也让基层农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刘晏在陈漕运四利四害中，前三害即表明从河南地区到陕西地区的残破，使得该地区的运输加倍困难，而这些运输的艰难工作终将落到农民头上。所幸他尚能以盐政改革后所得的利润补贴运输，并不直接增加赋税。但为了保证运河的水量丰沛，他甚至禁止丹阳湖地区的农民引水灌溉，最终仍旧是与民争利。在面对国家的困境与农民生活的天平上，终究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然综论之，其惠民仍多于苦民。江淮地区粟米的输入，可以大幅度降低关中地区农民的赋税；对于已然残破的洛阳，运河的重建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回复。

唐代盐政

盐政改革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盐政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只设官吏羁縻而已，然时盐价每斗也只十钱。一直到战乱发生，朝廷急需大量资金，便委派第五琦变盐法，采用汉代桑弘羊的专卖模式，由国家垄断食盐的制造与销售。第五琦主导下的盐政改革毕竟不算成功，其间盐价甚至飙升到原来的十倍，

“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每年盐利最多也才到四十万缗。虽已是为朝廷拮据的财政现况，提供了相当的资源，却远无法与刘晏的成就相较。

刘晏的盐政改革便是在第五琦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本身非常赞成这种征收间接税以增加国家收入的方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然而他必须首先改善的在第五琦的盐政底下，商人与朝廷间的对立关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国家强势力量主导，将商人的买卖排除在盐榷的体系外，而以朝廷派任的官员入主，尽收天下的盐利。然而第五琦的失败亦在于此，由国家主导的盐榷，虽可将卖盐的利润紧握于手，却也徒然增加了庞大的管理支出。

针对此点，刘晏采用官商合作的方式，允许商人入籍为盐商，将食盐的销售权归予商人，商人只需向产盐区的官员缴纳税钱后，便可自由贩售。大幅度的降低了管理的人事开销，又促进商人买卖的动机，双方皆获其利。在朝廷与商人间由竞争到合作的转换过程中，统治者的利润也由此达到最佳化的效果。

对于一些远离盐产区的地方，又设有常平盐以作为一种平抑盐价的调控机制，“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费。”既是惠民，又是得利，也有效的防止商人居间操弄抬升盐价，进而造成民生物资飙涨的窘境。在刘晏的努力之下，在他担任盐铁使的第一年后，朝廷榷盐的获利已由四十万缗提高至六十万缗的水平。到了大历末年，更进一步提高至六百余万缗之谱，占了该年赋税收入的一半。

盐政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的改变了唐代立国以来以实物缴纳为准则的税制。纵使在贞观到天宝年间，货币给付依旧是购买食盐最主要的方式。然而国家无意在此掘利，税收的少，影响也不大。改革成功的盐政，使大量的货币流入朝廷财政，甚至成为与传统农税并驾齐驱的财源，这促使国家开始体认到，货币的流通在经济调控上具有远超过实物的灵活性，为日后两税法的税钱奠定基础。

高效能的灾荒通报机制

在刘晏的诸项政绩中，影响层面极广，未必单独指向农民。然而此点，却是影响农民生活最要且最急迫者，却也是学者较少关注的部分。

刘晏善于任人，在精选官吏的前提之下，他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管理体系。往往能够在灾难发生初期尚未造成严重伤害时，便能够预先减免与赈济。陈谏便曾经这么赞颂：

如此的高效能，在今日的社会仍旧难以到达，也实在让人怀疑陈谏记载的真实性。毕竟陈谏的文章，用意在表明刘晏乃“有功于国”者，为他的冤死抱不平。然而这样的高效能，是建立在刘晏善于用人的基础上，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因此他没能真正的建立一套良善的灾荒救济体制，只是在旧法的基础上落实推行与提高效率而已。但是仅仅如此，对于农民的生活，已有相当大的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