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深为德宗所倚重,有“救时内相”之称的陆贽,依然无法逃脱遭贬谪的命运。因为德宗被谗言所影响,陆贽一路被贬至忠州。对于陆贽而言,这正巧是当年刘晏贬死之处。他或许会这样想着:皇上这是另有深意,抑或只是历史的巧合?
唐德宗李适
两税法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使得好大喜功的德宗强硬了起来,却也引起了近十年的征战。至此,先前两税法的基础已是消耗殆尽,“天下户口三耗其二”。朝廷重新发布了两税的原则,却已经在实施上遇到了许多难解的问题。这时疑惑的德宗便对他一向依赖的陆贽征询意见,陆贽据实以答,写下了知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一文。该文分为六条,共长达一万字,是至今陆贽所存文章中最长者。
孔目司帖:唐代新疆西州地区实行两税法的唯一物证
当中对于两税法颇有质疑,故往往为学者所引用,作为理解两税法的途径。然全文的用意,非在于非两税,而是如同文章的题目,在于提醒皇帝要均节赋税、体恤百姓。在此,也希望能以陆贽该文为纲,探讨士人理解农民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陆贽雕像
对于中唐以来的混乱与败坏,甚至在两税法施行之后,接连而来的几年战乱,都让受到皇帝重用的陆贽深为了解两税法在实施上的弊病与问题。〈均节赋税恤百姓〉的奏文,虽是针对其笔下的“时弊”所发,却也牵连到不少与两税相关的问题。
陆贽画像
该文共有六个部分,分为六个主题,分别为〈其一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四论税期限迫促〉、〈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初看之之下颇为混乱,缺乏一核心议题,虽多针对时弊所发,前后为文却是相互干扰。大致上来说,此六条以“均节赋税”与“恤百姓”为核心,前两条便是指的是前者,延伸的讨论便是政府的开销问题;后者较为复杂,深通时弊若陆贽者,依旧只能据其所闻略书当中危害较大者。因此,后四条较为独立而零散,但主题仍不离“恤百姓”之议题。
两税法的时弊与法弊
陆贽叙述租庸调法的源由与立意。他是这么评价的:
藉由强调租庸调是取法先贤前哲的规制,说明租庸调的实施有着相当的合法性。另外,赋税的条目虽然颇为复杂,却是清楚明白。因其轻敛,故有利于农民长守其家业;固定的税额,也省去官吏反覆校阅的繁复,进而让恶吏失去上下操弄的空间;因其立法因袭自三代,故育有浓厚的教化意义。因此,租庸调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一套值得推行的税法。更重要的,是租庸调法承袭了三代以来的法意,故“虽维御损益之术小殊,而其义一也。”
租庸调法
既然如此,为何会有两税法的出现,且进而取代了行之超过百年的租庸调法?陆贽不得不稍稍概述两税法实施的历史背景。他以为安史之乱的破坏,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幅下滑,使的原本狭窄的税源更行短促。为了安定局势,朝廷不得不增加各项杂税的收入,藉此以作为平乱的资本,这也使的租庸调法明显的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由是,原本项目清楚,立意良善的旧法开始混乱而失去了准则,中央确实需要相当程度的财政重整。包括陆贽自己,也赞同对于旧法作某种程度的更动。然而对于作为政府应变局势的两税法,却是颇有意见,他这么批评:
建中之初,再造百度。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
一方面称许了改革的意图,另一方面又攻击了改革的方式。陆贽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主事者搞错了弊病的根源。对于主张变法的杨炎而言,当时的局势既是时弊也是法弊。正因如此,变法方有其合理性,主事者必须适应时势创造一套恰当的征税方式,但这在陆贽眼里却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方面陆贽很清楚安史之乱后赋税征收混乱的情形,他承认政府的确有必要重加整顿,使赋税征收回复到租庸调时代那样的简单易于实施,他才会这么批评:
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陆贽并非反对变法。他以为“时弊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可见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也赞成全面性的变法。但他以为在这方面杨炎却似乎显得有点小题大作,全面废除了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一意推行两税法。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贽或许回避了租庸调法荒废已久的事实,加之均田制的破坏,更使当时的租庸调法难以全面性的回复。然而他仍旧从两税法的立意开始,一路的检讨到其实施的成果。大致上有“揆新校旧,虑远图难”、“规略未详悉”、“利害非相悬”,到最后的结果便是“所为必当,其悔乃亡”。表面上看来是各个独立的因子,实际上确实层层相因循,导致最终失败的结果。
陆贽墓
“揆新校旧,虑远图难”,讲的是主事者杨炎的好高骛远,急于解决眼前的危机,却罔顾问题间层层相扣的环节。此话开始于对杨炎意图的称许,认为他深知“弊之宜革”,问题在于“所操不得其要”上头。但这当然属于非战之罪,从杨炎主政开始到推行两税法为止,其间不过数个月,两税法实施不到两年,杨炎便遭到处死,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套完整而细密的赋税方式。如此一来,规略又如何能详悉,利害又怎能相悬?
安史之乱 壁画
搞到最后只能后悔当时废除了旧制。当然,这只是陆贽以为变法当有的态度。虑远图难虽是必须,规略仍不可不详悉,如此利害方能相悬。不过这都是以“法弊”为前提的论调,陆贽以为当代的问题不在租庸调本身,而是“时弊”。而陆贽所谓的“时弊”,指的便是安史之乱后“供亿不恒,承急诛求,渐隳经制”的情况。面对中唐以来的变局,安史之乱时,陆贽年纪尚轻,未必能有深刻的体会,却也能从时人口中略得一二;朱泚之乱时,陆贽已身于政府中枢,对于时弊更是有着深刻的体认,进而认为改革与变法终非良策。